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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求是》是陈尚君先生近期出版的唐代文学研究著作，这部书既有集成性特征又暗含了很多创新因子。在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寻绎，或可发现这部书的内在底蕴和学术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唐代文学研究有两次重要的学术动向：一是诗人考证的兴起，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一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勃兴，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这两部书出版时间间隔不大，又互为补充与衍发，开辟了不同维度的研究途径。作为受傅先生影响的学人，陈尚君先生在继承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又不断探索，《唐诗求是》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下面仅就傅、陈两位先生研究的代际变化，略陈管见，考察《唐诗求是》的学术史意蕴。

傅先生《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时成为许多学者效法的对象。这部书不仅给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领域：诗人考证；还树立了一种学术精神：实证。可以说，之后的学术著作，无论所谓的“内部研究”，抑或所谓的“外部研究”，都是“诗人丛考”实证精神的彰显。论书必讲求版本，论事必讲求本事，论诗必讲求出处，论史必反思材料。与《唐代诗人丛考》不同，《唐代科举与文学》是一种发散式的人与社会的研究，如果说《唐代诗人丛考》是傅先生对丹纳《艺术哲学》之“神会”的话，那么《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是唐代文学研究“法度”的创立。之后，唐代文学研究者渐渐有能力从事断代的、跨地域的、跨学科的研究。前者催生了很多考证性的“小”文章，研究更加精确细密；后者激发了很多综论式的“大”博论，视野更加开阔。但是一种经典的创立势必会给后人带来崇高感，怎样才能摆脱“影响之焦虑”呢？

这就有了陈尚君先生《贞石诠唐》《唐诗求是》等书的出版。《唐诗求是》是陈尚君先生近年出版的论文集，从横的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构想与学术格局。如作者所说，全书可以分为四个板块：《全唐诗》、专人、专书、叙录。综括言之，可用五个字评价：辑、辨、叙、评、论。辑就是在竭泽而渔的基础上辑录最佳文本；辨就是识书籍版本之优劣、知文本出处之真伪、考诗人本事之流衍；评就是对重要著作的书评；叙就是以叙录、提要的形式引导初学者掌握有唐一代基本典籍；论就是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向上一路”，考察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从纵的方面看，自1979年到2017年，共收录59篇文章。其中，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收21篇，2000年到2010年收12篇，2010年到2014年收26篇。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可以看出作者学术兴趣的转换与拓展，学术生命的绵延与自我更新。既有以往的文献考证，又有新近的人物论述。全书是不同时段的论文合集，真可谓“活”的唐诗研究史了。在《唐诗求是》中，绵密的文献考证固然重要，但文学传叙式的研究思维更应值得关注。

早在作者跟随朱先生读研之时，就已完成论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后发表于1984年的《复旦学报》），作者通过细读各家注杜诗集，凭借唐代制度常识，勾连杜甫行旅轨迹，考证出杜甫离蜀并非因为严武，而是因为任郎官。再到近期写就的《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发表于2016年的《东方早报》），在陈先生的牵线下，可以发现，比之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谱》线性式的、考辨文献式的还原人物，瞿著更强调人际交往的多维性。这就要求文学研究从线性到多维，从“扁状人物”到“圆形人物”，从文献文本到文献与人物合一的转变。人与人交往，情感复杂多样，政治立场不同也可以唱和赋诗，只谈风月不谈公事的交往为数不少。此外，陈先生并不是简单的为瞿著“牵线”，还道出了很多经验之谈：“历来政治之是非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由谁来及采取何种次序来做。”可以看出作者在取岑（仲勉）之“法”，陈（寅恪）之“神”的基础上，又有朱东润先生传叙文学之“格”。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还原诗人的历史风貌与生存处境。至此，朱东润先生的传叙文学不再仅仅是文学创作本体，而是学术研究方法论。这就抛出一个课题，文学传叙思维是否可以促进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次自我更新？这种思维需要文献上的锱铢必较、区分史源，史识上的体贴人情、同情理解，加大了稀见文献的开采与挖掘，增加了人情与世故勾稽索隐，深化了史识的统筹与推演，可以称之为“传叙式的唐代文学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增加了学术研究的趣味性，还使得历史文化维度的研究更有了“骨”与“神”、“气”与“格”。围绕作者与文本展开有生气的论述，而不是让诗人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强调真实与场景，而不是让诗人成为供人瞻仰的牌位。力求有所突破，论点不因袭古人。力求有所寄托，文章有补于世。

唐代文学研究在三十年间经历了“诗人—文化—诗人”的变幻，但并不是重新回到原点。前辈学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又不断探索出新的科学的研究方式。摆脱了以往过多的价值判断，取而代之的是历史文化考察；纠正了以往唐代文学研究重“内”不重“外”的倾向，重新审视制度与文化；反思了以往制度与文学研究“两张皮”的现象，渐渐兴起的是传叙式的体贴入微。三次学术革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反思与勃发。从现在学者考证墓志之细密，讲求文本之广泛，学术意识之与时俱进，可见一二。陈先生在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上又提出了“无分文史、无分内外、无分宏微、无分考论、无分新旧”的观点，可以看出唐代文学研究中文史通融的趋向与趣味，也可以看出当代学者的自信与能力。

比之以往的历史—文化研究，传叙式的研究更强调还原真实的活的生命，还原复杂的陌生的历史，要求研究者驾驭文献材料的能力可能更高。不光如此，传叙研究甚至要让默默追求考证的学者“活”起来，从封闭的“私人天地”中走出来。像朱东润先生一样有家国情怀，有寄世之思，有历史的使命感，有时代的责任感。一位诗人一座脊梁，一篇文章一份寄托。诚如朱先生的那句名言：“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唐代文学研究者始终都沿着最坚决的方向在迈进，花最大的气力投入到最辉煌的唐诗研究中去。唐诗的艺术世界与学者的学术境界是相融相生、相伴相随的。

笔者学养有限，对唐代文学研究的理解必有简浅迂阔之处，以上管见，还望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