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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与洛文塔尔

洛文塔尔作为受到犹太教救赎信仰影响的犹太人，同时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拯救世界的精神和情怀，使得他的研究并非停留在理论思辨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个层面，而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变世界。

洛文塔尔(Lowenthal)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其构建的独具特色的批判传播理论享誉欧美，对中国的文艺传播研究和艺术批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洛文塔尔强调，文化工业妨碍了人们理解和感受艺术时所应该具有的来自内心的体验。他对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思想，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同质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反人道主义以及非历史主义的弊端。

洛文塔尔将其批判理论、文艺理论和传播理论相互贯通起来，由此论证了艺术传播活动虽然受制于文艺发展方式及其表现形态，但其必然在人类观照自然、认识社会、审视自我时，产生重要的“工具”作用，也由此必然地担负着人类解放的重要功能。因此，洛文塔尔的思想及其理论，被认为是“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Russell Berman.“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JSTOR，Theory and Society Vol.15,No.5,1986），创建了一种艺术传播研究的批判和分析范式，这一范式以及其所阐发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一直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

洛文塔尔把文艺置于其传播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力场”来阐释其本质和功能，这是从文艺的传播过程及产生的效果等方面来界定文艺的功能作用、本质等内在意涵。在洛文塔尔看来，文艺活动应在艺术社会史、接受史及社会意义中被调查，艺术研究既包括传播者、文本和接受者诸方面，还要包括文化语境、社会发展过程和复杂的经济关系。洛文塔尔始终关注总体观念的重要性，主张从总体上梳理各种社会因素，其中包括艺术家、批评家、接受者的个人表达、传播的媒介、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等，从而建构一个能够涵盖各种各样的艺术传播现象的传播力场。他依次梳理了艺术的传播媒介、艺术家、书籍的编辑、出版商和分销商、艺术批评家、接受者以及图书馆、咖啡屋等各种传播渠道在“传播力场”中的地位、相互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了艺术“传播力场”的历史演进变化及文艺转型等问题。洛文塔尔认为，文艺产品的机器印刷技术的应用，以及由此大批量复制文本的传播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包括“职业作家”在内的一系列新型传播主体，对艺术文本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工业化机器印刷催生的“文化产品”的批量化，销售传播的规模化，以及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等等因素，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的“大量受众”，这正是文艺传播领域发生诸多改变的主要根源，由此产生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争”。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家、艺术品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洛文塔尔认为，文艺产品的机器印刷技术的应用，以及由此大批量复制文本的传播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包括“职业作家”在内的一系列新型传播主体，对艺术文本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工业化机器印刷催生的“文化产品”的批量化，销售传播的规模化，以及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等等因素，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的 “大量受众”，这正是文艺传播领域发生诸多改变的主要根源，由此产生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争”。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家、艺术品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改变在美学领域和伦理领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影响到了文艺实体和文艺形式”。

对艺术家艺术品及其类型在其发展史上的传播接受状况的研究是洛文塔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的关键点。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研究，以及对通俗传记的内容分析方法，被称为二十世纪运用文艺传播理论进行批评实践的重要成果，并因此被誉为“首开社会心理学的文艺接受理论的先河”（H.R.姚斯，R.C.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以及“读者反应批评的真正开拓者”（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138）。洛文塔尔正是通过艺术“传播力场”的发展演进变迁历史过程的研究，从而得以揭示欧美文艺在大众传播时代发生的文艺转型现象，同时也找到了通俗文艺的生存和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他也因此形成了相对客观、辩证的评判通俗文化的学理视角，形成了洛文塔尔既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又有别于美国经验学派的通俗文化理论。

洛文塔尔作为受到犹太教救赎信仰影响的犹太人，同时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拯救世界的精神和情怀，使得他的研究并非停留在理论思辨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个层面，而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变世界。洛文塔尔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意识形态，这种理解有助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霍克海默对此论述到：“这个事业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一群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是都对社会理论有兴趣的人，他们怀着在一个转折的时代，陈述否定比学术事业更有意义的信念聚集到一起，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同上）从洛文塔尔所有的研究内容来看，“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是他本人及其所

属的社会研究所一直在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们关于美学和文化艺术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他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他对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角色问题的分析研究都与这一主题密切关联；特别是文艺传播研究与他对“人性的传播”、“真正的理解”和“交融共享”理念的追求须臾不可分离。因此，他才进一步倡导用“理解”范畴来规定文艺与传播，以及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把具有德国文化哲学思辨方式和传统的“理解”范畴与法兰克福学派建构的“力场”理论相结合，产生了在文艺与传播的“理解力场”中规定文艺本质的研究路径。他因此才反复强调，文艺本身就是传播媒介（《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艺无论是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还是从其社会功能来分析，文艺所发挥的都是一种中介作用，也即传播、交流及理解的媒介作用。从“理解力场”的视角来分析，作为人类交流活动中的一种传播行为，文艺对恢复传播的本真内涵和人性内容，对于促进和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并分享内在体验，这些过程和结果对于“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洛文塔尔因此将文艺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系的研究作为其研究的关键点和主题，并进而从这一主题和问题作为出发点，指出：“艺术是抵抗的信息，是创造性反抗社会灾难的伟大的蓄水池”（Leo Lowenthal.An Unmastered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25），又进一步说：“只有艺术传达了人类生活和人类经验中真正好的东西；它是对尚未实现的幸福的允诺。”（同上，p.171）

洛文塔尔构建的“理解力场”显示出他作为一名批判理论家所秉持的批判精神，同时又兼具乌托邦情怀。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说：“洛文塔尔一直以忠于批判理论的原初冲动为骄傲。他一直保持着激进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精神。”但是作为社会学家以及建构文艺传播理论的批评家，“他在这样做时，保持了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的冷静，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他以前的同事所缺乏的平衡和尺度。”（同上，P171）哈马斯因此认为，洛文塔尔可以被看作是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杞人忧天式的反应的可供选择的路径。

但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制度上存在的中心人物”、以及作为“研究所成员中对大众文化分析最广 的 人”（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p.212）的洛文塔尔及其理论，长期以来，却没有在汉语学术界产生影响，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三位理论家，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本雅明相比，洛文塔尔则明显属于“被人不公平地冷落了的人物”（马尔库塞的评论，请见麦基编《思想家》，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7页）。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作为学术理论领域的“拿来”，有时受制于学术史发展演进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和规导，更受制于社会政治历史情境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在引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时，因何着力引进以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批判理论，而对洛文塔尔的通俗文艺理论以及文艺传播理论视而不见，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这两个问题还没有成为需要探索研究和分析的重要理论问题。但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社会历史形态的不断演进变迁，大众消费文化的普及以及文艺的不断繁荣发展，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使洛文塔尔的理论逐渐进入汉语学术界的视野，并逐渐产生影响力，形成一些研究洛文塔尔理论的群体和团队。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及新的传播媒介的应用，文化消费，媒介社会，通俗艺术日益成为艺术的主导形态，通俗文化研究和文艺传播研究成为当下文艺研究不可忽视且亟待加强的重要课题。我们从这个高度来看，“拿来”洛文塔尔的相关理论不仅恰逢其时，更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在跨文化视野中必须保持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由此，站在人类学术视野的高度，有选择地、合目的的“拿来”外来理论，是当前践行“拿来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当下文化全球化艺术传播面临的问题和学术影响力、理论关注度来看，洛文塔尔拥有更广泛读者的时刻已经来临。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中国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