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教鹤然：您的新作《云三彩》为读者们讲述了一个积极、乐观、勇敢、果断的农村女孩来到上海的成长故事，作品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想必与当下社会现实及文化生态密不可分，那么，您的写作初衷是什么呢？

秦文君：《云三彩》是一部延续我一贯创作风格的、慢慢积累而成的作品。我并不是因为看到当下媒体报道留守儿童社会问题，便进行了即兴创作。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我就已经对这一题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最初的写作灵感来自于生活。十多年前我到理发店去理发时，帮我洗头发的就是一个刚刚来到上海没多久的“外来妹”。在与她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春节的时候这些外来人员都会放假回家探亲，显然，这一代外来人员与我以前所认识的那一代不同，他们在城市谋生的同时，也要保持自我的生活质量。由此，也激发了我书写新一代外来群体故事的冲动，可以说，这是一个在10年前就可以动笔、孕育周期很长的故事，但我总是觉得似乎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一直在等待一个契机。

我想要表达的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城镇化对于妇女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也着重展现小女孩李三彩的个人解放和心灵开放。城镇化的过程必然涉及到人的迁徙，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迁徙到充满隔膜和距离感的都市空间，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环境实际上对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灵都有着一定的束缚，而城镇化的迁徙过程对于女性来说，就像是从“魔盒”里面被释放出来一样。

教鹤然：请您更细致地为我们讲一讲，这种从“魔盒”里释放出来的过程是如何在城镇化叙事中具体呈现的呢？

秦文君：三彩来到城市，最初的动因就是对于“爱”的寻找，她要来投奔她的至亲——爸爸、妈妈和弟弟，纵然她对于抚养她长大的奶奶和乡村的朋友十分不舍，但是她仍然毫不犹豫地走了，因为爸爸、妈妈和弟弟对于她的个体生命来讲都是非常温暖、有爱的象征。

但是三彩显然和其他的孩子又有所不同，在乡村的时候她与奶奶相依为命，来到城市以后，她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游离于父母、弟弟之外的充满孤独感的个体，因此，在三彩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体生命特征。初到上海之时，三彩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父母将一腔热忱都倾注于弟弟身上，所以她缺失了父母之爱、手足之爱和朋友之爱。在上海这个形形色色、你来我往的都市空间中，三彩与爸爸、妈妈和弟弟之间的隔膜，与同学、老师和社会人际的隔膜，促使她的内心世界产生了质的变化。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空间中，三彩带有“女侠”的个性和特质，有着对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认定，但她作为外来者，必须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进入城市空间以后需要做出许多改变。

教鹤然：上海是现代中国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都市空间，也是城镇化、社会迁徙等问题集中体现的时空场域，您将自己的多部作品都置于上海，请问您对于上海的文化意义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秦文君：上海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花费了较多的功夫，我曾经在面对每一个采访对象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从家乡来到上海，什么感受让你觉得最为深刻？”因为我想去了解外地迁徙而来的，特别是农村来的孩子，他们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印象，这可能是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无法体会到的。

我记得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饮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传说中的豆浆、油条，有人说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进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说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黄不烧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像一脚已经踏进上海来了一样，生活方式突然间变得洋气了。我收到过一个读者的来信，这个外地的男孩子来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对于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当年看过我写的“贾里”系列里面的一本书《小鬼鲁智胜》，这本书虽然没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风土人情，却让他从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风情和三教九流。

我还曾经到从外地落户上海，并生活了十几年的女性家中采访，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非常上海化的女性，无论是她的上海话，还是做事、穿着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风格。直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她自己做了一盆“乱炖”，突然意识到她虽然想要融入上海，但是内在的基因还是喜欢自己家乡的饭。我们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也不需要脱胎换骨，一样可以融入这个城市，这就是上海。

教鹤然：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三彩是个女孩，做事比淘气的男孩还放得开”，一直以来，您的儿童文学创作都细微而敏锐地捕捉女生性别观念的丰富性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那么，为什么在您的作品中更多地关注女童的成长状态和心路历程呢？

秦文君：作品的写作过程是心灵开放的过程，长久以来，我都对于女性题材非常感兴趣，女性的迁徙中蕴含了很多话题，也能生长出丰富的悲欢离合。

在生活中，我接触到的外来群体的性别构成主要是女性，除却前面提到的洗头小妹以外，我的亲人、朋友和自家请的钟点工，基本上也都以外来女性为主。我家族里的亲戚以及在出版社工作时共事的同事中，都有着出身于农村、考上大学进而留在城市生活的女性。对外来女性群体的熟悉，是我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中更多关注她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前提。但是，我不仅仅想写一个女孩从东北农村到上海都市的生活，也不仅仅想塑造一个留守儿童形象，而是想写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

教鹤然：如您所说，您想要探讨中国女孩的成长道路，那么请问您理想中的“儿童成长”与“女性成长”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秦文君：我认为，在一个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学着做到自己应该有的最好的样子，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的儿童书写想要追求和努力实现的方向。三彩的成长自然也不例外，她要学会爱，要能够化解痛苦，要能够接纳新的东西。她孤身一人从东北农村来到上海，一方面当然是要改善她的物质生活，但最重要的是她要获得爱、勇气和尊重，要保持热血、永不麻木。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在现实生活的时空环境和文化场域都出现变化的时候，仍能坚持自我，保证有一种勃勃燃烧的精神内力永远不会改变。

三彩进城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摆脱平庸。很多女性对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认为自己有一个工作、挣了一些钱、别人承认我这就可以了。而三彩和她们不同，她一心想要摆脱平庸，要做最好的自己。所以我个人认为，三彩就是城镇化以后的女性最理想的样子。

女性的成长是个复合体，物质生活的丰厚会使得女性提升自尊，对于三彩而言，精神层面的追求与跟异性的相处也是她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面向。在农村的时候，她最看不上的同龄男孩是三柱，他总是因买了雪白的新鞋、换了新手机以后就趾高气扬，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农村男孩子不一样。来到城市以后，她遇到了杨树，小说中写到两个人赛跑的场景。三彩觉得自己体力好、擅长跑步，肯定能拿下这个“小白脸”，同时，她也报着“我要争气，我要战胜你们上海人，我要体现我自己的价值”这样的心态，哪怕跑死也不会停下来。但是，杨树就很从容地主动停下来了，坦然地输给了三彩，因为他不愿意一个女孩子跑得那么狼狈，把大家都逼到不能收拾的地步。这让三彩明白，表面上的输赢和心理上的强大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不要太简单化地去衡量一个人，城里的人也未必像她想的那么浮躁和浅薄，而是内在有一种人文的涵养，这一点对三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鹤然：正如您谈到的那样，“人文涵养”是三彩来到城市以后受到的思想冲击，作品中也有多处令人印象深刻的类似细节，那么，能不能谈一谈您重视作品对于人性和生命力量表现的原因呢？

秦文君：三彩在十多岁来到上海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形成了，农村的文化是她没有办法脱离的，但她并不因此而自卑。这个来自东北农村的小女孩，刚刚来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就毛遂自荐担任参加年级会演的代表，还和毛文韬同学一起PK传统节日知识，充分展现了女孩摆脱平庸、心灵解放、绽放自己、接近理想的过程。在传统节日比赛的片段中，东北农村的女孩就比城市的孩子离自然更近，她可以讲出很多城里人讲不出来的东西。显然，她在从传统农村文化里面汲取能量，这些能量是支撑她的根。至于生命力量的问题，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的身边有些外来农村女性的体力、脚力都非常好，比如一站公交可以到达的距离，如果能走路过去就绝不坐公交车，正是这蓬勃的生命力量使得她应付日常生活更加游刃有余。重视作品对于人性和生命力量的表现，源于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被尊重、被爱。我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着力表现的，就是人，我要写一个女性的生命能量，写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不是写一个单薄的现象。

教鹤然：《云三彩》与早期长篇《十六岁少女》形成了一种“姊妹篇”的状态，前者是在黑龙江农村生活的少女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寻找打工的父母，后者是在上海弄堂里成长的少女与朋伴一起北上黑龙江林场上山下乡。您讲述了两篇与东北和上海这两个特殊的时空场域密切相关的故事，不知道这两个故事内部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和互文性呢？

秦文君：将故事的背景放置于东北农村，说明我非常重视这两部作品。

我在东北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那里是除上海以外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遥想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在学校做过老师，会讲一口非常流利的东北话，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甚至没有人能分辨出我是上海人！所以，我对于东北农村的生活背景、地方风物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和了解。虽然我离开东北已经几十年了，但还会经常梦到东北，人在青春期的记忆是非常强烈的，这8年间我对于一个女性孤独个体的认识，与《十六岁少女》的文本有所观照。同时，《云三彩》和《十六岁少女》这两部作品内在既有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两个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具有鲜明的相似性，两个故事主人公都是想要寻求爱和尊重的，同时故事也都具有“双线”结构，即一条线索在东北，一条线索在上海，两条线索互相交织、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文本的血脉与骨骼。尤其是农村的线索在三彩进城以后仍始终存在，这是三彩展示自己、保持自己、寻找自己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十六岁少女》中的知青是从发达、进步、文明的地方来到相对闭塞、落后的欠发达地区，而三彩则是从相对偏僻、封闭的小山村到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多年以来，我采访了东北、苏北、西南等不同地区农村的孩子们，其中关于东北的故事更立体、更厚实一些，通过采访，我对于东北农村有了更多于当年自己生活的感受。而且，由于年龄和心态的成熟，我创作三彩的时候可能更为宽容一些，我希望《云三彩》是一本直接给孩子们阅读的书，它的故事需要非常单纯，与此同时，成人读者也可以从阅读中找到更多的信息量。

教鹤然：从处女作《闪亮的萤火虫》到“贾里、贾梅”系列的十余本作品，发展到“变形系列”《王子的长夜》《小鸟公主》等幻想题材作品，再到最新出版的长篇《云三彩》，您创作路径的变化似乎经历了一种从“现实”到“幻想”，又从“幻想”复归“现实”的过程，能否谈一谈这种变化？

秦文君：近年来，我发现幻想题材的作品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我就想尝试一下这种类型的儿童文学创作。但这并不影响我积累多年的现实主义作品写作，或者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于幻想的书写结束了，转而开始现实主义的写作。相反，幻想题材的作品一直在实践的过程中，我并不想把自己禁锢在某种实践中，倘若幻想文学有了更好的构思，就可以顺其自然地开始写作。但务必需要注意的是，幻想文学更需要对于儿童文学有经验的、有考虑、有前瞻性想法的人去实践。“幻想”与“现实”对于我的个人创作经验而言，实际上是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就像用两条腿走路一样，从我最近的作品《云三彩》和《宝塔》中，都能够看到这两种路径。

教鹤然：儿童文学写作如若需要达到某种“深度”与“厚度”，其实比一般意义上的“成人”文学写作要更难。这些年来，您一直持续不断致力于创作新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否请您谈一谈对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整体状况的看法？

秦文君：当下的儿童文学和世界的儿童文学非常不一样，世界儿童文学中比较繁荣的种类是幻想文学和图画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和市场销售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主要都是现实主义方面的儿童作品，而原创的幻想主义作品和图画书中虽然也有精品，但我们很难列出一长串的书单。

就未来的发展而言，中国有自己的儿童文学特色是非常好的，我们当然应该保持这样的特色。如果能够写出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也可能会带动其他国家开始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但是，现实主义和幻想主义应该是两个翅膀，我们幻想的翅膀也应该更强健一点，这样才能够带领我们飞得更远。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有志于创作出更优秀的图画书和幻想作品，让我们的儿童文学更多样化、多品种，整体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