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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战争灵魂的诗意长篇 ——重读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

来源:中国作家网 | 范咏戈  2019年11月22日09:41

刘白羽(1916~2005),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

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泥泞暴雨中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十月一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的钟声。

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政治委员》前记)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将这两部作品排在一起。《第二个太阳》正是一部为激情所燃烧的、厚积薄发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信仰与革命情怀。恰如作家所述:“这个战斗的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关于〈火光在前〉的一点回忆》)在《第二个太阳》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里,题解一下书名也许是需要的:700多年前,一个诞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记叙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壮丽景象时这样写道:“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刘白羽在他的长篇《第二个太阳》中引用这位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伟大人物”的这句话作为卷首语,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新时代到来的歌颂和欣喜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作家在这部书里所选定的是一个宏大壮丽的主题,表明了作家意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争取新生、实现跨世纪伟大进步的大书。

那是经过夏季火焰般熬炼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美丽的早晨。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不看它对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同样,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是否拥有优势,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创作思想将这些素材阐明,而是让其以一种不成熟的、没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义。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赋予他的素材以一种生气贯注的激情。在《第二个太阳》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开阔视野和思想高点。它的素材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

其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革命胜利原因的正确评价。《第二个太阳》叙述的是一支以秦震为首的兵团部队南下武汉、湖南的进程,时间跨度仅几个月。但是作者没有单纯写这支队伍的行军打仗,其间穿插了大革命、中央苏区、长征以及延安、东北解放战争等几个人民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恐怕不仅仅是作者出于节省篇幅的一种构思上的考虑,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一部带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小说中,惟其对历史进程作出最广阔和集中的概括,才能使“这一段”历史符合生活真实。

正是这种对人民、历史、战争、胜利的整体思考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结构。小说以秦震率领的南下部队为主线,大革命的先驱、武汉工人运动、我党白区工作战线、沿线的铁路工人等几条线索紧紧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网络,从而保障了作品能从最广阔的面上对历史作出概括。

其二,整部作品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作者说过:“生活深深打入了我心灵的,不是它的表面现象,而常常是透过形象而含蓄其中的一种饱满的深情,它们或者是清新的,或者是雄伟的,但没有生活的感染,没有内心激情的反映,就不可能触发创作的灵感,开始进入创作。我们不能忘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广义的诗,而这经常是来自我们奔腾的生活急流中那无限深厚的诗。”(《关于<火光在前>的一点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可以说,《第二个太阳》在书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如山洪暴发、南方酷暑时,采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段;但在追寻历史的回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采用了象征的基调。作者似乎无时不在交替使用着战争描写的近景与远景。这里绝不见那类编年史的冷淡语调,作者总是善于熔严肃的叙事与亲切的抒情于一炉,体现出抒情性的叙事风格。太阳、黎明、明天、早晨这些诗意的形象交叉重复出现在作品中,犹如电影中的主观镜头,烘托着主题的升华。作者把书中的一个重要情节——白洁的牺牲,放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后,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诗意的思考: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革命以后还会有曲折、反复和牺牲。而在这部通篇激情澎湃、高潮迭起的书里,最终的高潮发生在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天。作家通过描绘秦震从南下前线赶回北京参加这一历史性庆典、亲耳聆听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亲自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把全书的高潮推向顶点。在这里,作家的诗情达到沸点,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

当我与他们一起度过艰难与胜利的时候,他们那一种伟大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实在是吸引了我,他们成为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

一部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高低,除了立意、情感上的品格以外,更离不开对人物的塑造。如别林斯基就认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长篇小说要表现一个新的时代,就需要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新的人物形象。《第二个太阳》发挥长篇小说刻画人物的体裁优势,从广阔的军事生活、社会生活中撷取形象,组成以我军高级指挥员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这个系列上至周副主席,下到普通战士、工人和革命老妈妈,多角度地反映了时代运动的全貌。

秦震,这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经历了革命战争中每一个灾难时刻的我军高级干部,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经历,他对革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习见的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指挥有方的军事指挥员——当然这些素质在他身上同样具有:比如,他主动请缨,争来了打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仗的机会;在战场上他总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在最前沿。他密切联系群众,在南下的列车上与普通的铁路工人把酒唠嗑等。但除此外,秦震身上还有一些别的品质。作家用酣畅的笔墨从三个侧面触及了这个高级军事指挥员的灵魂。首先作品以相当的笔墨写了他与女儿白洁的感情。可以说,秦震从北京接受南下任务,便是因为渴望知道在敌占区担负党的秘密工作的女儿的安危。“白洁在哪里?白洁在哪里?”这一声声内心的呼唤是折磨着他的莫大痛苦。武汉没寻到,继续向南也没寻到。终于,周副主席告知他,女儿白洁已经牺牲。此时,他极度悲痛,但随即把对女儿的爱升华了。由女儿的牺牲推及无数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决定抚养烈士遗孤圆圆。其实,“从得到女儿噩耗的那一夜,他就开始步入老年了。”这是作家对人物心灵的准确把握。秦震和妻子丁真吾都经受住了老年丧女的巨大痛苦,从而显示出他们那种更博大的爱。其次,作品也写了秦震因犯过失而进行的心灵忏悔。秦震无疑是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但他还是从战士身上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影。连长吴廷英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却一直背负着秦震给予的错误处理直至光荣牺牲。在烈士的遗体面前,作为高级指挥员的秦震深深地受到震动。作品动情地写出了这个老军人灵魂的战栗和战栗后的新生。第三,作品还写了秦震的“过门槛”,也即一个革命者如何在战争结束后继续革命。不打仗了,秦震通过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政权,并经周副主席的夤夜开导等,终于愉快地领受了率军修复铁路的任务,实现了思想又一次升华,从而成为同代人中最先“过门槛”的一个。

《第二个太阳》通过以上几个侧面的刻画,把秦震这个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富有个性。作品既写出了他美的灵魂,同时也写出了他灵魂搏斗的过程。这是一个圆形的、立体的成功形象。

作品对围绕在秦震周围的其他人物如师长陈文洪、政委梁曙光等的描绘也比较成功。红军时期“辣子连长”的师长陈文洪以及颇有书生气的师政委梁曙光,他们都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但又不是仅仅只会行军打仗、没有个人感情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单面人”。陈文洪与白洁的爱情,梁曙光寻母都贯穿在这场南下战斗中,成为故事的主线内容之一。书中其他人物如白洁、严素等,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代革命青年的特有风貌。可以看出,作家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相当熟悉,即使是作品中几笔带过的人物,如兵团司令董天年等,也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总之,《第二个太阳》通过塑造一系列形神兼备的军内外人物形象,抒写了广阔的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斗争的长卷,显示出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独到的艺术把握。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只是战争生活的现象。我们表现战争不能离开这真实的生活现象。但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在这样一幅像油画一样鲜明的战争背景上,突出着一种什么精神。

《第二个太阳》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军事题材文学如何实现对题材本身的超越,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准?这是军旅作家们多年苦苦探索的一个课题。如刘白羽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我们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呢?首先,要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写人,通过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然而多年以来,许多军事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往往只注意了写事件,写过程,而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这正是我们创作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的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应该把过去一些重大战役写出来,以教育青年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但要这些作品写得好,一定要摆脱那种只着重去描写一个战役,一次战斗过程的做法。如果说一个军史学家的职责在于记述某一战役的过程,而一个艺术家的职责则在于在这一战役的背景上突出军人,也就是说,要把主要的功夫和精力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来。要敢于大胆地在社会矛盾、思想冲突、战争变幻中,把各式各样人物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描写人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才能产生出深深触动人们心灵的作品。”(《1979年12月25日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白羽论稿》21~22页)王愿坚则在《美的战争历史和美的军事文学》一文中说:“‘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是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最具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把生活写开,把生活写美,使人变大。”(《小说的发现与表现》224、226页)

笔者所以要引录上述几段话是为了证实这样一个推断:正是由于军内一些富有创作实践经验的老作家的一再倡导,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水准才得以渐次提高,作家的视野得以渐次开阔。《第二个太阳》是一部实践一代军事文学作家创作主张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成功地处理战争事件与人物心灵的关系、实现战事与人物命运、人物心灵的双重推进以及长篇小说诗化等重要课题上都作出了新的有益探索。作品成功地写出了战争的灵魂,苦难的灵魂,以及取得胜利后的欢乐的灵魂,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灵魂的富有诗意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当作家与自己的心灵作了一次对话之后,他仿佛也再生了一次,升华了一次。

最后,笔者也愿引用但丁《神曲》末篇中的一句话:“现在,有一个人,他从世界最深的洞窟直到这里,曾经一一看过种种灵魂的生活,他恳求你,赐给他一点恩惠,叫他有足够的能力,举起他的眼睛再高些,向着那最后的大福。”《第二个太阳》堪称一部充满着但丁式精神的作品。它给了我们这样的恩惠,它帮助我们看到了众多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