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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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不惑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而我要去造访的罗洪先生，比我大着整整一倍还多。

我被罗先生引进屋子，因为是阴天，屋子有些暗，家具都是旧的，书桌整洁得有些反常。后来罗洪解释，这一间，是她已故丈夫、著名翻译家朱雯先生的书房。有几只大书橱站着，也是旧的，书并不多。我正在诧异，罗先生说，她现在正在整理，将藏书分批送出。赠书的对象是她和朱先生的家乡图书馆——松江图书馆。

对爱书的人来说，聚书不易，赠书更难。虽不至于“挥泪对宫娥”，但难舍难分的情感，肯定是有的。

先说聚书不易。与许多的老知识分子一样，罗洪经历了至少两次毁书。一次是抗战时期；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九三一年的五月九日，巴金到苏州，罗洪和朱雯与之相识。时值阳春，江南最美好的季节。朱、罗均年方弱冠，比他们年长的巴金也才二十七岁。他们坐着马车，在杨柳拂面中游了虎丘。同行者中，有一位叫毛一波的，回到上海后，写了一篇《春天坐了马车》发表。其实，对当时的罗洪们而言，坐着马车的，岂止只有春风？还有洋溢的青春！

一年后的同一日，朱雯和罗洪喜结连理。那日，真是高朋满座，其中有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等，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维持了一个甲子的友谊”（朱雯语）！当时在青岛的沈从文，也写来了贺信，幽默、风趣，句子很隽，有着沈氏特有的风格。信的最后，是散文一样的祝福：“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

婚后的朱、罗夫妇“渴望有个书室”（罗洪语），于是开始放手买书。定制的三个书橱很快装满了。除了传统的经典之外，他们还买了许多朋友写的书……

抗战爆发后，他们辗转去了大后方。而留在故乡的家，则被敌机炸毁，其中包括全部的藏书和与朋友们的珍贵手札。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用并不丰厚的工资和稿费，慢慢地又聚起书来，而且，书的数量和种类比第一次毁书前更多。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的藏书再一次遭受了劫难。

某日，前来抄家的人用大床单，将全部的书一包包地裹起来，用大卡车运走。后来，发还抄家物资，还回的书籍只有二百多本。而且，俱蓬头垢面，沧桑至极。罗洪说，当时的她不忍相对这些劫后余生的书，马上将之放进了深柜里。

书有劫，书橱也难逃厄运。当时与书同时被扫地出门的，还有罗洪家的红木写字桌、椅子和几只书橱。但是，有一只书橱因为放在三楼的亭子间而得以幸免。然而不久，他们家的房子里，又挤进了几户人家，于是，这只没有书的书橱，只好被请进了卫生间。再往后，卫生间也被人挤占，这只书橱只好另寻出路。

最后，罗先生将书橱以十八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当时，她还谢了谢别人。直到今天，罗洪还在怀念那只香红木做的书橱。她回忆道：这只书橱上下两格有门，中间一格空着。上格橱门上刻着张继写苏州的那首著名的七绝（苏州对于朱雯和罗洪有着春天般的意义），下格的两扇门上，刻着梅花和兰花，非常雅致。罗洪说：“我们都非常喜欢它”。

罗洪是小说家，很多年前，她写了很多的小说。当时，赵景深先生曾高度赞扬她的小说，甚至断然说“以前的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并寄希望罗洪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当然，由于历史的玩笑，罗洪终于没有成为“巴尔扎克级”的文学大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新文学史上，罗洪是占有一定的位置的。尤其是在女作家中，罗洪更是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她热爱写作，以至于当我面对着这位耄耋老人，问她晚年最大的愿望时，她仍坚定地说：“写长篇小说！”她指的是将已经出版的《孤岛岁月》重写一遍，过了一会儿，她踌躇地说：“这个，你不要写了，”她叹了口气：“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了”。

写《孤岛岁月》的一九九六年，罗洪不慎跌了一跤，手上打了石膏，吊着绷带，有八个月不能写字。她心急如焚，总觉得来日无多。所以，她用左手托着右手写，拼命地写。在纸上写出的字，只有自己认识。终于抢时间一般地，她写完了长篇小说《孤岛岁月》。但，出版又成了问题，最后，写了一辈子书的老作家，只好用上了刚刚拿到的朱雯先生的一笔稿费。书，最终是出版了。但罗洪的心里还是留下了遗憾。“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一些。”罗洪无奈地说。

现在，罗洪除了写些短文，到上海近处走走，她的生活很平静，她说她自费订了好几种报纸，每天一大功课，就是认真看报。再就是整理藏书和赠书。现在，当年聚书时燕子啄泥般的幸福，似乎已被赠书的快乐所代替。罗先生的子女，都青睐自然科学，甚至第三代中，也无人操持文学，所以，她除了留给后辈作纪念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她将全部捐赠。

那天，我带去了一本罗洪与朱雯先生合著的《往事如烟》，这是我在书肆中能找到的惟一的罗洪著作。她给我签了名。另外，她赠了我三本书，是上海古籍版的《薄暮的哀愁》、学林版的《孤岛岁月》和百家版的《春王正月》，均是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薄暮的哀愁》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她早年的十六篇作品，罗洪细心地在《践踏的喜悦》等5篇小说后用圆珠笔做了记号，这是她满意的作品，希望我能好好读一读。

回家后，在灯下展读赠书，书中，有罗洪年轻时和现在的照片。读着，读着，突然，有一段文字让我怵然一惊，那是她写于一九四六年的短篇小说《逝去的岁月》中的最后一节：

“冬天的阳光温煦地照耀在她面前。她娓娓地向孩子们谈着。我看见她眉梢眼角的皱纹，这几年仿佛就是几十年，把一个优雅温柔的姑娘摧残得这么苍老。”

20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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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先生：我们已许久不通音讯，想你总不会忘了一个不相识面的女孩吧！”

署名：“虹”；时间：“三月四日晚”。这是罗洪致朱雯的一封信，年代可以确认，是1930年。在罗洪的创作年谱中，有一本书最容易被忽略、事实上已经被忽略的。在罗洪朱雯各自的回忆文字中，几乎都不提这一本书。这就是1931年9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恋人书简》，印数1500册。署名：罗洪、王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篆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的《罗洪研究资料》一书出版于2010年，在“罗洪著译目录”一篇中，“疑似”是收入了此书。为什么是“疑似”？因为所录入的书名与出版者均与上图本迥异。《罗洪研究资料》收入的信息是：“《从恋爱到文学》（书信集），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9月初版。”因此，有两种可能：一是另有一种《从恋爱到文学》（书信集）存世，一是录入有误。

《恋人书简》共收入罗洪朱雯来往信件109封。第一封信罗洪致朱雯的“三月四日”在1930年。这一年，朱雯还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罗洪早一年刚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松江，在一所小学任教。本年初，罗洪从别的杂志上看到了《白华》旬刊含有目录的广告，觉得不错，想订阅故而给在东吴大学的编辑部去信。不久即收到《白华》编辑部的回信，称杂志可能近期有变动，暂不收新的订户，但仍欢迎投稿，附信还寄来了两期杂志。罗洪如约寄去了稿件，罗洪回忆这是自己“第一次写稿”。

半个月后，回信来了。信中寄来了最后一期《白华》，并告知《白华》因经济困难决定停刊，稿件已转《真善美》杂志。这次回信，不再是以编辑部名义，而是署名“朱雯”，这正是《白华》主编王坟的本名。朱雯在信中告诉罗洪自己也是松江人，这应该是朱罗两人正式通信之始。由朱雯转至《真善美》的罗洪文章，就是发表在1930年5月号杂志上的《在无聊的时候》一文。这是罗洪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从罗洪的回忆文章中获知，1930年的春假，朱雯从苏州回松江，与罗洪在醉白池正式见了面。是谁先发出了邀请？具体是什么时间呢？文章中未写。但《恋人书简》中的书信全都记录了下来。3月27日朱雯致罗洪：

“春假，我们是从四日放起。你说要我于三日来拜访，那可不可能了。假如我回来的话，也不过五日有空。你能在五日抽些空吗？五日是礼拜六。我们到去，岂不也好？”

3月30日朱雯致罗洪：

“我决定三日下午三时多到故乡。五日下午四时我们都到。我那天穿淡灰色西服，你认到一个这样的头发中分的人就来招呼吧！虹，这一来有些像绑匪吗？……哈哈。”

见面的地点，在罗洪的回忆中已经解谜，就是松江著名的名胜醉白池。罗洪回忆，那天是与同学一起去的，见了面以后，“我和朱雯在园里坐了一会儿，说了些话，我就急于回去，第一次谈话是局促不安的，便匆匆向他告别。”当天晚上，朱雯给罗洪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情因见面迅速升温了。信中还提出，将两人的书信往来编一本通信集，朱雯建议，“我拟书名为《从恋爱到文学》，内容系间接地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和一位女作家从文学到恋爱的步骤。”

由此，《罗洪研究资料》收入“《从恋爱到文学》（书信集），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9月初版”的讹误信息也有了出处。正是当年朱罗恋爱时就有的创意，只不过在出版时改了书名。该书中最后一封信写于1930年8月9日，在一年后的9月，这本书信集得以《恋人书简》为名出版。事实上，这是罗洪的第一本书，而且，被罗洪本人遗忘、研究者疏忽的“虹”，也至少是罗洪另一个别名。

罗洪与朱雯1932年5月9日在上海举行婚礼，他们的朋友沈从文从青岛发来一封贺信，在婚礼前一天寄到。这一封现被收入《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贺信，无收信人抬头，也无具体写信时间，编者大约根据信中内容，仅将写信时间定在了“春”。以青岛至上海的路程，写信当在5月最初的几日，宽泛一些的话，定在“5月”也比泛指“春”更为精确。《沈从文全集》在此信下注明，是根据1957年香港新学书店出版的《沈从文小说散文选》。沈从文真是一个爱写信的人，《沈从文全集》中，仅书信卷就有煌煌九卷之巨。他的信，写得都别有韵致，情怀总是浓郁饱满，但笔调又是一以贯之的雅致。这九卷书信中，致朱雯的信，仅此（严格说来并不完整）一通。

沈从文给朱雯夫妇的信当然不止这一封，罗洪在一文中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全家离开家乡，开始了颠簸的长途跋涉。松江受到轰炸，我们家被毁，一无所有。”朱雯在另文中痛惜：“可惜这些珍贵的手札，跟我所有的藏书、整个的家一起在抗日战争中统统被敌机炸掉了。”

罗洪在《悼念朱雯》中说到与朱雯结婚：“在上海租了个礼堂，举行结婚仪式。新房租在现今的复兴西路。”“我不愿意请文学界的朋友，他却认为结婚大事，一定要邀请几位前辈，于是请了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等。”直到晚年，巴金还记得此事，他对朱雯罗洪笑着说：“朋友中间，就数你们正式举行仪式。”巴金与施蛰存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朱雯罗洪的婚礼上。

沈从文不能出席朱雯罗洪的婚礼，是因为人在青岛，只能以信为贺。这一封信，写得实在生动有趣，尤其是提及赵景深结婚时的场景细节。此信被有心的朱雯带去了婚礼现场，并在朋友中传看，让朋友们都忍俊不禁得开心。

这封信后来被朱雯以《沈从文论结婚》为题，发表在1933年1月8日《申报·自由谈》上。这也应该是1957年新学版《沈从文小说散文选》收入的原始出处。这封洋溢着友情与青春的信，可在《沈从文全集》中查阅，此处不赘。《沈从文论结婚》中还披露了沈致朱的另一封信（似未全引，姑算半封）。此信未收入《全集》，但也是确实有趣的：

“我因为自己是个老人了，所以见年轻人有太太，即或还无资格成婚，也劝这人冒险。（还有笑话是我还做过三次媒人）。所以我劝你特别努力写文章，也劝你冒点险去结婚。事业比起女人来事业是又算不了什么东西了。人是只有年轻才可佩服，其他全是空的。不过自己年轻，却成天在自得自足中过日子，不知道好好的去生活，那年轻的人又好像是不足道了。爱女人，爱朋友，爱生活，好好的去做罢，年纪大了一点，一切都完了。女人是只有年轻才事价的，让年轻女人在空气里老去，这是男人的罪过。”

朱雯称此信写于1930年，夏天，吴淞。正是那一年的夏天，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故事开始了。在信中自称是“老人”的他，这一年，28岁。

《恋人书简》收录的最后一封信（第一〇九），朱雯致罗洪，写于1930年8月9日上午。信的最后写道：“祝你好！祝你有一个美丽的好梦！”

抬头称呼：“我爱”。落款署名：“你的爱”。

朱雯：生于1911年，卒于1994年；罗洪：生于1910年，卒于2017年。他们从1930年开始相识、相爱，用尽一生的漫漫岁月，完成了从恋爱到文学这本大书！

201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