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1月9日，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原主席雷洁琼先生逝世八周年。雷先生生前，我在纪念郑振铎先生的会上和纪念叶圣陶先生的会上曾多次见过她。我为研究郑振铎，了解有关情况，也去访问过她老人家。特别是2001年6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同志为了请雷老给《王任叔先生纪念集》写序，曾和我一起两次去雷老家，并合影留念。在与雷老交谈时，我深深感到雷老对郑先生的缅怀之情，讲的很多故事非常生动，因此曾几次建议她老人家写一篇回忆郑先生的文章。我曾对她说，如今郑先生的老朋友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位了。雷老听了颇为动容，马上表示应该写。但她毕竟年事已高，工作又太忙，好像最后没有写出来。因此，现在只好由我用笨拙的笔来写一篇少为人知的郑、雷两先生深情厚谊的文章。

郑振铎先生是雷老和雷老丈夫严景耀先生最敬重的老朋友。早在1931年，雷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了郑先生。因为郑先生当时也应其老友、燕大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之邀，在燕大任教。当时雷老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六岁。郑先生虽然只比雷老大七岁，但已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了。郑先生在北平工作不到四年，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绩。例如，他的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在那几年完成并出版的。他还创作了有名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还与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合编了著名的《北平笺谱》。他的精力非常旺盛，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还编了很多刊物，如在燕大参与创办了《文学年报》，任顾问，甚至还亲自撰稿和审读稿件。特别令雷老钦佩的是，正当全国左翼文艺运动因缺少公开的发表阵地而令人忧虑之时，1933年早春郑先生回了一次上海，就与鲁迅、茅盾、胡愈之、邹韬奋等先生一起，创办了一份大型刊物《文学》月刊，他领衔任主编；同时在北平，他又与章靳以先生等创办了一本更厚的《文学季刊》，又领衔任主编。此外他又在上海、北平分别参与创刊了《太白》《水星》等文学刊物，并任编委。就这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中，郑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雷老对我说：“在当时我的眼里，郑先生是令我仰视的文坛领袖人物，简直有点崇敬。当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时，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里的我们这些中国教职员工们，曾自发组织了一个抗日会，主席就是郑先生。他是我们的头。”

使雷老与郑先生关系密切起来的，是1934年夏天的一次平绥铁路沿线的集体旅行，实际上那是一场综合性的社会、文化考察活动。所谓平绥线，就是今天的京包线。当时包头属绥远省（旧省名）。该铁路从1905年雷老诞生的那年起开始修建，到1922年逐段建成，其中从北京到张家口一段还是中国人最早自己修成的一条铁路。当时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先生，是燕京大学教师冰心、吴文藻夫妇以前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沈昌尊重文化人，愿意提供专车，请冰心夫妇邀约几位同事、朋友在暑假中沿线旅游，同时为他们写一点游记、报道及英文导游手册等，做宣传、介绍，以冀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旅客来乘坐该线。冰心夫妇就邀请了郑先生、雷老、顾颉刚、陈其田，后来还有容庚等，共八九人，做了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当时还开过会，对考察活动做了分工：郑振铎负责调查沿线的古迹、故闻，顾颉刚调查民族历史，陈其田调查经济情况，吴文藻调查蒙古毡房，雷洁琼调查宗教状况等。冰心身体较弱，但文笔佳，便安排她写途中随笔。另外还有几位朋友负责拍照、写英文导游词等等。实际上，郑先生除了特别注意沿线的文物古迹等以外，还一路上以生动的文笔给夫人高君箴写了很多长信，生动地记录了整个旅程。郑振铎与夫人伉俪情深，当时抓紧空隙时间埋头写家书的情景，给雷洁琼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信后来郑先生集成《西行书简》出版了，书中还附印了和雷老等人一起拍的许多照片。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后来也发表了。他们两位大作家的生花妙笔记录了这次旅游，成了三十年代一件佳话。冰心后来在回忆郑振铎的文章中说：“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那是的的确确的。因为郑先生特别热情，风趣，妙语连珠，尤其喜欢和大家开玩笑，而且满肚皮学问，包括铁路知识。因为郑先生早年正是从铁路学院毕业的，这一路上就有好几个站的站长还是他的同学呢。从那以后，郑先生在雷老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很亲近的大哥了。

郑先生在燕京大学因为倾向进步，又是进步教师的头儿，于是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排挤。他一气之下，1935年春又回上海了，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雷老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抗议游行的女教师。郑先生在上海声援了雷老他们。1937年雷老到上海，又与郑先生相见。“七七事变”后，雷老在上海群众大会上做了演说，随后离开上海到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一直到1941年回上海，在东吴大学等校任教，又常与郑先生见面。当时上海已经是所谓“孤岛”后期，郑先生是“孤岛”上进步文化界的旗手之一。雷老经常参加文化界上层人士的秘密聚餐会，听到郑先生的慷慨陈词和理智分析。郑振铎曾与胡愈之、王任叔、许广平、周建人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整理编辑出版了皇皇巨著《鲁迅全集》，非常了不起！他还与胡愈之、王任叔、严景耀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并亲自上课。该校被时人称为“上海的抗大”，专门培养抗日救国人才。1939年1月，郑振铎与严景耀两人合写过一篇《我们最勇敢的民族战士》，深情追悼被敌伪残忍杀害的抗日英雄瞿犊、王进烈士。而王进就是他们讲习所的学生。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严景耀等人与讲习所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式的感情和友谊。如1941年2月2日，方行、王辛南两位男女同学喜结连理，郑振铎与严景耀都出席了婚礼，郑先生还是证婚人。但是，作为老师的严景耀却是“晚婚”的模范了，雷老与严先生是在这年7月5日举行婚礼的，郑先生和学生们都赶来道贺。

在上海“孤岛”沦陷前后，郑先生还做了一件令我们的后代应该永远感谢的大事，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民族抢救保护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件事情，一是当时需要绝对保密，二是雷老和严先生对古籍版本之类也不大精通，所以他们当时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抗战胜利后，雷老和严先生在《大公报》上看到郑先生发表的《求书日录》，才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雷老又曾听赵朴初讲起此事，令她钦佩不已！在日寇魔掌之下的恐怖日子里，郑先生与雷老夫妇也有时见面，真可谓相濡以沫。如郑先生1943年6月6日日记：“正午，约景耀夫妇在大三元午餐，用一百二十五元。”据雷老回忆，这次郑先生约他们见面，好像是邀请严先生和雷老参加他当时秘密组织的一个“中国百科全书刊行会”。当时，大规模的秘密抢救古籍的行动已因“孤岛”完全沦陷而被迫停止，郑先生也化名隐居起来，但他不甘心无所事事，便争取了十来位政治上清白的商人出资，和周予同、耿济之、萧宗俊等先生一起打算编纂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此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百科全书。严先生和雷老当然也愿意参加。可惜的是，当时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太危险了，此事未能成功。但郑先生即使在那种最黑暗的年头也仍然想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郑先生1945年8月16日日记写道：“至景耀处晚餐，听无线电。”这是他们在胜利后的第一次会面，大家泪眼相对，欢呼跳跃，如痴如狂。上海完全沦陷期间，郑先生因为一直受到敌伪的追查，整整四年被迫一个人潜伏在沪西的一间小屋，又不意中恰好与大汉奸周佛海作了“邻居”。那个时候，凡家里有收音机的都得登记。为安全起见，郑先生屋里连收音机也没有的。那天在雷老家一起收听有关广播的激动场景，雷老一直记忆如新。那晚，郑严两先生都喝了酒。

可是，胜利后高兴了没多久，中国人民又被迫与蒋介石集团进行了新的斗争。在这场民主斗争中，郑先生又是冲锋在前的。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创刊，主编就是郑振铎。他几乎每期都在《民主》，还有《周报》上，发表战斗的文章。这一年年底，郑振铎与马叙伦、徐伯昕、王绍鏊等同志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雷老和严先生也都是发起人。郑先生是“民进”的缔造者之一。先有《民主》，后有“民进”。《民主》后来实际上就成了民进的会刊。民进一开始主要就是由郑振铎、马叙伦同志所联系的一批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王绍鏊同志所联系的一批工商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进的第一个宣言，就是郑先生起草的。雷老夫妻参加民进发起，当然主要就是因为郑先生的关系。那时候，雷老和郑先生是手携手、肩并肩的战友和同志。1946年初，郑振铎与马叙伦等出席《文汇报》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座谈会，谈胜利后中国的瞻顾，郑先生即谈到了新成立的民进的宗旨及自己的态度，明确表示鉴于目前严酷的现实一个进步学者不得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得不做点份外的事，这是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若无睹”。后来，雷老和马叙老等十人，作为上海人民的代表赴南京请愿（雷老是代表中唯一的女同志），在下关惨遭毒打。回沪后，郑先生赶来慰问雷老他们，并在《民主》上发表《悲愤的抗议》，慷慨激昂地说：“大家心里都是雪亮的。也无须乎说穿什么。……玩火者必自焚其身。人民们只有口，只有笔；但到了人民们悲愤到不能用口和笔来奋斗的时候，那情形是很可怕的！”李闻烈士牺牲后，郑先生在《民主》上发表《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悲愤地说：“这是什么一个世界！‘打’风之后，继之以政治暗杀，显见得手段之日益残酷。……然而，‘暗杀’能够吓得退从事于民众运动或政治工作的人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他们不会怕死贪生。对他们，‘暗杀’的阴影，只有更增加其决心与愤怒，丝毫不能摇撼其信仰。……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绝对不会停步退却的，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在那年头，郑先生和雷老又一次表现出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党和国家安排到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发挥他的专长，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却退出了民进。他的理由很简单：在参加发起成立民主促进会时，他就说好了自己只是个书生，不想做政治家，参加民进就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现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民主即将实现了，他就要践诺主动引退。由于他的态度非常坚决，雷老等人也不好相劝，只好默认他淡出了民进。当时以同样理由退出的，还有傅雷先生，也是当年发起时的理事。再后来，雷老又了解到郑先生退出民进时心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今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雷老对我强调指出，郑先生退出民进绝不是他在政治上不进步的表现。她说，我们民进中央的老同志，一直肯定郑先生是民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三十年前（1989），民进中央要办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雷老等人一致提名就叫原来郑先生主编过的《民主》。1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彦奇教授主编大型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特邀雷老为顾问，雷老就向他们提出，写民进史人物时一定不能忘了写郑先生。后来他们约请我写郑振铎传，并向我说明这是雷老专门提出来的，也是雷老推荐我来写的。这篇传后来就收入了这一部大书的第一卷中。

建国后，雷老、严先生和郑先生各忙各的工作。雷老和郑先生都是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有时在某些会议上相遇，但平时聚会的机会反而不如解放前有的时候那样多了。郑振铎不到六十周岁就不幸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当时雷老和严先生非常痛心！雷老对我说：“郑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