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川端康成说回陆小曼 ——关于日记改动问题致止庵先生

来源:文汇报 | 陈学勇  2019年11月19日10:03

止庵兄:

自那次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一聚,暌违有年。你忙,建树日多。尽管我稍有闲暇,总归不宜无事相扰。不过,疏于音问而未失却惦念,每寓目兄文字,必读来兴味盎然。

暑前偶然从网上见到大作《从陆小曼说到川端康成》,这才知晓,拙文《陆小曼何故如此》刊后,兄对如何看待日记改动的问题颇存异议。承蒙宽宥,大作只点拙文篇目而隐了署名。兄异议发于2015年,已经过去数年,旧事本该一笑置之。被文友鼓动,说这个题目还挺有意思,那就再谈谈吧。

大作说到川端康成,他编“全集”时重读往昔日记,读后付之一炬。作家焚毁自己文字,当然有他的缘由和权利,读者应该理解,亦当予以尊重,纵然会十分惋惜。销毁日记的何止川端康成一人,中外皆不乏其例。诚如兄所感叹,陆小曼“假如早早把日记烧了,反倒不会受这一通指责”。偏偏这位才女并未仿效川端康成,反之,非但没有销毁日记,更经一番精心整理,公之于众了。而且刊印稿较之原件作了大量改动:有删,有改,有添;而且大段地添写,整“日”地添写,这和川端康成的付丙,便完全两码事。莫说付丙,只要不公开出版,哪怕外人见过秘件,总归无由置喙。事情是,既然面世,就不同于深藏心底或箧底,它已然属社会存在,归为天下公器。既成公器,世人评评点点,乃情理中事。读者,尤其是学者,知晓日记改动,岂能视而无睹。以陆小曼特殊身份,研究徐志摩以至研究与他相关的人物,无不视陆的日记为重要史料,每加引证。她这一改,自然给学界造成误导,添了乱。有些研究中疑点,据她日记原文本不难释疑,却因一番改动倒愈加地迷离。学人为明示真相,出版了《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提供对照,实在不为无事生非。

陆小曼日记“墨迹”本的出版,兄不以为意,尤不赞成与改动了的出版本校读。出发点似在大文第一段的开宗明义:“议论别人时,也是将心比心,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来供外人去谈。此之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兄大概忽略了,陆小曼公开日记纯然出于自愿,并无外界压力。陆小曼生前还有若干文字可能没有“拿出来”,自然不会有人强求她公开。既然“拿出来”了,并作如此大的改动,那么校读一番,乃学人分内本职,无涉强施于人。不然,学术岂不多余。若说将心比心,既要比之陆小曼,也不能无顾学人。一方掩饰歪曲了史实,一方复原真相,双方水火,必欲择其一,该比哪一方之心呢?

大文引证郑板桥、钱锺书、张爱玲诸位,他们都不愿别人钩沉辑佚自己的作品,这同样不能和陆小曼日记一概而论。他们的诗歌、小说,属不受真人真事约束的创作文字,不仅内容允许虚构(小说尤需虚构),为求艺术完美,文字、情节大可一改再改,此为通识。日记则不然,此种文本所以受人另眼相看,正是读它之前有了预设,不是虚构,不能虚构。所有以真实为前提的文体,如书信、报道等等,无不循此原则,不容文学创作似的事后修改以损其真实性。因而我仍固守愚见:“名人日记,一经公诸社会,便具文献性,影响深远,出版者应该自觉地负起历史责任感。”兄对此申言:“不太赞同一味强调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云云而不顾及人之常情。”那么这话可否反过来说,一味顾及人之常情而忽略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不也有过么?兄进而问道,“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日记〕,为什么不能修订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面目全非”云云,丝毫不顾日记的史料文献性质,或走了偏锋。愿仅一时矫枉的感愤而已,不便较真解读它了。

作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公众人物乃至历史人物,他公开的文字就不只是自己的事。作家尽可任意地修改,学者亦尽可研究他如何地改。兄用力甚勤的两位作家,周作人和张爱玲,哪一位幸免了他(她)生前忌惮的心病。拾遗辑佚,甄别勘误,乃学界常事,是研究作家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类似史学的发掘文献,说不上体谅与否。但愿发掘不要流于“盗墓”,旨在“考古”也。若强求放弃此种正常学术工作,反有点儿“强”施于人吧。兄提倡,于日记主人“多少有一点体谅与小心”,这般仁爱心肠可敬可佩,只是须留意被误会成道德绑架学术。做人理当仁爱,做学问则又当别论。再说,作家需要学者仁爱,学者也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作家不愿全裸出镜,难免遮遮掩掩;学者求真,势必探幽寻秘,唯恐不能把作家看个通体透明。双方意愿对立,缘自他们社会角色的分别,欲两边无碍,无异矛与盾。舍作家意愿就学者本职,或是理性的选择。其实谈不到选不选,事实是作家无奈学者,无论是人为或人情,都拦不住的。

鲁迅、许广平鱼雁往来结集为《两地书》,付梓时鲁迅也改动了。兄援引文豪,证明日记、书信可以改动仿佛非常有力。鲁迅改得,陆小曼改不得么!不宜拿阿Q的逻辑说事。两者依旧未可同日而语,陆小曼的改动,多处、大篇幅,甚至整篇;鲁迅修改篇幅有限,大体保存了原貌。何况,“两地书”往来到后期,写信人已有日后出版它的意思。就此而言,看作书信体作品亦未尝不可,有点近乎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就包含了一点点改动理由。兄于周作人研究硕果累累,在你引述的《周作人书信》序里,他不回避对于《两地书》的微词。在另一处,周作人话说得很重:“近又闻(鲁迅)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八十年代海婴遵母嘱,于许广平身后出版了《两地书》原信《鲁迅景宋通信集》,声明“没有删去一封、一段、一字”,连当年鲁迅手稿里的笔误、错字,仍旧依误依错地排印。许氏母子精神委实令人崇敬。无疑,海婴付梓的“通信集”,较之初版《两地书》,更有助准确认识鲁迅夫妇。

为了替陆小曼改动日记进一步辩解,兄又言:“日记和书信即便原封不动,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意思好像是,它们本来未必绝对真实,改动改动何妨。出于书写者种种心态,不很真实的日记、书信确实存在,或言不由衷,或所述有悖事情。但不能因此就给改动开绿灯。古人云,“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何苦为史料失真推波助澜。说到底,哪怕全部真实的史料也不敢保证完全复原某段历史本相。问题在,引证一则虚假史料,必定相应背离真实更远了一步。兄曾经反感某部得到好评的传记作品,指其“多半出于虚构”。陆小曼改动日记比之这部虚构的自传,五十步与百步耳。

兄素来十分注重史料,致李君维信透露,你编印的《知堂回想录》,据原稿校核香港先已出版的此著,发现港版“删、改有两三千处之多”,一一加以补正,堪为出版物范例。以兄在学界声誉,我担心尊作给那些肆意改动日记、书信的人鸣锣开道,使他们在失真路上有恃无恐。这不为多虑。由陆小曼改动日记,联想到现代文学史料的良莠不齐。业已发表、出版的日记,像陆小曼这么出格地删削、改动、添加,毕竟少见。然而,本人、亲属、门生、同道、友好撰写的自传、回忆录,纪念文章,这些纪实性文字,因社会环境制约,人际关系顾忌,个人情感左右,文字有所避讳,有所夸大,取舍失当,其失真程度不难想象。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多多少少的失真,订错补正,去伪存真,是一项现代文学研究不可跳过的艰巨的学术工程。已见学人付出努力,不久前出版的《近代日记书信丛考》(张伟著)颇受欢迎。

至于陆小曼整理出版的日记似可看作“二度写作”,二度便蕴含双重信息。捉摸它改写了什么,何以这么改写,改写造成何种影响,等等,探索这些问题,定能别出成果。那是一个有意味话题,留待另外讨论。

写得不短了,打住。言不尽兴,词不达意,徒唤奈何。祈不吝再予赐教。信奉兄数年前的邮箱,已弃用此邮箱的话,不能达览,抱憾之至。顺颂体著双祺!

弟 学勇 上2019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