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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结怨考辨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 | 宋声泉  2019年11月26日08:28

摘要:目前,关于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结怨的两种通行说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误。本文依据相关史料,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不存在对话关系;二是“双簧戏”事件直接引出林纾加入论战的说法难以成立。此外,本文还对这两种通行说法的形成过程予以简要地勾勒,以揭示其背后不可靠的一面。

关键词:林纾;《新青年》;胡适;双簧戏

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的结怨,是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此,目前有两种较为通行的说法。一是林纾发表于文学革命之初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其直接动机被描述为“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出来后,林纾敏感地察觉到‘古系之绝’即传统中断的危险,写文章主张中国的古文不宜废” [1]。二是认为引林纾入瓮的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的“双簧戏”,“即由钱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 [2]。

然而,笔者在翻检史料的过程中,发觉这两种说法均难以成立。本文希望贴近历史现场,对此二说存在的疑问加以揭示,试图将世人熟悉的文学史知识重新陌生化,为认识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的论争提供新的基础。

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最先刊于1917年2月1日的《大公报》[3],随后又登载在2月8日的《民国日报》上。从内容上看,《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论古文之不宜废》鼓吹“不废古文”,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意味;从时间上看,胡适的文章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林纾之文恰巧在一个月后登出,确有进行对话的可能。但如果细加品察,情况恐怕未必如此简单。

《论古文之不宜废》仅600余字,第一部分以马、班、韩、柳为例,谈“文无所谓古也,唯其是”。第二部分先感慨“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后惆怅于古文因清亡而不能再载道、仅以“艺术”存的悲惨现实;最后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将此文与《文学改良刍议》细细对读,很难找出林纾直接针对的是胡适的哪条意见,有点关系的仿佛只有第八项“不避俗语俗字”;但林纾所谓“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其原因是“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并认为“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可见,林纾反对的根本不是“俗语俗字”的使用,而是行文中夹杂新名词。

在清末民初时期,持类似想法的大有人在,即便是刘半农,对钱玄同赞扬梁启超的引新名词入文也表示过不同意见。他说:

愚以为世界事物日繁,旧有文字与名词既不敷用,则自造新名词及输入外国名词,诚属势不可免。然新名词未必尽通,如“手续”、“场合”之类;亦未必吾国竟无适当代用之字,如“目的”、“职工”之类。……若在文学范围,则用笔以漂亮雅洁为主,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西洋文学中,亦鲜有采用学术名词者)。[4]

由此不难看出,刘半农对“自造新名词及输入外国名词”的批评,与林纾的观点确实有着相通之处。

今人对民国初年常有一种错觉——仿佛当时复古思潮泛滥,所以时代的旧文学气息十足,但实则不然。早在晚清时提倡“新教育”者“为了改变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毛病。因而,关于新学制的设计,文学课程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遗漏’了” [5]。虽然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提出“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但学生们着眼于致用,普遍重西方格致之学,而轻视传统的经史辞章。对此,曾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的王画初回忆说:“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 [6]

1907年,周作人在《读书杂拾(二)》中说:“中国比来,人多言学。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利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 [7]由此亦可见时人对文章之学的态度。后来周作人回忆称:“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 [8]鲁迅等人因留学生办的众多杂志里没有讲文学的,所以想办《新生》;消息传出后,大家颇以为奇,甚至有人对鲁迅说:“你弄文学做甚,有什么用处?”周作人认为《新生》计划的流产与那时的风气有关。

诚如林纾所言,进入民国之后,由于政体的西化,知识界更加趋于实用的新学。就连胡适都曾专门撰文批评留学界“数典忘祖”——“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 [9]。国内对世人轻言欧化而尽弃国粹之举深感痛心者,亦大有人在。如“慕韩”便提出:“保全文学以存国粹者,诚为今日之急务矣”;他还感慨道:“我国开化最早,文学卓著,腾踔全球。今举四千年独得之薪传任其摧残,不事匡救,是人不我亡,而我自亡之矣。” [10]这里的“文学”词义与今人偏指“纯文学”的概念不同,范围更广。

至于古文,在旧派文人的眼中,更是命运堪忧。1914年,马其昶为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作序时说:“今之治古文者,稀矣。” [11]同年,姚永朴受聘于北京大学文科,主讲“文学研究法”。第一讲谈文学“起原”,至结尾处,拟想论辩对手的质疑,“或曰:文章特一艺耳,沾沾自喜何为?……或又曰:当今时事孔亟,所应讨论者至多,奚暇及此?”这类对“文学”略带轻蔑的态度在民初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姚永朴对“英吉利人因其国语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时以自诩;吾国人反举国文蔑视之”的现象,表示“殊不可解”。他甚至说:“今当斯文绝续之交” [12]。听来似乎危言耸听,但亦表明了古文家内心中强烈的危机感与焦虑意识。

马其昶与姚永朴是桐城派最后的两位巨擘,与林纾皆有过从。这三人对古文命运的担忧亦是相通的。1913年,林纾受到章门弟子的排挤,被迫离开北大。去职前曾撰《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表达了对古文未来的忧心忡忡:

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趣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熸,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13]

陈平原教授从“此文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卫道热情”读出其“已经蕴涵着日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直接冲突” [14],但笔者希望借此强调的是,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不是他针对《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新观点,而是一贯以来的对古文忧虑的抒发。

1917年1月,《新青年》的发行量仍较小[15],且主要以青年学生为阅读对象,也未引起时人的广泛注意,林纾能否读到《新青年》,其实是个疑问。当期的《新青年》虽写着1月1日发行,可“国内大事记”一栏中载有1916年12月26日北京的消息——司法总长允令检厅依法起诉“非法团体”,且说“今尚在诉讼进行中”。也就是说,陈独秀撰写介绍时事文字的时间当更晚。全期编好后再送交排印也需要时间。故而该期发行很可能会拖期。

当时,林纾住在北京,而《新青年》发行地是上海,在京虽有直隶书局、龙文阁、浣花书局三家代派处,但杂志寄至北京售卖也需时日。在周作人日记中,详细载有1917年购阅《新青年》的情况,可供参考。1月24日,他在绍兴收到鲁迅寄的自创刊至2卷4期的《新青年》,赞其“多可读”。4月初抵达北京后,于20日购得3卷1号《新青年》;8月3日买2号、3号两期;8月8日专程“往琉璃厂求《新青年》四”,结果却“不得”,直到14日才买到;9月3日购3卷5号;10月6日在北大图书馆读到3卷6号[16]。对读《新青年》的发行时间可知,周作人在北京至少要在《新青年》标明的发行时间的两个月之后才能读到该期。尤其是《新青年》3卷2号发行于4月1日,但周作人4月20日却只能买到3卷1号;再如3卷4号发行于6月1日,可周氏8月8日竟然想买却买不到。可见,该刊自标明的发行时间至北京实际有售,所需时间并不短。由此观之,林纾在《文学改良刍议》问世的当月即读到并撰文反驳的可能性极低。

退一步说,即使林纾读到了《文学改良刍议》,有没有可能去反驳呢?胡适虽在《甲寅》上发文时受到过章士钊的推崇,但林纾是否读过《甲寅》尚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即使林纾了解胡适的背景,恐怕也不会将他作为对手。毕竟,林纾文坛地位显赫,胡适仅是晚生小辈。尤其该文甫刊之时,林纾无法预知它在读者中会有何反响,恐怕更想不到日后会对古文的命运产生重大冲击效应。所以,从情理上说,林纾大概不会降低身价,去专门撰文批驳胡适。

再者,从接受视角来看,《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大约两个月后,远在美国的胡适读到该文,不仅将其抄录在日记[17]中,还专门致信陈独秀,称:“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 [18]倘若《论古文之不宜废》是针对《文学改良刍议》有感而发的话,从常理上说,胡适应正面回击;但细品其日记与书信的内容,胡适显然没有读出林纾的“敌意”。相反,他似乎还打算将《论古文之不宜废》作为靶子,以“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但由于林纾文中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令胡适感到“大失所望”。终其一生,无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还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抑或晚年的口述自传,胡适多曾次谈及文学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反应,但从未提到《论古文之不宜废》。

综上来看,《文学改良刍议》的刊出与《论古文之不宜废》的写作之间并不存在诱发的关系。然而,错误的观点何以会成为当下的流行性叙述呢?仅就笔者目力所及,在叙述文学革命的反对派时,最早提及《论古文之不当废》的是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伍启元与蔡尚思均受他影响,亦持此论[19]。阿英在其《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中亦称:“林琴南反对新文学,始于《论古文之不当废》,与《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 [20]相对而言,民国时期,人们谈论文学革命时较少提及《论古文之不当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文被多部新文学史写入“文学革命”的章节中[21],于是《论古文之不当废》是针对《文学改良刍议》所作的说法逐渐通行起来。

有趣的是,据笔者所见,自《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以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写为《论古文之不当废》。原因大概与胡适有关。胡适日记中抄录的尚是“不宜废”,但致信陈独秀时却变作“不当废”;该信先是发表在3卷3号《新青年》上,后被收入《胡适文存》。笔者推断,写成“不当废”之史家在建构此文与文学革命的历史关联时,恐怕未曾找来《大公报》或《民国日报》上登载的全文做仔细的辨析。例如周策纵说:

1917年初,钱玄同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革建议,并对林纾加以攻击。林纾当时对他的答复只是间接和谦和的,不过是说古文文学作品不应被革弃,而应当像西方对拉丁文那样加以保存。[22]

他注释里显示其观点“引于胡适《通信》”。再如司马长风说:“《论古文之不当废》一篇文章,因无全文,不得其详,胡适信中曾引用如左的话”。[23]

笔者见到的各类谈《论古文之不当废》意在反对文学革命的论述,所征引的林纾观点皆是胡适信中提到的话,尤其是愿意征引“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这一句,来说明林纾反对白话,但实际上《论古文之不宜废》丝毫未涉及白话诗文的问题。

值得反思的是,研究者在书写历史时,对第一手的资料重视不够,同时囿于前人的成说,使《论古文之不宜废》是针对文学革命的说法成为了一种通行的历史叙述。于是原本很容易澄清的错误竟沿袭了数十年。

上一节已经指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并无直接引发的关系。那么是否是“双簧戏”起到了激怒林纾的作用呢?其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王敬轩”的来信与刘半农的复信均发表于1918年3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4卷3号上;而林纾明确攻击文学革命已在1919年的2月。自当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为林纾辟一专栏,名为“蠡叟丛谈”,按日发表短篇小说;17、18两日连载的《荆生》即意在讽刺《新青年》同人。该小说讲的是“健男子”荆生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时,碰巧与相约山游的田其美、金心异、狄莫相邻而居,听到三人纵谈“去孔子灭伦常”与“废文字以白话行之”等谈话,勃然大怒,破板壁而入,大骂“禽兽之言,乱吾清听”,并痛打三人、逐其下山。林纾以小说人物影射《新青年》同人,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分别是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

但吊诡的是,何以“双簧戏”已经过去快一年,林纾才起而反击呢?其实,自1917年始,林纾就经常遭到《新青年》同人或暗或明的批判。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 [24]此言打击面颇广,并非专指林纾。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称:“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 [25]今人虽多视林纾为桐城代表,但已有学者澄清此事,指出林纾“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 [26]。如此看来,与《文学革命论》同期登出的钱玄同通信中所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未必会使林纾对号入座。

《新青年》同人明确批判林纾,始自1917年3卷1号《新青年》的钱玄同致记者信,信中曰:“如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文章虽未指名道姓,但明眼人均能看破这是在讽刺林纾。钱玄同评价林纾“在桐城派之下”,更能证明先前所说的“桐城谬种”不包括林纾在内。在3卷6号《新青年》上,钱玄同进一步说到:“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与钱玄同暗骂林纾不同,胡适则点名道姓地批驳,前文所述之3卷3号《新青年》刊载的胡适致陈独秀信即是一例。同期,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说:“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 [27]不过,刘半农此言的意图是作为提倡“不用不通之文”的一个例证,并非专门针对林纾。然而半年后,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1号上回应刘半农时,却接过这个话题,继续讽刺林纾。他言道:“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则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 [28]这颇有点将刘半农拉下水的味道。因为刘半农原话是断言易顺鼎、樊增祥、康有为等人的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 [29],可是如果乍看钱玄同的言论,就好像刘半农也骂过林纾似的。

至4卷3号,《新青年》上刊出《文学革命之反响》,上演了“双簧戏”。文中,“王敬轩”不仅为林纾“方姚卒不之踣”的句法问题辩护,驳斥胡适的“不通”说;还赞赏林氏能将外洋小说移译为“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并且“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刘半农回复时先说明王敬轩的辩护没有将句法道理讲清;然后说“林先生的著作……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接着列出林纾翻译外国文学的三大弊病:一是择稿不精,二是谬误太多,三是“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更进一步指出林纾所犯常识性错误——“《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考”、“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其中,第三点属翻译观念的问题,见仁见智;其余的几点弊病,皆是由林纾不懂外语所致,对此,林纾本人也从未否认过。

在“双簧戏”之后至《荆生》发表之前,《新青年》上亦不乏讽刺林纾的言论。如在1918年4卷4号《新青年》上,胡适将刘半农指责的写“不通之文”的人点明为林纾——“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此外,胡适还抨击他是“Shakespeare的大罪人”,因为“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 [30]

令人疑惑的是,“双簧戏”发生前后,《新青年》上对林纾的批判不绝如缕。史家何以断言就是“双簧戏”刺激到了林纾呢?其中,最典型的思路是,在“双簧戏”的情形下,“林氏若再不应战,实难再有立足之地” [31]。可是,林纾为什么要在将近一年之后才反击呢?而且,“双簧戏”中扮演攻击者的明明是刘半农;若林纾真是因“双簧戏”而暴怒,为什么在《荆生》中没有影射刘半农呢?

此外,《新申报》的“蠡叟丛谈”中还载有一篇与《荆生》主旨相近的《妖梦》,攻击文学革命的程度更甚。该小说记叙了林氏门生郑思康做的一个怪梦。他梦到“有长髯人,邀康往游阴曹”,见一白话学堂,校长元绪“谦谦一书生”,教务长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副教务长秦二世“如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最终罗睺罗阿修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 [32]。这篇小说影射的三人与《荆生》略有不同,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奇怪的是,本篇同样没有将刘半农写入,甚至还放过了咒骂林纾最烈的钱玄同;反倒抓着没有严厉批评过他的陈独秀不放,竟然还牵扯到了一直置身事外的蔡元培。

由是观之,《新青年》对林纾的批判,似乎与林纾攻击文学革命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错位关系。细读《荆生》,也可以看到林纾描述的三人谈话,与其所影射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言论并不十分匹配。这不禁让人怀疑,林纾是否仔细读过《新青年》?以及是否因读了《新青年》,基于个人恩怨而写《荆生》以泄私愤?解答这些问题,还需要从理解林纾当时的心态入手。

从性格上说,林纾自言“木强多怒”,姚永概亦称他“任气而好辩”。因此,研究者在分析林纾“面对新文化派别的攻击”的心态时,利用的关键史料是林纾给中华编译社社长信中的一段话,即“自少负气,老来忏悔未净,闻拂意之事,辄暴发,然知过矣。兄来书谆谆引过,令我汗颜无地,静言思之,口口弟子之言,特为其师报复,不足怪也”。洪越认为,这“讲的显然是关于钱玄同对他讽骂的事情” [33];张俊才亦称,“从此信看,林纾此时已判断出《新青年》的‘双簧戏’是章氏弟子所为”。[34]表面上看,“口口弟子之言,特为其师报复”一句,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钱玄同;但该信发表于1918年第2期《文学讲义》杂志上,是时,林纾尚未写作《荆生》,怎言“闻拂意之事,辄暴发”?又怎会表示“知过”呢?

《文学讲义》由中华编译社印行。该社设立函授部,自创立到1918年7月,收“本科学生凡五百十二名,预科同学凡一千五百六十七名” [35]。这份杂志正编主要登载函授讲义,附录载有题为“函授部成绩”的学生作品和与学生互动的“疑问答复”,以及“同学录”。首期封面标明“林琴南先生主干”,第2期“附录”刊出了林纾的《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再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两封信[36]。

由第一封信可知,因社长指出林纾“讲义不如前之蔽掩”,林纾才写信予以申辩,核心观点在于辨明讲义重在实用,而不能以古文之法写就。但中间宕开一笔,指责“口口一生,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这里的“口口”即指章太炎,接着又讲到其弟子沈氏在大学堂任教时“于意境义法,丝毫不懂”,误人子弟。显然,这是对章氏门人排挤他与马其昶、姚永朴等人离开北京大学之事仍心怀记恨。文中提到:“今如来示所云,投书诋我之人,殆门外汉,足下胡不以此言驳之?乃躬自引过,且代弟引过,误矣!”乍一看,确实会误以为林纾是在说《新青年》同人“诋毁”他;但通观全信,便可知他说的其实与文学革命无关。因为在此句之前,虽插入对章太炎及其弟子沈氏的评论,但仍是由谈论讲义而引出;此句后又以《论语》与其《畏庐文集》、《畏庐续集》为据,说明“寄书者强不知以为知”,可见“投书诋我之人”实际是指寄信给社长批评林纾讲义的人。此外,林纾在该信末尾还感慨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既冒为函授之师,则愈足开人问难之机,不必较也。”由此,更可确定所谓“诋我”乃是因函授讲义之事。

这位社长的复信,迄今尚不得见;但从林纾的第二封信——《再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中,也能推知一二。该信开篇说道:“得书憬然,吾岂忍怪足下耶!”上一封信中,林纾曾提出社长“躬自引过,且代弟引过”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应该对投书诋毁之人予以批驳。大概是社长复信时向他表示了歉意,所以林纾说“吾岂忍怪足下耶”,而且可能因这位社长的态度非常诚恳,故而林纾才说“令我汗颜无地”;然后又紧接着说道“口口弟子之言,特为其师报复,不足怪也”,并大谈对章太炎的不满;但他同时表示“文人相轻,在古已然,弟今当力除此病,由他笑骂,不复校矣”。随后,林纾又说起了“讲义体裁”的问题,至文章末尾处曰:

弟闭门长安,百事让人,何至与人苦争闲气。不过因吾兄有心于国粹,故承诺之。函授一节,犹光棍之立擂台,尽教人打,吾不登台,而兄推而上之。今日幸不为教师打落,然已有人在吾前试手,而不能不埋怨及足下,非迁怒也。足下聪明绝顶,可以不烦言而悟矣。

这里还是在为上一封信嗔怪社长一事做解释。由是可知,林纾两封信的内容均与文学革命无关。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大概推知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章氏弟子投书给中华编译社社长,从文章的角度批评林纾的讲义浅俗不蕴藉;当该社长向林纾转达时,林纾才会在力辩讲义与古文区别之时,不嫌赘笔,不遗余力地抨击章太炎及其生徒。所以,“口口弟子之言”并非是指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的叫骂,否则显得非常突兀,完全不合乎社长“来书谆谆引过”的前文语境。

其实,林纾虽自言“闻拂意之事,辄暴发”,但在原文中只是修辞之语。由于友人已经道歉,林纾回复说也与自己性格急躁有关,似有安慰之意。而且,或因此事涉及章门弟子,遭到排挤而被迫离开北大的创伤记忆才令林纾格外激愤。故而,也不能据此断言林纾攻击《新青年》是因其性格原因。

即使在《荆生》中,林纾的主体意识亦值得玩味。小说在记述了荆生痛打田其美等三人的故事之后,仿《聊斋志异》的体式,附有笔录者对故事的评点:

蠡叟曰:荆生良多事,可笑!余在台湾宿某公家,畜狗二千余,终夜有声,余坚卧若不之闻。又居苍霞洲上,荔支树巢白鹭千百,破晓作声,余亦若无闻焉。何者?禽兽自语,于人胡涉?

如果只读小说《荆生》,很容易由其叙事的畅快认为作者是赞扬荆生的;但作者在评点时却反其道而行之,笑荆生“多事”,并借着讲了“禽兽自语,于人胡涉”的道理,以表明自己的清高。由此观之,林纾发表《荆生》时,仍没有摆出势与《新青年》同人大战一场的主动姿态。如果说他在评价与章太炎的冲突时还能用“文人相轻,在古已然”来形容,但与《新青年》同人之间的恩怨,应该不会被他列入“文人相轻”的范畴之内。而且,即使对章门弟子,林纾尚能“由他笑骂,不复校矣”,何以一篇刘半农语气轻薄、连在《新青年》同人内部都有不同意见的复信,竟可惹来林纾不惜创作小说加以讥讽?更何况被讽刺的人中又没有刘半农。

学者们常引严复在“林蔡之争”后致友人信中的话,来说明旧派文人对林纾以文学革命者为对手的不屑,严复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言合一,在京久已闻之……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37]

其实,对读《荆生》中的“蠡叟曰”,不难发现林纾又何尝不想“听其自鸣自止”,但令其想不到的是,他偶一为之的小说所带来的连锁效应,竟为文学革命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以及新文学合法性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据笔者所见,“双簧戏”引来林纾叫阵的说法最初与郑振铎有关。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说:

所谓王敬轩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可是,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古文家的林纾来放反对的第一炮。[38]

这种叙述方式很容易使读者将“双簧戏”事件与林纾的“出战”建立起联系。1936年,林庚在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编写的授课讲义中说:“当时的文坛巨子及拥护旧文化的有力的人物乃是林纾,王敬轩的信就大捧而特捧林纾,于是刘半农文章里便又把林纾大大的挖苦了一顿,于是林纾在这一捧一骂之下,便不能不老将亲自出马了。” [39]林庚的论述更直接地点出了“双簧戏”与林纾出战的关系。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虽然有人零星地提到过“双簧戏”引来林纾叫阵,但该说法开始流行的时间较晚,约在九十年代[40]。如林薇详细介绍“双簧戏”后,引上文所列郑振铎的话为依据,称“由于文学革命的锋芒所向,林纾首当其冲,因此他奋髯抵几,破门而出。” [41]而罗志田、关爱和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林纾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重要成果均持类似观点,使得上述说法愈加通行。

总的来说,以往史家所论之“双簧戏”引来林纾叫阵[42],实际上缺乏可供支持该论点的史料,只是建立在一种符合事理与时间逻辑的历史想象。固然不能肯定“双簧戏”事件与林纾的《荆生》写作之间丝毫没有关系,但至少可以说二者的纠葛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密切。

注释:

[1]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3]该文恰巧与《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一天刊出,可见林纾希望对话的一定不是陈独秀。

[4]刘半侬(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5]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1998年第14辑。

[6]王画初:《记优级师范馆》,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7]独应(周作人):《读书杂拾(二)》,《天义》第8、9、10卷合刊,1907年10月30日。

[8]《关于鲁迅之二》,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9]胡适:《通讯•非留学》,《甲寅》第10期,1914年10月10日。

[10]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10日。目录中名为《文学与国家之关系》。1912年创刊的《学艺杂志》为中国公学同学会在上海发行,《文学与国家关系》是该刊的“社论”文章,“慕韩”还在该期上发表了小说与诗歌各一篇,可推知他与中国公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仅据笔者所见,晚清时期以“慕韩”为字号者达十数人,但他们在1912年前后皆与中国公学无甚关系,故“慕韩”生平仍待考。

[11]马其昶:《韩柳文研究法序》,见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1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8-10页。

[13]《畏庐续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20页。

[14]见《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15]《青年杂志》“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见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鲁迅在1918年致许寿裳信中两次谈及《新青年》的销量,即1月4日说的“《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与5月29日感叹的“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62页。

[16]《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51-699页。

[1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568页。

[18]《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9]陈炳堃(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22页。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版,第34—37页)标明此书为“参考书”;蔡尚思《蔡元培与中国文学界》(《春秋》第六年第二期,1949年2月20日)亦注明可详见此书,他同时还参见了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王森然在介绍林纾反对文学革命时亦提到《论古文之不当废》,见《近代二十家评传》,杏岩书屋1934年版,第93页。

[20]阿英:《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文学》第5卷第1号,1935年7月1日。阿英注明了林纾的两篇文章出自《畏庐文集》,但《畏庐文集》出版于1910年,显然不可能收录它们;查《畏庐续集》与《畏庐三集》,亦均未收入。故而可推知阿英或许并未翻过林纾这个系列的文集,笔者甚至怀疑阿英未曾读过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的全文。阿英说道:“林琴南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并没有说出什么理由。只是认为‘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当时曾反驳,文见《文存》一卷)。”阿英有可能只是在《胡适文存》中部分地读到了《论古文之不当废》。

[21]如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51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8页;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冯光廉、朱德发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除文学史外,张俊才、林薇等林纾研究专家亦认可《论古文之不当废》意在反对新文学运动,见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收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林薇:《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又,林薇的观点引自台湾学者尹雪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话》。

[22]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显而易见,未读原文使作者的理解出现偏差。

[23]他认为林纾所言之“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的潜台词是“反对古文的人太多了,始终不能推倒古文。暗示胡适、陈独秀等之反对,也同样不会有结果”,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4页。这种论调显然阐释过度,不合于引文的上下语境。1991年,该书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引入台湾,借新版之机,作者与传记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人员修订了若干错误,但关于《论古文之不当废》的部分未有改动。台湾学者皮述民、杨昌年等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骆驼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对《论古文之不当废》的分析,袭用了司马长风的观点。

[2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2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6]蒋英豪:《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文史哲》1997年第1期。另可参见慈波:《误读与重释:作为古文家的林纾》,《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7]刘半侬(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28]钱玄同:《通信·新文学与今韵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29]刘半侬(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3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31]见《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

[32]见《林纾研究资料》,第83-85页。

[33]洪越:《五四文学革命的另一面——以林纾为中心》,见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2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34]张俊才、王勇:《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5]《同学录发端》,《文学讲义》第1期,1918年。通行的说法认定《文学讲义》创刊时间为1916年,见《林纾研究资料》,第511页。但据《文学讲义》第1期的《同学录发端》,可知其创刊时间至早为1918年7月。

[36]目前笔者仅读到《文学讲义》第1期,后文中这两封信的征引皆出自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7]严复:《与熊纯如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9页。

[38]郑振铎:《导言》,见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6页。

[39]林庚著,潘建国整理:《新文学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关于这份讲义的相关情况,可参考潘建国的《整理后记》。

[40]海外学者在此前也有过类似叙述。1960年,周策纵的《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出版,他认为双簧戏“引起了读者很大兴趣,也激起了旧派文人的恼怒。逐渐地,林纾增强了他对新文学运动的抵抗”,见《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67页。1987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谈及文学革命时亦称双簧信“引起林纾第一个挺身而出,以卫道自任,来反对新文学”,见《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民初时期(三)》,国立编译馆1987年版,第2151页。

[41]《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第24页。

[42]支撑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双簧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但其实“双簧戏”的作用是后世史家建构出来的。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另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