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家新: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 

来源:北京晚报 | 王家新  2019年11月15日06:34

我生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早就爱上了文学,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什么文学的圈子。上高中时,我一位同学知道我爱好文学,很神秘地说要送我书。我将信将疑,翻山越岭十多公里到他家。他从床下拉出一个木头箱子,百宝箱一样,有近十本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集,其中就有《冯至诗文选》。我一读感到很惊讶,每一句都写到我心里去,就像我自己要写的东西他早就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这么好,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力量。在我中学时代,整整三年,我反复读冯至,比如周末回家的路上,眼看四下无人,我便掏出《冯至诗文选》,放声背诵。回想我的青春时代,就是冯至的诗和其他人的诗,在乡村寂寞的公路上回荡。冯至早期的诗歌带着寂寞、忧郁、深沉的抒情性,他的长篇叙事诗也带着很深沉的抒情音调,它们伴随了我的青春时代。

这是我和冯至的因缘,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唤醒了我的诗人,对我具有最初的启蒙意义。我也庆幸在我的中学时代我就遇上了冯至。

我是1977级大学生,后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那一届60多个学生,将近一半都写诗,大家怀着巨大的饥饿感扑向了文学。那是一个富有诗歌冲动、精神诉求的年代,恰好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冯至再次来到了我们中间。

这次我们读的是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从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读到的。我们那一代,人手一册这本书,是一次重要的现代主义的洗礼。所以我们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比如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秋日》,我一读,就感到我自己的未来都展现在我的面前。伟大的诗人提供的不单是几首好诗,而且是对我们的一生都极其重要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叫“诗歌精神”,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

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诗论,对我也太重要,促使我还有很多人诗歌观的转变。以前我们爱好文学,但我们读得太庞杂,我们的诗歌观基本上还是浪漫主义的抒情。上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一句话也叫“思考与抒情”。但里尔克说“诗歌不能写得太早,我们要采集人生的精华与要义,才能写出那么十行好诗。诗不是情感,情感太多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只观看还不行,还要忘记,还要等着它回来,成为我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姿态,在一个稀有的罕见的时刻脱颖而出”。这还是我当时记住的一些话。我很受震撼,从此我知道我该写什么样的诗了。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促使我本人和我们那一代人,把我们的创作重新建立在一个更深刻的基础上。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我上大学时只读了第一封信,但对我非常重要。里尔克非常诚恳地和一位年轻诗人对话,把他最深刻的经验跟他分享,他说你不要问我,要问你自己,怎么问?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我必须写吗?你要从你自己那里挖出一个深的答复。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承担起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这都是我当年背诵的,很多东西我后来忘掉了,但是这些话永远在我的生命中回响,给当时的我,一个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年轻诗人,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一封信还有很多内容,比如里尔克告诫说“不要写爱情诗”,我就听了。那时候包括我的一些同学都写爱情诗,很酸的、老套的那种,我本来就不喜欢,读到里尔克说不要写爱情诗,太好了,从此我就身体力行。“不要写爱情诗”并不是说不需要爱,但要更内在,进入更深沉、广大的生命领域。

里尔克可以说是我们需要终生来阅读的诗人。有些诗人我是不允许别人在我面前说他们坏话的,可以说我的坏话,但不要说我热爱的这些诗人的坏话。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最热爱的诗人,一位是冯至,另外一位就是穆旦。尤其是穆旦,在我看来不仅是悲剧性的、也是圣徒般的诗人。

回到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里尔克需要我们终生去阅读,也是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诗人。里尔克早期的诗也受过浪漫主义影响,比较感伤、空泛,所以罗丹告诫里尔克,你要去学会观察事物,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导,他听从了,后来他写出了《豹》,学会了观看。不仅是学会观看“物”,像海德格尔哲学性地所表述的那样,一个诗人还要“进入大地”。但这还不够,我觉得里尔克后期还有一次转变,那就是“把大地提升为心灵”,这是一个更艰巨的历程。

冯至不仅经历和里尔克非常接近,精神上也非常契合。比如他对艺术的真诚、虔诚等。新诗诞生时出现了很多诗人,像徐志摩、郭沫若等等,鲁迅为何偏偏钟爱冯至?冯至非常低调,他从来没有提及鲁迅评价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有更高的尺度在那里。所以他第二本诗集出版后,他干脆把他的诗歌创作放下来了,他可能还没准备好,还要深化自己,沉默、忍耐就是一切。所以他一封一封地翻译里尔克的十封信。冯至并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他完全为了他个人的爱、心灵的需要来翻译,非常投入。我重读《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时,可以感觉到每一句、每一个字词都带着冯至先生深刻的共鸣和体温,这是其他翻译家无法达到的。你读他的信,你感觉里尔克就坐在你旁边,对你谈话,那种感觉,那种声调,那种亲密感、诚恳感等等。冯至在他留学海德堡期间就深受里尔克的影响,他要准备好自己,直到有一个豁然贯通的时刻到来。现在看来冯至是幸运的,他终于等到这样的时刻,1941年,一下子写出了27首十四行,完成了他创作风格的转变。这27首十四行与他早期的青春抒情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创作建立在了一个更深刻更坚实的基础上,他也由此完成了对存在的敞开,充实而有光辉。

冯至还写有两篇关于里尔克的重要文章,一是1936年写的一篇《里尔克——诗人十周年忌日作》。读了里尔克,冯至就感到他研究的德国18世纪的浪漫派也有问题,这些诗人在那个年代后来都停止了,他们只有青年,而没有中年,更不用说白发的完成。但里尔克的中年有一个意志产生,在冯至中年,显然也有一个意志的产生,没有从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意志,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十四行诗集的诞生。

另一篇是1943年他在昆明写的《工作而等待》。这篇文章是从卞之琳翻译的奥登开始谈起,后来更多谈到里尔克。卞之琳翻译的奥登也是献给里尔克的一首诗,因为奥登在中国战场感到非常绝望沮丧,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瑞士的穆佐城堡,在那,里尔克工作而等待,经过了十年的沉默,最后一举完成了自己。奥登创造了一个神话,以艺术家个人的信念对抗历史的暴力,这对当时穆旦、冯至、卞之琳他们都非常有激励。冯至在这篇文章中还引了一句里尔克的诗,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对我一生都无比重要,甚至我在今天还这样要求自己:“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之后,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与哲理》,他非常称赞冯至,从哲理的角度来读。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一个角度。十四行集当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但是哲理诗并不是冯至的目标,冯至的目标就是那种里尔克式的“存在之诗”,这才是冯至的目标。为什么歌德、里尔克和欧洲的其他哲学家,包括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对冯至非常重要?他们的影响,是对生命全身心的震荡、深化,也是照亮和提升。早年我读冯至的《蛇》,感到很惊异,尤其蛇这个大胆新奇的比喻。寂寞从来是中国古诗的一个主题,但是用一条安静无言的蛇来比喻自己深深的寂寞,中国文学史冯至是第一。蜕变的隐喻,这正是从歌德那里来,冯至从歌德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生命的哲学,比如生命就是一场蜕变,要经过生生死死才能脱颖而出。他的十四行诗充满了这种隐喻,蚕、蛇、树木,生长成熟等等。

有一次,我陪日本汉学家佐藤普美子女士一起去拜谒冯至先生的墓地,在香山南边一个墓园。冯至这么杰出的现代诗人,他的墓碑上根本没有“诗人”这个字眼,就是“冯至教授”。这让我深受震动,他把诗和诗人看得非常神圣,他不想轻易就担当起诗人之名。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贯穿了冯至先生的一生。

就这本书信集本身而言,《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每读一遍都会受到一些启示和感悟,甚至每一句都耐人寻味。有时候你要停下来,因为每一句都值得反复思量。这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不单是人生,也不单是艺术,两者完全不可分离。

里尔克的对象就是一个年轻诗人,带着人生和艺术的很多困惑,向他求教,把他视为一个朋友或者精神导师,但是里尔克没有导师的感觉,非常诚恳地一起来分享对人生、对艺术的经验。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包括学院里面的,都把一些时髦名词挂在嘴上,像口头禅一样。当学徒可能都是这样,但是要跨越、走出这个学徒期。人生和艺术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冯至和里尔克的一个交会点。

冯至的诗歌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求真,是追求真、追求信仰。这可能也来自歌德,歌德自传就叫《诗与真》,这是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命题,涉及人生,也涉及艺术,没有这个真,你的艺术是无法成立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不可能。我们现在有些方面很混乱,追求表面的东西。但里尔克讲,要在自己的内心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面对你自己了吗?如果没有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的艺术是免谈的,是站不住的。你不考虑地基的问题,再盖高楼有什么意义?8月份我和一些青年诗人也谈到这个问题,年轻的诗人都很有技巧,讲究修辞,但有些根本的东西可能被他们忽视了。我引了策兰的一句话,“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你再有技巧,但不是一只真实的手写的,会有生命力吗?我这么一说他们可能受到一些震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歌德、里尔克、策兰、冯至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用真实的手来写真实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