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长安”里的现代乡愁
来源：文艺报 | 杨柳岸 2019年11月20日08:41
《日近长安远》的典故发生在西晋的都城洛阳，年幼的晋明帝有一次在回答其父晋元帝“长安和太阳，哪个更远”时，他在不同时间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且都能自圆其说。答“太阳远”，理由是“不闻人从日边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从太阳来的。而第二天面对同样的问题他又答“长安远”，是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举头能看到太阳而看不到长安，那当然长安更远了。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周瑄璞的出生地，是其故乡，西安则是她的第二故乡，而“日近长安远”这个典故又恰好涉及这两个地方。
小说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原农村罗锦衣和甄宝珠两个女孩将近40年的城市生活经历。高考落榜后茫然失落的二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时被聘为小学代课老师，这是她们走出农村的第一步。当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很明显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而城市则代表着富裕文明，所以两个女孩一心向往城市。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是代表。本来她们的生活道路可以很平稳。但命运似乎与甄宝珠作对，因为一个偶然的过失，她被开除，丢掉了代课老师的职务，于是和丈夫尹秋生一起坐上西去的火车来到西安谋生活，就这样来到了她向往的大城市，来到了她的“长安”。但他们却一直处于城市的底层，“进城农民”的身份无法改变，并没有真正融入他们所向往的“城里人生活”。
而罗锦衣早早到达了她心目中的“长安”，她最早的“长安”就是家乡的县城，标志就是她当上了“城里人”，并且有意识从身份、生活习惯、心理活动等各方面入手改变自己，以融入城市生活。她以极大的热情干好本职工作，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同时也紧盯着一切上升的机会，适时地还要利用一下她女性的肉体。当然，此举的道德代价是沉重的。罗锦衣一点点改善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她的“长安”是移步换景变化着的，乡、县、市、省城等等都是她的“长安”。
由此，两个农村女性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了城市，来到了“长安”。小说以平行双主人公展开叙述，但并没有机械地平均着力，而是各有侧重。在写甄宝珠尹秋生夫妻俩在西安打拼时，作者使用的是她此前中篇小说所惯用的纪实性手法，多用第三人称写芸芸众生相和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以二人为主线，描写了他们身边的各色人等，俨然一幅城市众生相全景图。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尹秋生这个精明勤劳、热情开朗的进城农民形象。而在写到罗锦衣这部分时，作者用的是她此前写短篇小说时文中多第一人称“笔意”的那套笔墨，着重于对“这一个”的个体形象深挖。罗锦衣可以说是一个女版的高加林或女版的于连，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也不仅仅是个人欲望这么简单，比如她早年和未婚夫利用手中小小的权力为老家村子里的穷困残疾人争取轮椅，后来她的家成了老家“驻县里的办事处”，这样的细节恰恰体现出这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出卖身体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多次堕胎使罗锦衣终生不孕，只能暗地里抱养一个别人的小孩，使得他们三口之家“没有血缘关系”。可以说，罗锦衣是我们社会这几十年高速发展所塑造的一个蕴含丰富的“圆形人物”，远非一句道德评价所能概括。当然在写罗锦衣时，作者也塑造了一些职场官场的人物形象，比如早年的乡村教育专干孟建设、教育界领导付良才、大人物程局长等等。特别是程局长这个形象，作者将他退休前后的对照写到骨髓里去了，罗锦衣和其“感情戏”的精彩描写，堪称神来之笔。
小说结尾，被撤职的罗锦衣回老家去疗养心灵之伤，见到了丈夫患癌症去世后也回到乡里的甄宝珠，两个曾经热切向往城市的女性，在经过了30多年的城市生活后再次相聚于梦想出发地，生命对于她们如同一个圆圈，最后她们又回到起点。二人该有怎样的感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作品艺术性的直接呈现。这部小说的语言坚持了周瑄璞多年来的风格。作者并没有追求宏大的主题与结构，而是充分展示文学的灵性，发挥女性作家的特色和语言魅力，比如她对世相如同摄像机一样的扫描记录，对女性内心世界进行“勾魂摄魄”的描写，都是通过纯熟而有特色的语言来实现的。
日近长安远，这个“日”不再是原典故中的太阳，而是指平常日子、现实生活，“长安”是理想和幸福的代名词。小说的语言就如同“日近长安远”这个典故的使用一样，既生动形象又蕴涵深远，像一个精巧的寓言。小说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人物刻画和故事讲述，而是更着眼于人物群像和整个时代精神气质，要用几个或一群普通人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画像。小说中两个女性近40年的生命经历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向前的。中国经历40年改革开放使国家富强起来，但也丢失、牺牲了一些东西，小说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颇多思考和启发。
罗锦衣与甄宝珠，她们谁更幸福？乡村和城市，哪个更远？金钱、名利、地位和人生幸福，哪个更重要？现实和理想，哪个更迫切？幸福有多远？幸福又是什么？在小说中，周瑄璞通过两个女人的命运，将这些人生问题一一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