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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鲁迅以文学家、思想家、启蒙者,甚或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世人所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称号还不能完全概括鲁迅的整体成就,深入发现一个多元的鲁迅,愈加成为当代“鲁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比如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位作家225部(篇)作品,总量约300万字,并提出“没有‘翻译家’的鲁迅,就不一定会有‘文学家’的鲁迅”的观点。《鲁迅与20世纪中国学术转型》(刘克敌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版)则致力于让读者明白:不研究作为学问家的鲁迅,就很难理解作为文学家的鲁迅。

在研究中珍视传统

尽管相对于创作而言,鲁迅的学术成果要少得多,但是其学术研究却远远早于新文学创作,投入的时间也绝不会比创作少。从清末民初校辑古籍、撰写论文、翻译介绍西方的作品与理论,至20世纪20年代研究小说史、文学史,同时继续从事翻译与校辑的工作,再到30年代完成《嵇康集》的校订等,其学术研究时间长达30年。如果不对作为学问家的鲁迅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无法认识鲁迅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的意义,也难以理解他的文学作品何以深入人心。

就学术成果而言,鲁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著述,即便将他校勘辑录的《嵇康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算在内,成就也不能与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相媲美。但是,就学术思想的深刻性、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及“学”与“文”结合的紧密性而言,很少有人能超过鲁迅。在那个“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年代,如何为中华文化的重生建立一个基础、指明一条途径,是当时的学者无不关心的重要问题。章太炎、王国维等都希望通过研究国故来保存国粹,增进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鲁迅与他们不同的是两手出击:一手创作,一手研究;在创作中批判传统,在研究中珍视传统。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种“相反而适相成”的方式,类似陈寅恪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批判传统,需要借鉴“外来之学说”;珍视传统,就是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仅仅将鲁迅研究归为一般的“创作家的研究”,或将其创作归为“学问家的创作”,都未看到鲁迅研究与创作间的统一性,更无从认识鲁迅是从中华文化发展高度作出的通盘思考。

严谨扎实不是做学问的极致

鲁迅的研究与创作不但相互补充,而且相互影响。作者引乔治·布莱(Georges Poulet)《批评意识》(La conscience critique)关于“诗思维”与“批评思维”的论述,认为鲁迅的小说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具有比一般作家更丰富的理论修养和更广阔的视野,从而可以不仅以形象表现现实,也可以从理论角度概括现实,做到如马克思所说“从观念上把握世界”。而鲁迅的学问之所以“往往风格由严肃变为幽默,论证由严谨变为自由”,正是他以文学家之心把握历史真相、领悟人生真谛的结果。这在中国现代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例。换言之,在鲁迅那里,文学与学问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融相生。

鲁迅博究坟典,汇通西学,对当时学界稽事考古的方法十分熟稔,借用兰色姆(John Ransom)评价T. S.艾略特的话来说:“他系出正统,精通那班学究们所治的学问……那从无舛误的学识赢得了学院的尊敬。”鲁迅对那些标榜纯粹学问方有益于中国的说法一直深怀戒心,与以“史料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学术界往往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对当时的教授学者也常持以嘲讽态度。在他看来,严谨扎实尚不是学问的极致,学术研究除了要细致考订事实,更要深入叩问灵魂,故而鲁迅特别重视所研究时代的“世态人心”,这其实与他认为“声发自心”的创作观相一致。他在1932年给台静农的信中提到做文学史要具备“史识”的问题。郭预衡将鲁迅所说“史识”解释为“不是罗列一般通史材料和文学现象,而是把时代特征和文学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陈平原则理解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与深入思考”。

在刘克敌看来,鲁迅所说的“史识”,除了要求“能够从全部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轨迹中确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能够把他的创作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变化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本质上就是对世态人心的把握,即重视从社会生活风貌和文人特别嗜好等角度,切入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和对文人心态的分析。对于鲁迅来说,研究与创作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主体心灵的体现:在创作时表现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研究中则是以文学家之心去体验一个时代的“世态人心”。坦率地说,鲁迅的学问似乎接近于一门“心学”,这门“心学”贯通于研究与创作,浑成于生命与人格。只有具备大才力、大学问的人,才能积浩然之气,纵雄健之笔,随处触发,不落痕迹。文学鲁迅与学术鲁迅合二为一。

重视“世态人心” 注重比较思维

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抽离于历史现场的文献,可以提供许多当时文人不愿见诸公众的隐晦信息。作者这种阅读的快乐,源于更深层地发现文人创作或研究的环境与心理,即将作为公共资料的学术、文学,与作为私密信息的日常生活相互参证,从而将外部研究与内容研究结合起来,这与鲁迅的研究方法有着高度一致。游历山水的诗意、师友之间的切磋、对某个社会事件的忧虑,乃至一些不寻常的个性、怪诞的习惯,都可以与文人的创造性活动联系起来。退一步说,日常生活的确可能蹉跎了岁月,淹没了诗意,但从积极层面来说,即便那些单调无聊的活动,也有可能激发文人的创作热情——谁能说鲁迅在民国初年收集拓片、抄写古碑,以此“敷衍漫长的岁月”(周作人语)的经历,没有对他的文学或学术产生重要影响呢?

早年我就读过刘克敌的书,觉得他似乎有意要尝试一种与当下学术枯燥乏味、硬语盘空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是,《章太炎与章门弟子》(大象出版社)亦如是,该书复如是。这是否也受到鲁迅沟通文学与学术关系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其书读起来的确比较舒缓,似乎是与一位朋友谈心,又似乎在与学生共同探讨一个问题。书中许多地方都是“软语商量”,供人思索。比如鲁迅提出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问题,作者首先指出这一看法很可能受到铃木虎雄的启发,接着例举新世纪以来如赵敏俐、詹福瑞、李炳海等当代学者的商榷意见,认为他们的论述均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从对文学审美特性“给予特别关注”的层面出发,作者认为还是鲁迅的观点最为科学。再如鲁迅出于启蒙的需要,辛辣地讽刺过中国戏曲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并上升到国民性批判高度。作者同时举出陈寅恪的研究,认为根据陈氏的分析,戏曲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受到佛教“因果报应论”的影响,“最后遂演变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终有好结局’的大团圆思想”。鲁迅对此的批判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而言,陈寅恪对此的探讨是从文化交流的层面出发,两者相互对照圆览,可以让我们对“大团圆”的文化心理获得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比较思维贯穿全书写作,将鲁迅放到古今中外、同时代与后一时代的坐标中进行对照、分析、评价。作者认为陈寅恪1943年撰写的《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其持论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讨论魏晋清谈及陶渊明的“自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同时推测,陈氏坚持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是否又受到鲁迅与朱光潜关于陶渊明风格之争的触发?

“鲁迅假如长寿会怎样?”作者同意曹聚仁的看法,鲁迅如果长寿,创作上虽未必能超越二三十年代,但在学术上一定会有“惊人的收获”。历史不可假设,但是以鲁迅的智慧,以他一生对学术的持续兴趣,以他善于“抓住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进入对这个时代文学论述的方式”,以他向来研究中“对文采的关注、对语言的关注、对想象的重视、对作家创作之自觉性的强调以及对艺术形式变革的赞美”,也许会如曹聚仁所说,那部心心念念的《中国文学史》,“一定可以写成的了”。那又将会是一部怎样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学史!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