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名与物，命名与被命名，名作为一种被强加于物之上的符号，它控制着事物被想象的边界，给予事物一种井然有序的秩序，凸显了命名者的认知限度与主体意识，当作为“名”的词语成为“物”固定的、被普遍认可的、并具有历史性的符号时，名与物似乎合二为一了，但是当“物”以一种溢出历史认知框架以外的方式出现、并亟待命名时，如何给予它们正当的名分，如何去命名它们，在还不可靠的命名过程中，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种考古式的追问或许能够让我们发现对异“物”的命名如何让这些“物”丧失了它初始的透明性并成为主体欲望与意识集合物的展开过程。

或者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当我们在晚清域外游记文本中发现对于“西方”事物纷繁复杂的命名境况时，追溯命名的初始情境以及其中的变化缘因成为一件值得去努力的工作，譬如照像、电梯、避孕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约定俗成、内化于我们认知架构中的现代名词以及它们所指代的“物”，仿佛是不需要我们去质疑的名词，但是，对于彼时初见它们的晚清人而言，它们是陌生、新鲜、“无名”的西方事物，在将它们纳入游记书写的写作过程中，如何给予它们命名并由此达到一种对于他者的清晰的表述状态，成为晚清一代域外游者不可避免的书写命题。

同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话语事件，域外游记中的这些对西方事物的最初命名，随着旨在考察西方这一目标的日趋坚定与清晰，那些具有想象性色彩的名称逐渐转化为相对客观的、平实的符号，英译外来词成为不少书写者的借用方法，并且，对“异”物的这类命名还往往伴随着为对物的精细的、科学的考察与阐释。显然，在名对物的符号化过程中，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永远漂浮着不可靠的联系，存在着无数的裂隙，有着不可预知的滑动，从物的彼岸到名的此岸，从彼名的彼岸到此名的此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名到物之间的摆渡，背后涌动的是主体的操控力量，呈现了书写者的精神变动,可堪为我们追踪晚清士人的思想变迁提供重要图式，与此同时，词语的变迁，不仅彰显着精神的动荡，对于文本自身而言，也意味着异质的侵入，因音译命名出现的外来语的引入往往会让文言文变得支离破碎，中西杂糅的言说方式不自觉冲击了传统散文的语言格式，带来了古文的语言新变。

一、 自造词及其命名主体的观念衍变

晚清域外游记对于他者的命名可谓琳琅满目，当游者主体面对一望无垠的、在传统知识架构中未曾被概括、在原有生存体验中未曾被经验的西方事物时，择取词语对它们进行命名，犹如为新生儿命名，充满了新鲜感与创造性，当我们翻阅这批记录了异域见闻的域外游记，不少洋溢着奇思异趣的名称跳跃入眼，甚至让我们忍俊不禁，将它们与已成规则的命名作对比，会发现晚清人的命名洋溢着蓬勃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如林鍼将照相机这一“物”命名为“神镜”，张德彝将橡皮擦呼为“擦物宝”，把望远镜称为“千里眼”、避孕套称为“肾衣”；斌椿将自行车呼为“木马”等等不一而足。这类充满想象与联想、颇具主体能动性的命名，它不仅涉及词与物的复杂的牵涉作用，更涉及命名主体的操纵力量与观念变迁历程。

抱着一种严谨的态度从词汇表述的可靠性这一角度来分析，上述不少命名显然是扭曲的、与实物有所悖离的，“神镜”作为一个词汇，“神”是作为形容词来修饰镜子的，意为神奇的镜子，这种称法与作为实物体的照相机的本来构造与形状可谓相去甚远；同样，肾衣，如果单就词的表义来理解，难以与避孕套相联系；“木马”的命名与它所指称的自行车也有着相当距离；总之，这些颇具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命名都必须与作者后面的描述、说明相互印证方能为我们所理解。我们可以说这是表音与表意之间出现了裂痕，虽然我们认为词与物之间永远存在裂痕，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既然我们是以考古学的方式对这些表“异”的词汇进行溯源式考察，观照命名这一行为所呈现的认知图式，“异”物命名背后所隐藏的主体意识就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以照相机的命名为例。林鍼在纪游诗草中以诗兼文的形式讲述了他所命名的“神镜”：

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形（有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

照相机因为是中土前所未有的事物，并没有一个赋予它的强制性的语言符号，所以，我们看到林鍼在肆意地行使他的主权，表达他的感受与观念，它们集中体现在对“神”的表述上，“神”指涉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难以为人掌控的力量，林鍼初见照相机，惊羡于它能“指日留形”而呼为神镜，充沛地表达了他对这一现代器物的想象与向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以一种目瞪口呆的表情来观看超出他经验范畴以外的事物，“顷刻留模”让中国画家需要经历千辛万苦、精雕细琢方能成形的传统形构方式被颠倒了，现代相机在林鍼面前宛如神器；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进化的时差，使得处于西方文明序列中的林鍼成为仰望“神器”的观看者，而忽略了照相机的具体模型、构造与使用方法，林氏仅仅指出它能“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然后就跳过不提了，除了表示惊叹，他似乎丧失了进一步阐释的能力。

这种想象的、夸张的命名方式很快随着志刚的命名而消失，对照林鍼的“神镜”，奉命出使、旨在探究西洋利弊的志刚对照相机的命名以及论述已经俨然上升到客观、研究的层面。志刚在文中以近乎科学的手法论述了他所见的“照像之法”：

照像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所谓化学之药者，西人率以硫磺、焰硝、盐碱等物煎炼成水，以之化五金，为强水。而各视其强力之水，化所能化之物，如磺强水能化金，硝强水能化银之类。[1]

被神秘化的神镜在这里被志刚赋予了一个相当朴实的命名：“照像”，对照像法的追本究源，有关原理的枯燥分析，以客观、务实的现实力量颠倒了林鍼笔下的神话，照相机在此通过硫磺、盐碱等毫无感情色彩的词语说明被还原成为一种普通的、可以被认知的事物，它似乎在历史的隧道中嘲笑林鍼的“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形”的空疏和想象。此后，郭嵩焘等游者均沿袭了这一名称，改呼为“照像机”。这是命名演变并逐渐被固定的过程，它的固定方式与索绪尔分析的人造语一样“人造语只要还没有流行开，创制者还能把它控制在手里；但是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东西，那就没法控制了。”[2]，自从“照像机”的命名在志刚手里开始固化后，如今我们对照相机这一“物”的称呼就无法进行控制了，它成为再也拉不回来的符号。

针对照相机的不同命名方式充分展示了命名初始阶段，名与物之间的任意关系与命名者主体的操控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下，符号与事物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在没有成为社会固定规范时，有着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任意性？为什么志刚之后，对照相机这一“物”的命名的任意性便消失了，除了有个人的偶然性的命名缘故外，它显然部分地与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历史相连。林鍼出洋是在1847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1840年所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兵戎相见的头一遭，但《南京条约》的签订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中华帝国以“抚”代“战”的轮回，日本学者加藤祐二指出：“即使缔结了南京条约，清朝也不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们理解是为了施予恩惠而缔结了这个条约。”[3]对于大多数晚清人而言，鸦战的西方冲击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反应；1840――1860年之间，大约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指出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4]从鸦战前后的社会语境而言，西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仍是一个遥远的、惯性认知下的对象，作为一名依靠在洋商处担任翻译以“谋菽水之奉”的下层士人，林鍼显然并未有着关于战争的刻骨触动，更无从自强、师夷的角度来观看西方的眼光，西方的零零总总，对他而言不过是“耳闻奇怪多端”[5]罢了，这便是林鍼命名的场域，是他得以依靠的社会总体意识，也是他只能勉为其难地以“神镜”这一富于想象性的名词对之进行命名的原因。

考究的、客观的笔法只有当明确意识到“西方”成为探究的空间与考察对象时才可能会产生。志刚随蒲安臣出访美、英、法、普等国是在1868年到1870年之间，彼时已经过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清朝王室鼠奔热河，这一时段，朝廷上下对西方的认识正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晚清多数士大夫到1860年以后开始觉察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来未曾见过的变局，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54－155页)统计，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43位士人认识到这种变化，并评价了这种变化的巨大意义，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则称之为“变局”，随着对“变局”的接受，师夷长技等致用思潮成为诸多士绅探究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道路，西方器物与技术被看成足以挽中国之衰败的核心力量，可以说，1860年成为一条重要的界线，“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6]正是在变局的忧患下，志刚奉命出洋。他处于朝廷惶恐不安、“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经世意识力量暗涌的语境下，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八旗世仆”，求国定、求自强的欲望溢于言表“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者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7]更何况，在他背后是充满期待的朝廷的眼睛，“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8]，这已经是一个旨在求强、师夷、亟需对西方进行了解的时代，志刚的行文内容与林鍼的奇闻搜录必然产生相当距离，对西方的观奇在此演变成一场精细的旨在有用于大清帝国的社会考察，它天然地反对不合实际的、想入非非的命名法，对照相机的命名，呈现的不仅是志刚个人的书写方式，更是他背后清廷睁眼看世界的诉求与师夷长技等经世思潮的凸显。志刚之后，域外游记中的“异”物命名，渐趋客观化与描述化，如“织布机”、“缝纫器”、印字器”都是基于功能实际的命名，基于想象方式来命名的词语行为似乎消遁了。

对照相机的命名考察，让我们看到了纵深空间中因社会意识变迁而导致的命名的衍变，它呈现了背后观念变动的力量与社会的权力机制。同样，对另外一个词“木马”的命名考察，也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晚清传统士人在命名背后所凸显的文化控制力量的转变。

斌椿初见自行车，毫不犹豫地将它命名为“木马”：

“有木马，形长三尺许，两耳有转轴。人跨马，手转其耳，机关自动，即驰行不已。殆亦木牛流马之遗意欤？”[9]

张德彝第一次随斌椿出洋，也不约而同地以“木马”来命名儿童自行车这一新兴的西方器物：

“又见一铺，出售一种木马，身长二尺许，高亦二尺，耳有转轴，蹄有小轮。小儿跨之，以手转其机关，自然急走，曲直随意。想武乡侯木牛流马之法，殆传西土耶？”[10]

两位游者对自行车不约而同的命名，均源于他们对木马固有的文化经验与认知图式，木马最早的称呼出现王充的《论衡》中，据载，名匠鲁班就为其母亲制作过一台木马，且“机关具备，一驱不还。”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更被视为古代智慧的颠峰展示，用其运送军粮，可以“人不大劳，牛不饮食”。这些是历史流转中所遗留下来的经验认知，虽然迄今为止，木牛流马到底为何样，仍然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存在暗示了中土文明除了文教道德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充分证明了中土文化的博大精深。斌椿与张德彝发出“殆亦木牛流马之遗意欤？”、“想武乡侯木牛流马之法，殆传西土耶？”的诘问时，中土文明的优越感溢于言表，我们可以说，他们几乎认定这就是起源于中土的事物，在面临异质的西方自行车时，他们起句便是“有木马”和“出售一种木马”，在命名前，没有迟疑更无预设，破空起笔就将“木马”推入读者眼帘，然后在命名之后再对这一事物加以介绍，显然他们天然地以归化的方式将西方“异”物自行车纳入固有的关于“木马”的文化认知图式中，以由此及彼的联想方式对“异”者进行同化和归纳，在文化原型力量的吞噬下，“异”物消失了，成为光滑的、能够被顺畅接纳的熟悉名称。

命名，是词语与事物相遇的方式，词语将事物纳入它的空间，对它进行表述、控制与切割，注视一个被命名的事物的“词”，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注视事物本身（事物永远处于被遮蔽被覆盖被切割的状态），而是在注视“命名者”的欲望与动机，因此，斌椿这类不假思索地、将他者毫不犹豫纳入自我文化范畴以内的命名方式，俨然是霸道而充满文化力量的，但正是从这类霸道的命名过程中，我们看到晚清士人身上所呈现的中土文化的霸权，它居高临下地将自我文化理念投射到他者身上，最终消解他者并改造成跟“我们”一样的事物。

但是，这类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意识下的命名在对西方的实际考察中、在“师夷”的现实诉求下，仍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张德彝在初出洋的《航海述奇》中毫无芥蒂地将自行车呼为“木马”，但是在随志刚再出使的《再述奇》（即《欧美环游记》）中，“木马”变成了倾向客观描述的“自行车”：

“又有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寸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拽，左右顾视，趣甚。质亦系马口铁。”[11]

折回上面所引录的“木马”描述，将两者作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趣的变化，首先是来自对自行车细节描写的变化，《航海述奇》中，张德彝将自行车的构造形象化为“耳”与“蹄”，“ 两耳有转轴。人跨马，手转其耳，机关自动，即驰行不已。”这是作为旁观者的感性认知，作者显然没有进入考察研究的状态，而只是在饶有兴致地观看；但在《欧美环游记》中，张德彝呈现了一名考察者的精细，“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寸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拽”，从轮子的大小不一，到尺寸的长度，以及机关的工作原理，张氏都给予了清晰的说明，呈现了一名探究虚实、考其利弊者的研究眼光；其次，在事物描述完后，张德彝发出的总结也截然有异，张氏在《航海述奇》中叹为“木牛流马之遗意”，但在《欧美环游记》中，他却以科学的态度告知，自行车的材料是“质亦系马口铁”。

这是发生在同一名旅行者身上的命名故事，在它身上，我们看到随着旅行者主体意识的变迁、精神图式的衍变，同一类“异”物的命名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俨然，张德彝已经从一个初出洋的“述奇”者变成一名“探其利弊”的考察官员了。

二、 音译词与语言之变

在上节，我们谈到了域外游者在把握全然陌生的西方事物时，勉为其难地用固有的语言方式对之进行命名，但这种命名方式毕竟是危险的，一不小心，词汇就会成为惯性思维的产品，反而让读者步入被误导的迷途。如何相对准确而客观地传达“异”者，将命名的另一种方法提到了日程，即尽量沿袭异域语言，以音译或者半音译的方式力求准确地命名“异“物。这种类似直译的命名方式，不仅以最直接的方式传达外来意义，而且它背离文言词汇的形态往往会让文言文显得格外触目，其中西杂糅的言说方式不自觉冲击了传统散文的语言形式，带来了古文语言层面的新变。

梁启超曾从新名词的现象来归纳语言的变化“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万流汇还、群族分孥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可如何者也。…………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12]语言体系并非自足、平静的同质系统，随着世易时移，语言往往会发生相应的变异，新词的出现则是语言运动的重要成分。这类带来文体日日新的音译词在域外游记中可谓层出不穷。如黎庶昌描述他在巴黎乘热气球所用的语言：

球皮用布缝成，…………其大径三十五买特尔，围圆一百五买特尔，容轻气二万六千建方买特尔，空中压力每建方买特尔重一百吉罗。司球者云，若无绳可升至四五千买特尔，再上则人不能呼吸。[13]

上述短短的引文便引入了买特尔、轻气、吉罗等西方名词，而且这些名词并未经过作者的特意解释，而成为直接侵入文言文的语言成分，它们似乎与前言后语连成了一片，成为作者自以为然加以运用的词语。

一向固执守旧的刘锡鸿在面对西方大量的新事物与新观念时也迫不得已于游记中大量引入外来词：

西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克莱斯参司衣符（即耶稣降生之前一日），西洋各国以此为令节。先期十余日，饴糖果、饵玩具器物，…………如中国之贺新岁。至期，官学给假， 雇佣停工，商贾百艺，咸各休息，或游猎，或宴会，或结队诵经礼拜堂，熙熙如也。[14]

上述引文中“买特尔”、“吉罗”、“克莱斯参司衣符”（圣诞节）等西方名词的引入，不仅对固有语言层面造成了触动，而且作为“能指”的符号，它的这种词汇内部的组合方式出现了从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王力曾指出“中国语向来被称为单音语，就是因为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词，现在复音词大量地增加了，中国语也就不能再称为单音词了。这是最大的一种影响。”[15]文言文多为单音词，几乎每个字都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它们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足体，并衍生出了文言文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意蕴，这就使得古人津津乐道于“炼字”，可以为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也因此衍生了“推敲”的典故，“推”与“敲”的不同，则衍生出不同的意境与文学空间，文人骚客中的“一字师”也因此被称为佳话，上述种种均表达了文言系统对单音词的重视与作用习惯。而通过半音译、音译等方式被纳入书写的外来词则多为复音词，必须在字与字的整体勾连中才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如果将字分开，则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比如“买特尔”，连在一起，它表达了对西方测量尺度的一种描述，相当于现在所指的“米”，但是分开来，组成词的三个字基本上失去了语境中的意义，成为无指涉的、无根的字的漂浮，同样，“克莱斯参司衣符”如果分开，更成为各奔东西的字符，这种必须连在一起方能体现意义的复音词的出现正是现代汉语思维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趋势。黎庶昌、刘锡鸿于游记中大量引入这类音译词，并且将之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成分，显然冲破了文言文雅顺的固有面目，在文言向现代语言的转变上起到了开化的作用，而背后引入的西方的度量理念与宗教观则可谓随着新语言的进入而潜在产生影响的西方观念。与此同时，读者只有接纳了在接纳了上述描写手法并理解其意义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顺利的阅读，这类语言上的裂变何尝不同于梁启超所谓的“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书写？

在黎庶昌、刘锡鸿笔下出现的中西杂糅的语言变动于梁启超的游记书写中则更明显，甚至是有意为之了。早在书写《新大陆游记》之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便在《汗漫录》中提出了文界革命：“其文雄放隽快，乃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6]梁启超冀图效法日本的文学改造，期望通过对现代理念与西方新名词的引进来构造新文，为此，梁启超为他所倡导的新文体作了如下定义：“启超素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条例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17]从上述倡议中，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所言的文界革命便包含了对古文的自觉反叛、对西方语法以及词汇的积极引入等，反映到他的游记书写上，也多呈现为一种半文半白混杂外国词汇、夹杂现代语法、语义的过渡形态：

托辣斯者，原文为Trust，译言信也。其用之为一特别名词者，自一八八二年，其大盛于最近之五年中。托辣斯者何?以数公司乃至数十公司之股份之全数或过半数，委托之于所谓「托辣斯梯」Trusty者(即可信之人之意);而此「托辣斯梯」(或一人或数十)发回一证券于股东。自此以后，此托辣斯梯有全权管理各公司之营业，或分析，或合并，或扩充，悉听其指挥，而以所得利益分配于股东。托辣斯者，以政治上之现象譬之，则犹自各省并立而进为合众联邦也，自地方分治而进为中央集权也;质而言之，则由个人主义而变为统一主义，由自由主义而变为专制主义也。[18]

显然，在曾为文之大宗的散文写作上，梁启超并未如小说实践一样大量运用俚俗和口语，而是保存了文言的典雅与规驯，这种貌似具有文言躯壳的文体与俗化的的古文又截然不同，其字里行间既有铿锵的韵文排列，又有欧化的长句，西化名词层出不穷，如将证券、自由、公司等外来新词直接入文，所阐释的道理也远远凌越古文义法之外。“证券”不仅是一个西化的舶来词，其内涵及其意义也均隶属于西方的现代框架之内，大量这些颇觉生硬、刺眼的外来语在当时“规范”的文言文书写中是不可兼容的，但它们被梁启超杂糅一体，形成恣肆、浅白的文章新“范式”，如今这些被讽为“野狐禅”的语言绝大多数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惯用语，至于常在文中杂用的纽约、托拉斯等外国名称在游记中也屡见不鲜，直接引用“trust”这一英文原文，这在古代散文中也从未见过的语言现象，因此，这种半文半白、半中半西、长短相间的文字纠缠充分显示了过渡形态语言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除了语言躯壳上杂有西语与外国语法外，梁启超在使用英译的新名词同时，也不自觉地将“欧西文思”传达于读者：“公司”、“股份”之间的关联，“证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托辣斯”作为全权管理机构的权力行为等，它们所附属的是西方现代工商体制，所遵循的也是现代管理理念，它们与梁启超所言的“合众联邦”、“自由主义”，都属于“欧西”之思，梁以此现代理念与现代词汇入文言文，势必使得从理念到语言躯壳均发生变化的游记文本无法被纳入传统古文范畴中。

对于约定俗成的语言，索绪尔认为如果不遭遇重大革命，往往只有微妙的嬗变，一旦语言开始呈现日趋强烈的变化，往往与外部环境的变动有关，“如果民族的状况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态，继续它的合乎规律的进程”，[19]晚清域外游记所发生语言裂痕显然与晚清这一历史的动荡时代相符合，有着合乎规律的自我更生的变化诉求。

三 命名的反面——谜面式书写

上述两节，笔者讨论的是域外游者面对“异”物时不同的命名方式，以及在命名词汇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变迁与语言嬗变，那么，在这一节，笔者试图探讨域外游记书写在面对“异”物时的一类特殊的书写现象，即在面对超出经验范畴的“异”物时，游者无力寻找词汇对之进行命名，而权宜采取一种对事物特性进行列举与强调的方式来暗示“那个”将生未生的词，或许，并不能把这种书写情况归于词汇层面来进行讨论，但是，这一书写过程展示了一种制造命名或者新词汇出现之前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它们有着因果关系，与最初走向世界的那批晚清人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书写某个具体事物时，让读者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名称，已经成为我们描写的惯性，不然，作者与读者就会处于一种沟通的断裂状态，比如一名作者在描述“梅花”时，如果他只道“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不在标题上表明是《山园小梅》，那么读者可以理解他所描述植物的是荷花、水仙或者栀子花，甚至有可能联想到风华绝代的美人，正是因为有了“小梅”的命名，上面清丽的诗句才被历代奉为咏梅绝句。但是，如果作者在描述中并不道明这个事物被指称的代号时，对于“物”的匿名式描述便可能成为类似于谜语的叙述。

初出国门、乍然进入西方现代文明世界的晚清游者，面对让他们眼花缭乱的异物，他们往往选择一种大赋式的方式进行铺排、描绘，对于一些未曾被经验、未纳入认知框架的事物，却迟迟不给予一个具体的命名符号，于是我们在读下面这些对于“异”物的文字编排时，不免进入猜谜的状态：

“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之详）”[20]

“ 初患无水，故沿开至百里外，用大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且积水可供四亿人民四月之需。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而平地喷水高出数丈，如天花乱坠。”[21]

“ 客寓楼七层，梯形如旋螺。登降苦劳，则另有小屋可容六七人，用火轮转法，可升至顶楼。屋有暗消息，手一按，则柜房即知某屋唤人。”[22]

上面所引录的三段文字，如果我们忽视惯有的现代经验，而完全从一种陌生的眼光来进行观看，可能变成一次无穷尽的猜谜之旅。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道：“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之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谜语，特别是在打一物的谜面书写中，往往是“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对作为谜底的“物”进行穷形尽相的描写，让人在欲隐中追溯它的显，譬如，民间有这么一则有关辣椒的谜语：

“屁股圆，脑袋尖，

生时绿，老时红，

南方喜欢北方怕，

越吃食欲越增加”

在上述谜面中，出谜者从形状、性状以及它的受众状况、作用等层面分别对辣椒进行了面面俱到的描写，这种描写均指向辣椒这个最后的谜底，当然，在猜测过程中，猜谜者未必会具有与出谜者类似的心理指向，他可能会猜测为胡椒或者西红柿等其他蔬菜，只有在最后谜底揭晓时，出谜者与猜谜者的心理指向与认知才归于统一。

当我们折回上述所引录的几则描述，它们俨然遵循了“打一物”谜面的表述形式，即从形状、构成、作用等层面对隐藏背后的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说明，第一段引录不仅说明此物的构成成分，而且对构架的距离、字母的数字都有着细腻的呈现；第二段引录部分甚至从事物兴起的缘由讲起，从事物的功用以及外在形态无不予以详备的表达；第三段引录对小屋的空间形态、内部机关以及功用都有着清晰的说明，它们与谜面一样有着形象化的表述、甚至不乏纤巧的构思。但是，它们却是不向读者公开谜底的谜面，谜底永远藏在书写者的意识中，他“知道”是什么样的事物、他见过这样的事物，但是，他不告诉你它是“什么”。

以我们现代经验与常识，我们可以从容地猜出上面三种描述指向的是电报、自来水和电梯三种现代器物。但是，如果从晚清读者的眼光出发，因现代经验的匮乏，便会陷入与猜谜所类似的状态，比如“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似乎与驿站、邮件有关，但“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却是晚清彼时固有经验中未曾拥有的东西，虽然林鍼在诗句后面又做了细致的描述“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之详”，这类描写愈细致只能愈加促发读者的想象 ，读者可能因此把它想象为由水银等物质制造的蛇一类的东西，因为作者并没有在描写背后如谜语一样给予谜底，此类描述就更成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形象了，因为缺乏一个归纳性的命名，甚至会成为各类奇奇怪怪的想象物。

这种类似谜面式的、匿名式的对“物”的书写显然并非出自作者本意，恐怕主要来自于书写者西方经验的匮乏。我们可以先来考察一下斌椿等游者的境遇与可能拥有的知识经验，斌椿曾在诗中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23]，他可谓鸦片战争以后因缘际会出洋的首位使者，彼时，国门乍开，西方的身影已经浮出地平线，但如何走近乃至走进它显然还来不及计划，面对这么一个陌生而强悍的文明实体，晚清士大夫对于它的主动探讨与兴趣还仍然停留于纸上谈论，此时，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姚莹编撰了《康车酋纪行》，徐继畲刊印了他的《瀛环志略》，有关西方的地理的、文化的知识开始被知识精英们所探究，但这类好奇终究是纸上烟云，西方具体的人与物仍旧是一团混沌而遥远的庞大存在。林鍼、斌椿作为西游的先行者，他们处于这么一种西方经验严重匮乏的时空场域下，当他们乍然需要来把握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现代事物时，显然还不具备对之进行清晰命名的能力，斌椿为此慨叹这种无力感：“其国人之官爵姓字，以及鸟兽虫鱼草木之奇异者，其名多非汉文所能译，姑从其阙。”[24] 更何况，林鍼、斌椿出洋时，帝国天下的中心文化意识依然是他们不须置疑的真理，异域之旅在他们更似一种搜奇揽异的经历，林鍼在《西海纪游诗草》结尾吐露心迹：“山海奇观，书真难罄………….生逢盛世，岂甘异域之久居；略叙游踪，思补职方之外纪。”斌椿在《天外归帆草》中也谈及他此行的观感是“言语重译通，人物具奇致；鸟兽与虫鱼，大半多怪异。”[25]对于林鍼、斌椿而言，他所置身的西方现代文明世界不过是山海奇观的异域，是异于自我的并且在文化层级上低于中土文明的他者，这种对于文明层级之下的他者的关注着眼的是“奇”与“异”，对“异物”的概括与归纳自然成为不需要费心的事情，于是，“无名”的描述成为西方事物片段式的蔓延与展览，它们以无名的、纷繁的状态共同构筑了林鍼、斌椿们的山海奇观，而这种谜面式的书写情况，在日后志在探其利弊、“以期有所知者贡于祖国”[26]的游者书写中几乎消遁了。

注释：

[1] 志刚：《初使泰西记》，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321页。

[2] [瑞士]费南迪尔.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版，114页。

[3] 加藤祐二：《讨论日本文化与江户时代》，转引自依田憙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362页。

[4]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3页。

[5]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书社2008年版，39页。

[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版，109页。

[7] 志刚：《初使泰西记》，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253页。

[8] 《恭亲王等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物使臣摺》，《初使泰西记》，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384页。

[9] 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107—108页。

[10] 张德彝：《航海述奇》，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573页。

[1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706页。

[12]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 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版，487页。

[14]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224页。

[15]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339页。

[16] 梁启超：《汗漫录》，《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2008年版，604页。

[1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70页。

[18]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1页。

[1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210页。

[20]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36----37页。

[21]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37页。

[22] 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107页。

[23] 斌椿：《西海纪游诗草. 天外归帆草》，岳麓书社2008年版，189页。

[24] 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店2008年版，144页。

[25] 斌椿：《西海纪游诗草. 天外归帆草》，岳麓书社2008年版，187页。

[2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