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温故开新——写在《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之际

金宁主编《〈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本文为该丛书序言

《文艺研究》，在思想解放中诞生，在改革开放中成长，沐时代新风，得实践机遇，承创新引领，蒙学界厚爱，四十年，到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他接着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作为时代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作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思想和理论最重要的展示平台之一，《文艺研究》何其幸焉。

《文艺研究》是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内容涵盖文学艺术及美学的相关研究与批评领域。不能说我们发表的所有文字都经得起历史检验，有些烙印着某一时期特定的思想、理论乃至学术深度与规范的局限；肯定可以说，我们集中的相关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链接在学术进程中，新时期以来很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领域的讨论从我们这里发轫，成为继续深化的起点和热点，成为后续研究无法绕过的文献，也使刊物自身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于学术，于刊物，需要回顾，值得反思。从中检索过往，以开新篇；对作者、对读者，也是温故的良机。

这套书，用意即在温故开新。我作为《文艺研究》工作时间最长的老编辑并担负领导责任，有必要在这里说说刊物的一些事，还有感受。

一

《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杂志社按说应该做点什么。去年，时任社长兼主编方宁、时任副主编陈剑澜和我一起议过此事。他们相继退休、离任，我感到压力。其间多种事情缠身，“刊庆”之事也便一直拖延下来。在和诸位同事会商后，我们初步定下大体格局：一场专题研讨会、一套书。再探问几位遇到的新老作者，都认为是好事一桩，我们受到鼓舞。但响动渐渐弄大后，坦率说，已多少有违我们的初衷。

2019年春末夏初，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亲切关怀、鼎力支持下，杂志社正式启动相关谋划和筹备。然《文艺研究》每月出版一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生日其实可以不过，但正常出刊必须确保选题和编校质量，这一中心任务，容不得丝毫松懈。

成倍加重的工作量使我们疲惫异常，而最感到艰难甚至痛苦的事，还是“文选”之“选择”，这情形，想必局内、局外人应该都不难理解。四十年间，先是双月刊（1979—2004），后是月刊（2005— ），截至2018年年底共322期，一共多少篇文字，这套书中附有“论文目录”，细数起来很费时间。再者，《文艺研究》涉及理论领域广，要兼顾各学科门类，“选”要体现整体面貌，不可偏废。“大目录”出来后，我始终犹豫不决、左右为难。坚定的副主编张颖博士适时果断决策，定下若干基本原则，其一即按年龄设一条硬杠杠，文选是某种历史化行为，相对年轻一些的作者应该进入《文艺研究》下一阶段的历史总结中。大家觉得有道理，就这么做了。至此，要向年轻作者致歉，这是我们现今主力作者群，是当下学术界重要的生产力。《文艺研究》收获的良好口碑之一，就是致力发掘、培养年轻作者。反过来说，他们是《文艺研究》的支柱性力量，使刊物得以持续具有活力和锐气，面对知识更新、学术增长和观点交锋。

《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如此看来，文选中出现的作者就都是师长一辈的学者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为进一步选择用去不少时间讨论，亲密融洽的团队开始有了“纷争”。各编辑室主事者先以理服人，再以情动人，理由都有道理，道理五花八门，并拿出了长长的令人骄傲的文章目录。确实，稍一回望，名家云集、佳篇簇拥，选择何其艰难。而且，这还是在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栏目——“访谈与对话”“书评”（“书与批评”）被整体拿掉的情况下。最终，严重“超载”的选目摆到了我的面前。一天下午，张颖和我认真坐下来“唱票”，然后再有几次反复，定下了目前这210篇。

实话实说，我们选择的理由只能是关起门来自圆其说，所有考量都未必可以再做细究。这里要向没有收入此次文选的文章的作者致歉，众多研究成果在《文艺研究》首发，是刊物欣喜的收获，我们也相互成就了各自的历史，虽未能再集中重现，但真正的评价已被学术共同体判定，铭刻在新时期学术史册上。

而在选择之艰难外，更有一份不易，那就是对过去文章的技术性修补。按我们现行的编辑标准，同时还有出版社方面的规范要求，我们以往发表的文章，不同程度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注释信息，特别是在早期，均发现不少缺项甚至错误；还有文字细节也有失察之处，有的甚而到了令我们“一惊一乍”的地步。故此次编选，我也视其为一次“体检”。出版社编辑高度负责，每每划出问题、打上问号，一批又一批待核查信息发过来，我们便要小心翼翼加以解决。这项非常辛苦的工作进行了很长时间，还怕替作者进行的加工和补充出现新的差错，也有文字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核实，更因工期紧迫，某些内容没有再进一步细读，只能遗憾收尾。或可以推诿于早期标准不统一、技术手段落后、文献查找不易，上一辈学者也常有凭印象著述的习惯，但必须承认我们过去时有大意。我自觉这些问题与我等老同事难逃干系，所以在编辑会议上向现在的同事和出版社同人表达了歉意。“伯玉知非”，当时的疏漏乃至过失当引以为戒，但现在要进行补救，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所幸“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此类情况在后来的刊物运行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还要补充说明几点。首先，“访谈与对话”栏目的文章，有史料性，更有治学路径和方法上的启迪，也包括观点的面对面交流。该栏目至今收获不断，值得重视。我们在创刊三十年时编选过3本文选，总题为“阐释与创造：文艺研究书系”，其中有一本《学者之镜》（方宁主编，人民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选收了2002—2009年的这部分内容。其次，“书评”（“书与批评”）栏目内容涉及我们对“书评”的定位，即区别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推介类书评，强调要以建设性的态度直面问题，展开学术探讨和学理批评，也包括有理有据的反批评；思想必须敏锐，观点必须鲜明，以犀利的文风清理问题、开展对话，也针对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和我们从创刊起就一直倡导的学术争鸣一脉相承。上述“书系”中有一本《批评的力量》，就是那一阶段相关内容的体现。虽然就办刊方针和理念而言，我们继续提倡批评写作，但这次我们没有考虑直接争鸣性的文章，因为从公平角度讲，“对垒”双方理当“成对”出现，不能只选择一方，这势必会使篇幅更加难以容纳。最后，该“书系”中还有一本即《理论的声音》，是上述时段的论文选编。自然，我们也尽量不去重复上面的内容。

二

中国艺术研究院韩子勇院长在谈到编写院史时多次讲，修史的意义就在于明白我们是怎么来的，要发展，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并加以总结。（大意）我们深以为然，这也是我们目前这项工作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是以1979年5月15日第1期（总第1期）出版为起点的。但大家或有不知，实际上，《文艺研究》还有一段“前史”。

1987年我刚到编辑部工作时，听老同事们说：《文艺研究》曾经有过两期“试刊”。但语焉不详，也没拿出过实物，之后更没人再去提及。但此事一直存于我心。恰四十年刊庆，文学编辑室陈斐博士在前编辑部主任、副社长李香云历年认真记述的基础上，精心补充修订出我们的“编年纪事”，我审阅初稿时再次觉得，传说中的“试刊”不能就这样杳无踪迹，不了了之。于是，请副社长王伟博士对此搜索详考。几天后，两期纸张泛黄的《文艺研究》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这两期上都写有“出版日期”：一本是1976年4月，封面有“1976·1”字样；一本是1976年12月，封面有“1976·2”字样。两本均注明为“内部刊物”。第1期“编辑者”是“文学艺术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组”，第2期“编辑者”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组”。刊物地址在“北京前海西街十七号”，老同事都熟悉，那里是恭王府，2002年夏天之前，整个中国艺术研究院除音乐研究所外都在此地办公（文化艺术出版社也曾长期位居恭王府后花园）。这个地址，我们不少作者也都不陌生。

先看第1期。“编后记”明确，“《文艺研究》是我所学报性的刊物”（详见《〈文艺研究〉编年纪事》），还有一篇署名“本刊编辑组”的文章：《坚持走“开门研究”的道路》。通览全本，无须详述，有鲜明的“大批判”色彩。值得考证的是印刷时间：4月出版，但不会是在月底，因为一份关于当年4月初事件的官方文字是以活页形式插入的；也不会是在月初，因为该期唯一一篇真正的学术文章即《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严谨的作者、红学家冯其庸在文后注明，论文“1976，4，10，改定”。

再看第2期。本期扩充了半个印张，由136页增至144页。封面刊名“文艺研究”由前一期的红色印刷字体，改为同样红色的毛笔手书（繁体字）。经文学编辑室李松睿博士确认，是鲁迅字迹。当期内容亦无须详述，同样有着鲜明的“大批判”色彩，矛头转向“四人帮”。

提到鲁迅，不妨让我先再往远了说。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人知道，鲁迅在1930年也曾编辑过《文艺研究》。遗憾的是，这份“文艺季刊”只出版了一期，而具体面世时间，有学者考证也在5月初（虽然杂志上写明“2月15日初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其扉页后专辟两页，载鲁迅执笔之“《文艺研究》例言”，共8条。第一条开宗明义：“‘文艺研究’专载关于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字……延及文艺作品及作者的绍介和批评。”并且要求，“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文艺研究’的倾向，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所以凡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倘其中有若干部分涉及文艺者，有时亦仍在绍介之列”；还计划刊登对“新出之关于文艺及社会科学书籍”的“批评”；此外，还有“在可能范围内，多载塑绘及雕刻之作”云云。

我丝毫也没有将这份刊物及鲁迅的相关工作一并视为我们“前史”的想法，只是惊讶其办刊意图与宗旨，竟与距它四十多年后我们所设定的编辑方针颇为贴近，更和再后四十年中我们的实践如出一辙。其间的精神承继和文脉延续，令人心生感慨，思绪绵绵。

话说回来，上述1976年的那两期“试刊”，的确属于我们的“前史”。《文艺研究》的上级主管部门曾致函当时的国家出版事业局，其中明确写道：“我部（按：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出版的《文艺研究》……原为学报性质的内部刊物……拟从今年开始扩大发行……公开出版。”

请注意，那两期“试刊”虽然是在一年之内（1976年年中和年末）编辑、印制的，但却恰恰处在了重要的历史分水岭的两边。上面的文字，鲜明的时代印记，表征了两个时期文艺领域的特殊面貌。从中更可以看出，史称“艰难的转折”已经开始。就现有材料看，1977年至1978年冬天以前，“《文艺研究》编辑组”停止了工作。

毫无疑问，实体存在的这两期《文艺研究》，在中国期刊史上有其珍贵的见证、保留价值。但我必须要着重强调的是：它和后来被学界所认识的《文艺研究》完全不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应该说，《文艺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新时期文艺和学术春天的产物。它的真正诞生和成长，完全有赖新的历史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欣然降临，有赖国家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的恢复发展，有赖文学艺术家蓬蓬勃勃的创作实践，有赖学界中人孜孜矻矻的理论探索。

回顾历史，《文艺研究》与时代同行，伴随国家日益强盛的进程，受惠于这个开明的时代，也必定要感恩这个开明的时代，编辑部几代人勤勉工作，也正是为不辜负这时代的赋予。刊物的定位，决定了它应负的使命，有使命就要有担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展现最优秀的文艺研究学术成果，参与相关学科知识生产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实践，就是我们担当的使命。

三

毕竟四十年，虽平稳，也艰难。作为面向全国人文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平台，外界对《文艺研究》的描述和评价自然很多，“名刊”也好，“大刊”也罢，到底几斤几两，我们的读者、作者会有各自的评判。坦率地讲，我们自己对杂志上历年刊登过的文字也有理性的分析。有些看法，局外人或不好同我们讲，局内人或不便对外界说。当然，若将《文艺研究》整体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学术文本加以认识，有几篇文章和围绕文章的我们的人与事，值得细说。

我不记得《文艺研究》在1989年创刊十周年时搞过“活动”。当年第3期（双月刊时是单月出刊，这一期出版日期是5月21日）一如平时：正常发稿，选题重要，看点不少，却唯独不见“庆贺”的内容。到第4期（7月21日出版）才有了点隆重的味道。当期增加3个印张，由176页扩至224页。封面固定刊登美术作品的位置放了一方篆刻家王镛的篆刻：“文艺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刊”（封面作品一般服务内文选题，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传统）。但“专刊”或名不符实，仅有5篇与此相关：除署名“本刊编辑部”的《纪念创刊十周年寄语》外，还有冯牧《一个理论刊物应有的品格》、荒煤《对〈文艺研究〉的祝贺与希望》、张庚《怀念林元同志》和李希凡《贺〈文艺研究〉创刊十周年》。

“本刊编辑部”的文章，感谢作者，总结成绩（“尽可能地反映了我国文艺理论十年间发展的轨迹”），明确提出今后办刊要努力的三个方向——要重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学术主张”，反对无批判吸收与无选择引进域外理论；要营造健康、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强调，“本刊将坚持科学精神，强化建设意识，把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科学（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中心课题”。冯牧的这一篇，在后来许多分析、评价我们的文章中常被引用。他是《文艺研究》的创始者之一，“编年纪事”中有相关记载。他文中提到的人、事，是早期刊史的珍贵记录；他对我们评价中肯，希望实在。陈荒煤是作者，也是关心我们的文艺界老领导，他表示祝贺，更阐发了对文艺现状的独到见解。张庚是《文艺研究》创刊主编，心系这份刊物。作为戏剧理论大家，其晚年力作也大多发表在这里。而他在这篇文章中，深情追忆的则是另一位为《文艺研究》立下汗马功劳并实际上倒在工作中的老人——林元。林元病重期间，我那时年轻，晚间便在医院陪护，为打发时间带上的一份清样，他醒来还想要过来看看。我和编辑部年轻人谈他的那本《碎布集》，他的说法是：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自己剩下点碎布头。四十年间，多位我们的老同事故去（长期主持理论编辑室的张潇华副主编也是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我们前行的每一站，都不能忘记前辈的功劳、苦劳。红学家李希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老领导，时任常务副院长，他一直支持编辑部的工作，将《文艺研究》视为“全国艺术科学工作者共有的阵地”，勉励我们为树立良好学风、推进学术争鸣多有作为。事实上，历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都关心《文艺研究》的健康发展，宏观明确方向，具体帮扶指导。作为“大院”中的小集体，我们有所依靠。

1984年11月1日，林元拜访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除上述5篇外，本期最后还有3篇，分别是对新时期十年文艺理论研究的回顾、对十年美学研究的反思，以及对这一时期美学论争的分析，均指向特定问题域，而非仅仅围绕一份刊物。

这一期分量最重的是中间的22篇，我按作者年龄排列，他们包括伍蠡甫、王季思、蔡仪、王朝闻、洪毅然、袁可嘉、黄翔鹏、邵大箴、叶廷芳、赵园、鲁枢元、周宪、王宁等诸位学者。从年逾杖朝的弥坚老者，到三十出头的年轻新锐，一期之内，集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的气象，也看出那时期学界特有的“场面”。重要的是他们的文章，从中更显现了我们一以贯之的面貌，那就是兼跨文学和艺术，重视基础理论建设，亦重视文艺前沿实践；提倡深入旧学义理，更提倡关注新知探索。对作者，我们强调“五湖四海”；对文章，我们讲究“兼容并包”。这八个字被时任主编王波云不断强调（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他在编前会上一再讲述这“八字箴言”时的鲁西南口音）。他对此自觉践行，遇个人不能认同的观点，只要作者是学术的表达且论证理据兼备、圆熟自洽，他既尊重作者也尊重编辑，予以终审签字。我多次听吴方副主编感慨道：“老王是个真明白人！”王波云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有对问题的成熟判断，作风民主、持重、老派。犹记得他指着一篇已签发的稿子说：“看吧，肯定会有人发表不同看法的。”他重视学术争鸣，也参与奠定了《文艺研究》这方面的良好开局。有必要再强调的是，开展学术争鸣，是我们自创刊伊始就尽力加以维护的。

王波云

1999年《文艺研究》创刊二十周年，我们举办了学术研讨活动。老领导贺敬之与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莅临祝贺；从钟敬文、张庚、季羡林、启功、郭汉城等学界耋老到青年学者约百人与会。两天半时间，会议分文艺学美学、艺术各专门理论、文学等多个议题展开分组讨论。看群贤毕至，谋刊物发展殚精竭虑的时任主编柏柳迎来了人生中倍感欣慰的时刻。当年第3期（5月15日出版）上，柏柳深情撰写了题为“学术会通时代，平实方见精神”的文章，作为“创刊二十周年特刊编后感”；之后，他又在第4期（7月15日出版）上撰写《总结经验 迎接挑战 不断进取》，表达了对刊物的理性认识和更清晰的前景预判。作为从年轻时代即见证文艺发展坎坷历程的过来人，他深悟理论探索之重要，也深知思想对实践之引领。整个90年代，在他主持《文艺研究》工作时，正是学界转型深化、所谓“学问家凸显”的时期，更是我们紧密团结学术生力军，日益拓展研究领域的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文艺研究》在数量日益增长的学刊方阵中不断收获赞誉、嘉奖（十年内获得国家级奖励4次，包括首届国家期刊奖）。记得有一日，费孝通教授来院讲座，中间休息的时候，孙家正部长告诉柏柳，部里决定通报表彰《文艺研究》并颁发奖金5万元。我在旁边注意到，已是高龄的老主编双眼湿润，身体有些摇晃。那天中午，他独自在办公室饮下一杯镇江家乡的老酒，我能体会他的激动还有五味杂陈的心情，他的辛苦得到了认可。

仍然是历史机遇成就了《文艺研究》，但在这一过程中，柏柳功不可没。他和先后担任副主编的姚振仁、张潇华、袁振保、马肇元、廉静、方宁一起，塑造了《文艺研究》今天被学界所认知的模样。

柏柳在创刊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

如所周知，进入21世纪的十年，人文社科领域面临着全新的生态。一方面，高速增长的学科建设和跨学科融合，理论翻新、话语重构、范式转换，论文、论著数量与日俱增，各种评价标准乃至量化指标纷纷出台；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全面到来，教育产业飞速跃进，浮躁与焦虑开始显露，所谓“泡沫化”倾向出现，学术纯度下降，学术期刊也面临愈加严峻的生存困境，等等。2009年，《文艺研究》迎来创刊三十周年，再开专题学术研讨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到场热情致辞。会议规模虽略有缩小，却依旧有众多学界老友新朋到场。在这一年第5期，时任主编方宁发表题为“《文艺研究》与当代中国文艺学术史”的长篇论文，全面阐述杂志的历史、品格及与时代语境的互动关系。文章分四部分，分别以“冲突：历史境遇中的偶然与必然”“《文艺研究》与当代学术思想的转型”“裂变中的整合：选择与批判”和“《文艺研究》与学术市场化博弈”为题，正面回应了当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尽管十年后再看，一些提法因环境变化和刊物自身发展而与今天的实际存有差异，但仍是我们迄今较全面、深入的自我反思与总结，也是第一次从一份具体刊物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观照1979年以来文艺学术史的三十年历程。方宁是《文艺研究》任职时间最长的主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其学术眼光和办刊理念，为刊物的长足发展开拓新路并引领编辑实践。他提倡研究与批评并重，致力维护良好学风；同时对内部建设，从审稿到编校，制定规则和制度，使刊物在这十多年里保持了最佳质量。他承前启后确立的高标准，仍被我们严格视为圭臬。

2002年9月23日，方宁在学术研讨会上

《文艺研究》发展至今，坚持办刊宗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彻“双百”方针，奉行学术平等原则。近年来，更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系列讲话为指导，在对文学艺术各门类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注重分析与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稿件遴选、选题策划、栏目设置等方面，坚持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力争展现中国文艺研究的最高水平，参与建设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理论界享有盛誉，受到尊重。四十年来，《文艺研究》作为重要学术刊物的地位及学术凝聚力、影响力稳步提升，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纯正严谨学风和学术公器原则。同时，在维护良好形象的前提下，也谨慎地对自身发展进行了符合学术期刊规律的探索。

2005年，《文艺研究》由双月刊改为单月刊

所有这些，与历任主编、副主编，特别是方宁的努力分不开。毫不过分地说，他为《文艺研究》奉献了最好年华的全部精力，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在任的这些年里，和长期担任杂志社领导职务的创刊元老李香云、多年担任副主编的陈剑澜一道，把大家凝聚成一个专业、敬业的集体，凝神聚力，尽心尽责。剑澜是《文艺研究》的功臣之一。作为学者，钻研精深、持论严谨；作为编辑，密切联系作者，掌握学术动态，尤其对文艺学美学理论栏目的建设与拓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毋庸讳言，我们这样的“大刊”自然摆脱不了各种关系交往，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是，剑澜和学者打交道自有一套聪明的办法，原则性极强，坚持审稿标准从不妥协，但奇怪的是他好像并不得罪人，举重若轻间就能化解矛盾和尴尬。后来他工作调动去了高校，也算成就个人的教书心愿，但对刊物是一大损失。作为知交，二十多年的工作伙伴，于公于私均有不舍，但我尊重他的选择。

陈剑澜

四

我前面说过，四十年刊庆活动，动静“多少有违我们的初衷”，原因有三。其一，我们人手少，日常编辑工作相当繁重，手边的稿子和清样，接龙般从未间断；虽说活动延续了某种惯例，但实际上我们历来不想在每期刊物之外有什么大的举动，也缺少运作经验。其二，了解的人知道，《文艺研究》历来不够“热闹”，只把这里视为成果发表的平台，引人注目的是刊登的论文，一切体现在期期纸面上，我们的心思就在各个选题中。有些情况索性在这里多说几句。我们兼跨两大学科门类，按现行评价体系，我们或在“艺术学”，或在“文学”，位列“权威”“核心”“索引”“A+”等，更是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考核优秀），学术影响力位居国内相关专业领域前列。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大报刊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年度统计中，《文艺研究》的转载率均名列前茅。在201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文艺研究》在艺术学学科期刊中，转载量、转载率及综合指数均位列第一（相关统计按学科门类分开，不是综合计算）。此外，还有“影响力指数”“影响因子”和各类“计量指标”，在“艺术”类居首，“文学”类第二（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特别感恩方方面面对我们的高度认可，但老实说，至少我是真看不懂这些统计“数学题”，不明就里。居高惶恐，要保持觉得压力很大，且不知从何下手。我们唯有相信，只要敬重学问，爱惜作者，认真做事，大体不会有错。其三，了解的人还知道，我们的编辑也足够低调，虽不言“安穷乐志”，却也“无风尘之慕”。尽管大家多是学者和专门家，有各自的研究方向，著述频出，但都懂得先做编辑再插空立说，轻重、界限分明；与外界打交道更是简单，能省则省且慎之又慎，也是为决定选题、审读稿件讨得清静。

而我们的“初衷”，只是想编选眼下这套书，希望是梳理，也有留观的价值。或可“以选见史”，看这四十年“旧学”如何“加邃密”，“新知”怎样“转深沉”。

一至六卷是《文艺研究》四十年（1979—2018）“文选”。“选择”之事前面说过，不再多言。事实上，用我们目前最年长者、综合艺术编辑室戴阿宝博士（容明）的话说：哪篇都可上，哪篇都可下。话虽极端，也确属无奈使然。

当然，对这六卷，我还有接续前文、再做些补充的地方。回首四十年历史，《文艺研究》其实有个渐变的过程。早期因为现实需要，我们多少有些像文艺时评类的刊物，在思想文化界拨乱反正中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前述方宁的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刊物定位有详细分析）；也因应清理“旧案”，有资料整理类的内容；又得开放之初风气之先，大量思潮引入，有译介和评述性的文字。一方面，我们的作者中包括不少领导同志以及众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前者以讲话论述方向，后者用随笔言说经验，并结合创作实践杂谈议论。这些文艺史上的大家、名家，他们宝贵的切身感悟，文字无论长篇抑或短论，都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更可以成为相关学术写作的重要参考。但出于篇幅考虑，也因和我们后来的“基本面”有些出入，所以这类文章我们大多没有选入。另一方面，某些论文，特别是早期的部分篇章，若按现在的学术标准，显得不够“专业”，偏重介绍、荒于深入，材料引用也不甚讲究和规范。这些都可以理解，也符合当时学术生产恢复期的大致面貌。但其中所面对的真问题、提出的新观点，我们以为值得重新研读。如果说创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不少文章具有“惊雷”般的效果，那也是在理论的春天到来时对以往文艺禁区和僵化思想的突破使然。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具有了较为纯粹的“学院化”特点，更注重史论结合的学理探讨，这也和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发展及当代文论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相适应，互为表里。

还有关于文章的编排，我们也进行了讨论。最终选择以原发表年份、刊期为先后，正是因为定位在对四十年文学艺术理论的大致轮廓有一个顺时序的描画。如前所述，可以将《文艺研究》整体视为一个学术文本，我们力图从一个特定视角呈现一种多元格局，以期于梳理中发现一个共在的文论场域，在问题、方法及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协同演进。之所以没有按传统学科加以分类，一是考虑就现今文献检索技术，以专题论域查找专业论文已经非常方便，二是某些文章因早期学科界限并不分明、后期也存在大量交叉融合的现象，分类的价值因此并不显著。

还有一卷，主题是“《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我们约请了部分作者撰写，他们大体上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我们这里发文时间长，二是发文篇数较多。当然，前提是他们有时间、有意愿，谈谈我们、聊聊自己。其中有四位，是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的老同事。一位是萧立军，他是创刊时期的元老之一，几年后去了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作家》副主编，如今显赫的大作家不少是被他发现并扶上文坛的。我常说自己在杂志工作三十多年，却没和他一起共事过，可见他有多“老”。但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他以丰富的办刊经验对我多有指点。一位是李洁非，我们也未曾共事，他在杂志工作时间同样不长，在我来的那一年他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研究文学史的知名学者。一位是傅谨，我们和廉静副主编曾同在一个编辑室多年，交往中我获益不少。他后来也去了高校，是研究戏剧史及戏剧理论的名家。再一位是赵伯陶，我们共事时间更长，他退休后因工作需要又返聘几年。伯陶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学养丰厚，著述甚丰，更是我们信赖的“活字典”。编辑部同事常笑谈他两点，一是懂得太多，二是离职太晚。后一句的意思是说，他若能早点摆脱编辑事务，个人成果会更加丰富。

金宁主编《〈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

我断续用了半个多月时间，集中细细阅读了这一卷文字，且读且思，颇多感慨。

文章大致是随笔性质的写作，有理论反思的内容，也谈及这本刊物和自己学术成长之间的密切关联。许多如今重量级的学者，他们在《文艺研究》最早登场时，正当年轻。不少人起步阶段的论文即被我们选用，这对尚显稚嫩的刚入行者是鼓舞，由此坚定了对所选道路的信心——这关乎个人志业的选择；不少人将不同学术阶段的重要论文均放在我们这里发表，这对逐渐成熟的钻研者是促动，乃至由此铸就其理论步步递进、层层深入——这关乎学术生命的绵延。

由于学术发展的不平衡，在那些人多拥挤的“显学”之外尚存不少乏人关注的领域，还有某些“小学科”和一些“跨界交叉”研究在不同时期缺少呈现的园地。对这些，《文艺研究》给予了足够的支持；而对一些或引争议、或尚属初创的新领域的成果，《文艺研究》也给予了及时的接纳。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意义，但在当时确实需要点勇气。一些文章中对我们的这种勇气表示了赞赏。

有些作者忆及和编辑的点滴交往，钩沉往事，不少论文正是在相互启发、不断互动交流乃至督促下写作完成，也在反复推敲修改的双向“折磨”中慢慢成就了彼此真挚的友情。这也帮助了我们的回忆，许多情景在亲历者读来，仿佛真切地再现。

令我们感佩的是，几位作者下功夫翻阅了我们多年（甚至全部）的杂志，从问题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总结，这和那些自我梳理和反思的文章一样，都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史写作。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水脉，每一期杂志都可以是定期的取样。对作者来说，每一篇论文是一个研究阶段的小结；对刊物来说，每一期杂志是若干领域的一个切片。连缀起来，可以清晰展现学术在不同时期的气象及其进程。我一直以为，学术刊物可以被看作一种标本，是关于学术史的写作现场。

我最初提出的明确要求是，这些文章要“见人、见事、见刊物、见学科”，现在看来，读者的确是可以从中见到这些的。

再有一卷，是《文艺研究》四十年的 “编年纪事”。基础是我们历年记录的“大事记”，四十年前即开始承担这项工作的就是李香云。她2019年年初才离开返聘岗位颐养天年，是我们这里工作年限最长者，也是杂志社的领导和管家，四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做事、踏实工作。她的这份记录，何止关乎一个刊物，实际上也是在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艺术研究史存一份档案，功莫大焉。此卷若通读下来不难发现，新时期对文学艺术理论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批评实践，我们几乎都有在场。在场就是参与，就是介入，或有距离，但绝非隔岸观火。这是一个学术期刊与作者共同构建的学术现场。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我们对“大事记”中一些纯属内部事务的记录进行了选择性删节（本卷也有关于编辑部人员变动情况的记述，我们的作者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充实了大量涉及刊物和编辑参与学术活动的事项；其次，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些事情的记载未必准确和全面，遗漏和错误或难避免，我们当然希望各方亲历者有更翔实的材料提供，使这一有价值的记忆文本可以再补充完善。

李香云

本卷由在《文艺研究》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同事和正式入职不久、目前最年轻的编辑合作完成。我要强调这点，正是将其视为一种传承的象征，体现一种接续的力量，意味深长。

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套书以如此规模面世，也是当初没有预计到的。这得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无私协助与编校人员极佳的专业素养，我们才有了如此操作的勇气。杨斌社长非常重视，以极高的学术站位，方方面面加以统筹规划，事无巨细和我交流探讨，并委派最得力的干将参与工作。双方通力协作，和谐共建。因为频繁的编校往来，我们的编辑几乎每天都和王红编审联络，通过她，我们对出版社的编辑水平、敏锐的判断力和工作效率倍加钦佩。在弥补文字旧痕、修正早期疏漏的过程中，我们强化政治意识，以对学术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一起加班加点，全力投入。据我所知，他们手上还积压着不少有相当难度的专业书稿，却依然不惧诸多或大或小的麻烦，为我们这套书付出了包括假期在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代表文艺研究杂志社和编辑部，诚心感谢这家同样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水平的学术出版机构。

五

前面我说，检索过往，以开新篇。其间之因果，我们近来感受颇深。

如果说《文艺研究》在学术期刊中或为翘楚，也是慢慢累积的声望。我们日常阅读许多优秀的同行杂志和荟萃专业成果的文摘刊物，从中既有学术新见和信息的收获，更有办刊经验的启示。我们必须在不断学习中发现自身的短板，以全新的作为，寻找层楼更上的阶梯。同时，我们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上，我个人也已预感到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式会有某些变化，但无论如何，《文艺研究》仍然要以其既定的面貌和品格服务学界，服务中国文论建设，服务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淡定，在日新月异中持守传统，不改初心，不忘来路，方得始终。

我在不同场合提到老一代学者潘光旦在其《学问与潮流》中的看法。他说，假如你观察“山涧里一派激流的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但更可以看到“涧内种种东西应付水流的办法，是很不一致的”。第一种如树叶、水草或落花，完全跟着水流走；第二种如石块、大树的老根，任水流湍急却故自纹丝不动；第三种是“涧床深处，有许多鱼，头部一律向着上流顶着，鱼身的方向恰恰和水流的方向相反，好像争着往上流游去”。第一种是随潮流而动，缺少定力和坚守；第二种虽扎实稳定却缺少与时俱进，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第三种是因应潮流却保持着既定的方向与格局，有前行进取的锐气与活力。潘教授显然推崇后者。我想，至少从学术的立场上说，这也是我们理应具有的姿态。我无意在此评价学界生态，更无意点评学人面貌。实话实说，以我们平时审读的大量来稿所获得的认知，我们对当今学界、学人自然会有不一而足的评价。如同互为镜像，亦如同“我看人人看我”的自省，我更愿在建设的意义上强调《文艺研究》的定位与作为。一个时段或有一个时段的问题，一代人或只能解决一代人的问题。在此，我知道《文艺研究》不曾缺席，也将继续在场。

四十年的历史表明，《文艺研究》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呼应了理论的进程，一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恪守严谨的学术立场，强调鲜明的问题意识，保持锐利的批评锋芒，并致力引导、促进相关专业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这是我们在温故中所深刻体认的，也是我们在开新中所要全力维护的，更是我们在伟大的新时代继续坚持努力的方向。

无疑，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编辑队伍建设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近年来，杂志社曾持续减员，且新老断层。可喜的是，在院领导和院内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情况有所转好，编辑人员数量从渐渐走低开始渐渐回升。从老同事戴阿宝研究员、陈诗红副编审，到刚从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调入我们理论编辑室的孙伊副研究员，从长期默默奉献的办公室老主任宋林静、保持刊物内文版面素朴和谐的林亚茹，到刚刚来主持办公室工作的李瑶，还有负责微信公众号运作的逾白，我看到了刊物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我视人才梯队建设是必须加速推进的工作，努力已初见成效，一个全新的年轻化的学者型编辑团队正在形成中。我感谢我的这些同事，珍惜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说句心里话，大家明白，点到即止：如今的学术才俊，要留在编辑岗位上，他们真的是要抵御太多、太大的诱惑！

2019年11月7日，《文艺研究》编辑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在此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文艺研究》的工作团队包括了长期为刊物学术把关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外审专家们。他们从各自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中抽出时间，认真细读送审论文，提供专业研判，更对不少具备潜力的写作详尽指出修改提高的路径，严格、严谨，从不敷衍，常见不少审读意见，字数多达三四千字。他们“双向匿名”，但绝对为我们所倚重，同样是我们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编辑力量。

为适应新的媒介传播趋势，我们近年来加强了微信公众号建设，大致以每周两篇的频率推送。就学术关注面而言，围观者数万且与日俱增，阅读者稳定在相当高的数量。作为“数字影响力百强”刊物，《文艺研究》的“朋友圈”也由此更加壮大。

我以这篇文字作为我们这套书的开场，并不是要对《文艺研究》四十年历程进行全面总结，但所表达的，又确实是在总结过程中我的真切感受及想要实实在在陈述的看法。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一位研究传媒的专家，化用《陋室铭》说了一句妙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刊不在大有学则灵。学，即真问题。对《文艺研究》，诚如斯言，更当自勉。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衷心感谢所有的作者、读者；感谢所有对我们的肯定和认可，感谢所有我们直接听到的或更多“道听途说”得到的对我们的批评；《文艺研究》的四十年是大家共同的四十年，一同经历，所以值得一同回顾、一同反思，也一同开启新篇。就我个人而言，编辑生涯已在倒计时中，但《文艺研究》正在进行时，仍是青春好时光，仍将继续其学术建设的旅程。唯愿它理论之树常青。未来，我若有可能，再从旁注视这本刊物迈入五十年、六十年乃至更长，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2019年9月19日初稿

2019年10月2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