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1934年出版的《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对自己早年的生活轨迹作了细致的梳理。关于军旅行役的经历，《清乡所见》一篇曾记述一件惊世骇俗的见闻：

……另外一件是个商会会长年纪极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本街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里挖出，背到山洞中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坟墓去。到后来这事为人发觉时，这打豆腐的男子，便押解过我们衙门来，随即就地正法了。临刑稍前一时，他头脑还清清楚楚，毫不胡涂，也不嚷吃嚷喝，也不乱骂，只沉默的注意到自己一只受伤的脚踝。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的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的轻轻的说：“美得很，美得很。”[1]

这男子，即使有人恐吓他或嘲笑他是癫子，也依然沉默并微笑着。沈从文说：“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实际上，在写作自传之前，沈从文已经将这本事敷衍成文，演绎为小说行世——1930年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以及1931年的《医生》。[2]在1936年，他又将《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重新修改，收入这年11月出版的小说集《新与旧》。[3]

一件本事，三次改写，足见“这个微笑”在沈氏印象中烙印之深。在这一创作链条上，现有对文本的解读，多聚焦于《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如聂华苓、王德威、刘禾、吴晓东等学者，著文各有精彩的阐释。[4]相形之下，《医生》的命运则寂寞许多。[5]本文讨论《医生》这篇小说，并以两个版本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作为对读和参照，试图解释如下问题：在同一题材的不同小说中，沈从文何以编排出不同的“说故事人”讲述故事，且故事的面貌竟截然不同？或者借用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说法，“隐含作者”的技巧、策略及完成效果如何传递到“隐含读者”，又得到怎样的回馈？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借重布斯对于小说叙事与修辞形式的理解。布斯认为小说无可避免地是一种“修辞”形式，其最关心的问题，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即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种特殊关系，由此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也就是说，小说必然包含着从隐含作者到读者群体之间的交流，而它用以保证效果的各种不同方法也不可能脱离语气、态度、潜在的评价，以及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态度距离这些问题来理解。[6]本文的目的，正是欲藉小说修辞学为灯，照亮为我们注目的《医生》，试图从细读中点出那些与理论碰撞发生的闪光处，在进一步的论述中，也试图呈现小说的内在视景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张力。

一 “不可靠”的说故事人

在四川的Ｒ市的白医生，是一个有风趣的中年独身外省人，因为在一个市镇上为一些新旧市民看病，医术兼通中西内外各症，上午照规矩到市中心一个小福音医院治病，下午便夹了器械药品满街各处奔跑。天生成的好脾气，一切行为象在一种当然情形下为人服务，一个市镇上的人都知道，谁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麻烦医生的权利，因此生意兴隆，收入却总不能超过一个平常医生。这好人三月来忽然失踪不见了，朋友们都十分着急，各处找寻得到一点消息，大江中恰在涨桃花水时节，许多人以为这人一定因为散步掉到江里去，为河伯雇去治病，再不会回到Ｒ市来了。

这是《医生》开头的三句话，简略地将人物身份及性格、命运点明，但起笔一点儿也不惊人——尽管讲述的是一件“失踪”怪事。故事发生地被搁置到相对（隐含的都市读者）来说遥远的省份四川，R市的命名暴露出自觉的虚构性。白医生的失踪构成叙述中第一个悬念。短暂的找寻无果之后，按捺不住的乡党友朋决定抛却这个困惑，藉讨论举办追悼会之名，瓜分医生的财产——这才是他们所心心念念的内容。讨论会上，医生突然出现，声称他有一个“新《聊斋》的故事”，“今天实在难得，当到大家正好把这十几天所经过的一段离奇故事，报告一下”。在场的众人，“横竖各人心里明白，谁也不愿意先走，因为一走又恐怕留到这里的人说他的坏话。”因而失望钱财落空之余，又各有担忧，只好愿闻其详，“本来大家都无心听这个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口上不赞成”。[7]一个奇特的“说故事”的情境被搭建起来，有别于一般的精心营造的“说——听”模式，听者R市众人的身不由己和说故事人白医生的迫不及待已然颠覆传统说故事的场面，别扭的语境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

对读《清乡所见》、《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医生》，可以发现小说对本事的改动。可以说，正是隐含作者添加进的想象与虚构将“故事”丰富为“小说”：现实中临刑受死的跛脚豆腐铺男子，其形象被一拆为二，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分配到瘸子号兵和豆腐铺老板两个角色之中，而且在叙述的收束处，恋尸者得以逃生，被放逐于未明了的传奇结尾；病死的少女也被指派了“吞金自杀”的命运；而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作为背景的传说——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以重新复活，[8]在《医生》中成为支配情节发展的关键，此外，小说虚构了一个医生的角色，从他的叙述口吻补足男子恋尸的具体情节。

在故事中镶嵌故事，令人想到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式结构，其实以第三人称的外壳来容纳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在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并不鲜见，[9]1930年版《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即是以“中尉连附罗义，略略显得忧郁而又诙谐的说道”一句开头，展开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但《医生》的叙事结构关系要更复杂一点。“R市人听医生说故事”和“医生说他的故事”形成叙述分层——超叙述层次和主叙述层次，[10]超叙述层次并非一开始就营造出一个“说故事”的情境，而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有因果有情节的故事，在这基础之上搭建的主叙述层次倚赖于超叙述层次的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讲述的故事，听众是被虚化的，面目模糊的；而医生的讲述则直面的是被人格化了的听众——R市一群退走不得的众人。这样一来，小说的主体叙述——医生说的故事，即他如何被神秘男子抓住，如何被囚禁一山峒中为死去的女人“治病”，以及如何逃出生天——便首先是与R市人构成互动关系，然后才以更为屈折的形态传递到隐含读者以及现实读者的阅读、接受行为中。

让我们来听听白医生怎样说故事。

我凭这手臂上的伤痕，请你们相信我，这整十天来，曾做了整十天古怪的人物，稀奇的囚犯。（后略，笔者注）

我把话说得有点糊涂了，忘了怎么样就发生了这样事情。

听我说罢，不要那么笑我！我不是说笑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同一个妇人住了十天的事，我并不把药方写错，我只把秩序稍稍弄乱而已。

本雅明说：“只要讲故事人不把故事当作自己亲身经历，他们常常开篇便陈述他们怎样在某种情境中得知一个故事的原委和结局。” [11]看起来白医生似乎是颠覆了这样的叙述机制，实则过早剧透其经历的，是写作层面的“讲故事人”隐含作者，在说故事前医生对自己有一个“《新聊斋》的故事”的标榜也不啻为隐含作者的自我指涉，他已经摆好架势告诉读者自己要讲一个虚构故事，且提前预告隐含的都市读者“这故事的重述，一定能够给你们一些趣味”，看重的是奇异故事所能带给读者的娱乐功能。“你们”有着文本意义上确切的所指，即听叙者（在场的R市人），又穿透叙述层指向写作层面对的隐含读者，直至屈折地与现实读者接上头。

虽然医生自嘲是个普通不过的“平常人”，[12]他既非本雅明所称道的博闻广识的远来水手，也非掌握地方典故的老道农民，那么他的“新《聊斋》故事”究竟兜着什么秘密，又有何新奇，这一切都足以激起R市人及隐含读者的好奇心。因为医生在主叙述层级中明确地承担叙述功能，并直接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面目出现，这个非戏剧化的叙述者便在文本中形成一种中介，使得读者产生一种经验意向，“在小说中，我们一旦碰到一个‘我’便会意识到一个体验着的内心，其体验的观察点将处于我们和事件之间。” [13]作为叙述者，医生被赋予明确的个人特征，这并不止于其在超叙述层级中得到的评价，“有风趣”，“天生成的好脾气”，“好人”，更表露于叙述“声音”的字里行间，或曰说故事过程中的每一遣词造句，事实上，医生在叙述中呈现出的面貌还与所得评价相悖——劫后余生的侥幸和急于说故事的心理使得他冒失而絮叨，夹杂许多无关的议论和牢骚，离题很久才醒觉“让我说正经事情吧”。更要命的是，连他的讲述是否可靠这一点也需打上一个问号。叙述中他在在强调的“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也正反照了言说的荒诞和不可靠？

第一人称叙事也自有其限制性。例如说完漫长的“入话”后，医生却突然称自己因累倒“失去知觉”，所以连如何进入峒中，自己也无法知晓。“在第一人称小说里面，像在生活中一样，我们并不知道他人心中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有限视点’常常既含有心理上的也含有视觉上的限制：叙述者表现的仅仅是这个人物所看到的，好像他是通过这个人物的眼睛看的，或者是作为‘不可见的目击者’站在他身边。” [14]可见小说呈现的视野，与叙述者医生的叙事导向戚戚相关。

经由医生视角看来的山峒，阴森而恐怖，相伴只有一个死去的女人和一个神秘男子，既然男子几乎不发声，那么许多问题就无人给我们以解答。既然医生无法了解此前男子与死去妇人的遭遇，只好放目光在封闭的山峒里打量，由他的视角呈现出的，是一个自足的拒斥外力介入的空间域，主要情节冲突聚焦于二：男子强迫医生救“人”和医生设法逃走。有意味的是，医生重点描述了男子的“眼神”，“一对有点失神却具有神秘性的眼睛”，那双“固定不移的”，“很有力量的”眼睛。叙事者试图以“眼睛”的神秘魔力（还有男子武力上的强悍）给自己鬼使神差地留在峒中以情节上的合理性，隐含作者则试图以“转喻”方式将男子乃至故事的神秘性传递给读者，正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豆腐铺老板谜样的微笑一样，隐含作者不直接表达对于故事的价值判断，但仍暧昧地通过转喻等符码向读者透露其所给出的立场。

二 速度、跳空与留白

在封闭的叙述空间中，“时间”显得尤为重要，又尤为可疑。白医生回忆自己的时间体验：“第一天一点钟就好像一年，第二三天便不同了。”但请注意在叙述第一夜的经历时，他就哀叹“我的表早已停了”。手表停住的是故事时间，能够任意拨动它的只有拥有手表的说故事人。讲述将听者心理在一个不见来路，也无出处的封闭山峒里悬置起来，与外在的现实时间隔绝开来。叙述中的厚此薄彼，详略缓急，故事时间的尺度标示在何时，都与说故事人的心理时间的转换保持一致——

“我这样说下去，是还得说一整天，要把那一夜的事情说完，如今也还得说一夜。为了节省一些时间，且说第三次我见到这怪男子……”

“就是那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

“让我很快的说第六天的事罢。”

由“时间”引发的，是一个直接相关但难以把握的问题——速度。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关系。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将交响乐、奏鸣曲等音乐形式与自己的作品对应，为小说的结构、速度找到了所谓“对位法”和“数字秩序”。[15]但张大春已经提醒我们注意，“所谓‘篇幅长短’、所谓‘被叙述事件的真正时间’皆非单一具有决定性力量以形成时间感的元素。我们还得面对速度。” [16] “小说里的速度感宜乎不只是音乐性的、不只和节奏有关、不只是‘运用较长（短）篇幅处理事件真正时间之长（短）’，速度感还必须渗透到角色内部、渗透到叙述内部、渗透到意义内部。” [17]

《医生》和两个版本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字数都在一万五千字上下，篇幅差别并不大。《医生》中白医生讲述的是一个十几天内发生的故事，《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的罗义（1930年）或“我”（1936年）讲述的故事时间跨度则有半年多。但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阅读体验：白医生讲述的故事充满紧张感，极快极跳跃；《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的回忆故事则缓慢如同一首梦呓般的抒情诗。叙事节奏的快慢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其背后也有“内容”。作者创造速度、读者体会速度，也构成一种布斯所说的修辞关系。

快与慢何以成为可能？既然主体故事是由隐含作者从大套盒中掏出的一个小盒子，那么关于故事的元叙述，也就是故事如何生成，讲故事的语境如何营造，可以想见其重要。《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将故事发生语境设定为“落雨”，1930年版的开头相对简单，到1936年的修改版中，讲故事的封闭性语境得到了更为自觉的营造：“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 [18]缘于某次落雨的百无聊赖，因为（漫长的）时间无以打发，朋友要“我”讲一个故事。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我”的故事就被“落雨”情境定了基调，定了速度。王德威认为这样的处理“暂时把讲故事的人及其理想听众都滞留在了日常行为之外”，因而作为读者，我们也被引入带有悬念的时刻，“被吸引到这个封闭的环境中来”；[19]而在《医生》中，正如前文揭之，医生由于突然出现在一个“不该出现”的时刻，医生与R市人之间的关系的戏剧化，人格化了的听叙者的焦虑感，都使得“说故事”的场景剑拔弩张，有着强烈的反讽效果。这个“元叙述”对隐含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个紧张时刻。

速度感的差异还来自于叙事者角色的不同设定，也就是说，与“说故事人”的口吻和形象有关。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从小说结尾的叙事者的自述中可见这个故事离“我”已经相去多年，讲述它，是在缓慢的回忆中重拾对往昔时光的眷恋，让一段青春欲望在“我”的叙述里逐渐清晰、定格。三个男子压抑无望的爱慕，在女子死去的突转情节出现之前，因为没有进一步的“求爱”动作来得到改变，被摒弃了寻常意义上的时间感。

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者反复几次提到了小说人物“到豆腐铺去”这一叙事行为：

“他同我每天都到南街一个卖豆腐的人家去，坐在那大木长凳上，看铺子里年青老板推浆打豆腐。”

“在这城里我们不敢撒野，我们却每天到这豆腐铺子里来坐下。来时同年青老板谈天，或者帮助他推磨，上浆，包豆腐……”

“仍然每天到豆腐铺来玩，帮助这个朋友，做一切事情。” [20]

热奈特对于叙事时间的分析，有一重维度叫做“频率”，即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根据事件发生的次数与讲述次数之间的相对关系，热奈特区分有单一叙事和反复叙事。[21]他举《追忆似水年华》为例，通过反复叙事，普鲁斯特找到“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并最终寻回已消逝的昔日时光。卡尔维诺在谈论“速度”时更是直接指出“重复问题”是“可使时间的进程减慢”的方法之一。[22]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反复叙事强调出日复一日的重复日常经验，与男子们漫长无望的爱慕一道将叙述速度拉慢。尽管叙事者偶尔也会提醒我们，“一转眼，我们守在这豆腐铺子看望女人的事情就有了半年”，[23]这一个跳空的句子，明示着故事时间的快速流转，然而叙述节奏的速度并未因此加快，反复叙事的重复结构，栓住小说，使其保持稳固缓慢的速度感。小说前面部分对于“落雨”的反复强调也参与了对“慢”的营造。《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的反复叙事，将故事的传奇性（以及王德威所称道的“诗意效果”）从民间传说故事、传统说书人口吻那里衔接过来——恒常不变的日常经验与惊世骇俗的突变之间的对照，藉由虚构的审美细节，使得“撒满蓝色野菊花”的故事结尾“离去了猥亵转成传奇”。[24]

重复使《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慢”下来，而逃出生天的白医生是带着他的“快”故事出现的。由于缺乏“延宕”的时间差，他向R市人报告着即时性的生死体验，惊魂未定，心有余悸，或许还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说到激动处上气不接下气。叙事者内在的心理焦虑渲染了小说的节奏感。

《医生》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快”，还因为叙事里过多的跳空和留白。此处仅举最重要的一例：到了叙述中的“第六天”，医生想方设法逃生，面对沉默的神秘男子，“把枚乘七发的本领完全使用到这个‘王子’方面”，为投其所好，“同他又来说关于起死回生的故事。我想这些齐东野语一定可以抓着他的想象。我为他说汉武故事，说王母成仙，东方朔偷桃挨打的种种情形，说唐明皇游月宫的情形，说西施浣纱的情形，说桃花源，说马玉龙和十三妹，皇帝、美人、剑仙、侠客，我但凭我所知道的，加上自己的胡诌，全说给这个人听。” [25]当这些都无法奏效，医生只得另生计谋：

（前略）我的生路虽不是用言语可得来，我的机会还是得靠到一点迎合投机的话。我认清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坐在席上打算了老半天，到后又开了口。我明白先说那个方向不很对，还得找新的道儿，就说……

这可中了。他笑得比先前放肆了一点，他有点惊愕，有点对于我知识渊博的稀奇。他虽仍然不让步，当我重新提出意见，以为放我出去可好一点的时候，在摇头中我看出点头的意思。那时还是白天，我请求他许可我到栅门外去望望，他不答应可否，我看到有了让步，就拖了他的手走到栅边去，他到后便为我开了门。

“就说……”——医生说了什么“中”了？为了渲染这个“……”的神秘性，隐含作者还以笔为枪，虚晃一招，将医生挡回了山峒中：“我一面敷衍到他，望到他的颜色，一面只能把那条下去的路径稍稍注意一下，即刻就被他一拖，随后那扇厚重的栅门訇的一关，我仍然回到地狱魔窟里了。”为的是给跳空的叙述内容一次被重述的机会，“到了晚上，我们各吃了一点山薯，一些栗子，我估计是我最好的机会来了，我重新把我日里说的那件事，提出来作为题目，向他说着，我并且告他，他应当让我避开一会儿。” [26]联系上下语境，我们或许可以猜测，省略的是何内容，然而叙事的逻辑链仍在这里暴露了跳空感。

略萨将这种跳空和留白称作“隐藏的材料”，并举海明威为例，称：“叙述者的沉默必须是意味深长的，必须对故事的明晰部分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沉默的部分必须让人感觉得到并且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希望和想象。” [27]而当《医生》中的跳空采取“粗暴”的方式陡然加快速度感，让读者一脚踏空，进一步增添了故事的荒谬感。《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的叙事者可谓知无不言，“未说出”的部分是因其“不知”或者说“不确定”，《医生》的隐瞒与跳空则显得既刻意、又奇怪。从幽闭山峒到现实世界的一条甬道，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一切语言、记忆和逻辑都被吸附，终至消失。

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即隐含作者的意图与小说整体的内在视景之间的矛盾。《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的跳空与留白给传奇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独白中的语焉不详和游移不定之处因为读者对“回忆往事”的预设体验得以被理解。当然白医生不会服气我们的质疑，会将责任都推脱给隐含作者。然循此探索，我们发现，暴露的正是隐含作者之焦虑与无奈，在《医生》的写作层面中，隐含作者要讲一个好故事，也试图在故事与隐含读者之间建立起距离中介，甚至提前预告了这“新聊斋的故事”能给读者以“趣味”，然而叙事者人格化的叙述处理，以及隐含读者在故事逻辑线上产生的跳空感，将“故事”的传奇性和审美维度给破坏了，既然无法在虚构的故事与现实（虚构的现实以及逻辑的现实）之间找到切换的合理性，只好让笔下的人物莫名地来去于现实与“魔窟”。

其实在山峒内部，隐含作者亦营造了一个特殊的“说故事”的情境——医生向神秘男子讲述“起死回生的故事”——并藉这行为在男子面前的落败，暗示了“传奇”的式微。前引“说故事人”医生选择的“汉武故事”、“王母成仙”、唐明皇游月宫、西施浣纱、桃花源，马玉龙和十三妹，皇帝、美人、剑仙、侠客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有着语义上的修辞功能，是对古代传奇的“符码”转喻。然而反讽之处在于，医生自己并不信这些故事，给出“齐东野语”的价值判断——这或许可同时视作R市世界和隐含的都市读者之自我指涉，因为从社会文化话语所形成的互为指涉的复杂关系来看，说者的存在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因素支持着，借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说话人的声音是在一特定历史时空中，“一个集体的、匿名的声音，其源头正是一般人的知识总合。” [28]——因而医生试图以此去说服男子，导致的失败结果就更具复杂的象征意涵。在一个“讲故事”传统式微的现代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去相信“传奇”了，最终，只能借助一个含糊不清的“……”将虚构与真实世界勾连起来。

如果说《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最终得以从日常经验升华为传奇，那么借用沈从文40年代一篇小说的题目，《医生》则是一出“传奇不奇”的寓言。白医生希望“新聊斋的故事”应有“奇”的魔力，然而当叙事技巧与修辞效果无法获得像《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那样的整体感和统一性，其讲述在听众、读者面前的双重落败，象征了故事在文本内外遭遇的双重式微的命运。传奇，似乎无可奈何地失语了。

三 “都说医生见了鬼”

无论怎样，医生终是得以脱险。讲究仪表的他“恐怕进城来吓了别人”，收拾了一番脸面才回到家中，面对一群正在讨论瓜分自己财产的R市人，毫不知情的他感动地说，自己是欠了理发店师傅的账回来的：“这师傅并不认识我，只告他是街上的先生，他也放得下心，可见我们这地风气不坏，人心那么朴实。” [29]

白医生的故事至此讲完。隐含读者很容易从这收尾读出对R市人的反讽与嘲弄。在小说超叙述层次的结尾，隐含作者只来了这么简单一句：“第二天，一个R市都知道了医生的事情，都说医生见了鬼。” [30]

这个结尾使得《医生》充满了现代小说气质，颠覆、反讽，又意蕴丰沛。一句话的叙述时间里隐藏了一整天的故事时间，我们无从得知R市人是如何交头接耳讲述医生的故事，他们是听众，现在又成为说故事人，然而故事已经确定在转义的意义上被讲述，被流传——“都说医生见了鬼”。在R市的故事里，医生的故事被颠覆了，这颠覆，不仅落实在医生故事在R市所遭遇的“不被相信”的命运，也体现隐含作者对R市人的反讽。然而这一句结尾的修辞效果并不止步于此。

将人生经历浸入虚构创作，使消逝在时空里的记忆在书写中得以被唤醒，被重造，正是沈从文创作所追求的面向之一，《虎雏》、《说故事人的故事》即为例子。借用一句1936年版《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凭人物之口吐露的“告白”：“有些过去的事永远咬着我的心……没有人能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如何心情过日子。” [31]

沈从文1936年重新修改了《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以更为自觉的虚构意识重写了开头和结尾，足见他对于这一故事的重视。然而出于同一本事的《医生》似乎被他自己给遗忘了，当然这或许有着现实因素的考量，毕竟小说集《虎雏》的手稿在1932年便被卖给上海新中国书局。[32]但细读《医生》后，有必要重申前文笔者对其在整体视景方面的缺陷表达出的遗憾。似乎这个故事，甫一写出，就遭到了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双重拒斥，失去被再书写、改易的生命力，无怪乎现实读者苏雪林会有火药味十足的投诉：“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Romance”。[33]

不妨将《医生》看作小说作者沈从文试探都市“隐含读者”的试作。再次从中取材可能是自觉到《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的成功，认为故事的“剩余价值”没有完全被提取出。1928年，为“稻梁”谋，[34]顺着文化人南迁潮流随徙上海的沈从文，身处一个充斥着左翼风潮、新感觉派、消闲鸳蝴等种种势力在文坛博弈的多元场域，如何迅速地积累起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资本？沈从文较在北京时期更为重视能给读者带来独特“趣味”的湘西题材。

苏雪林曾评论沈从文是一个“说故事的人”，[35]虽意在讽刺，却也一语中的。沈从文擅说故事。湘西土壤和军旅生涯赋予的丰富经历，使得迁徙至都市的沈从文甫入文坛，便呈现出“别有故事”的创作特质。而在上海，每一次月底的写作都与生计问题休戚相关，除了在一些小说中吐露生存困境外，在私人信件里，沈从文的自我焦虑更为直白：“因为还是相信挤与榨，所以并不放笔，小睡也仍然捏定笔杆，笔是三年来一家人吃饭的一枝骨杆笔。” [36]既然要想获得市场支持也需与善观风气的沪上书店博弈，那么沈从文的书写行为就更掺入“作意好奇”的造文目的。为了增强自己生产的文学商品的“竞争力”，沈从文也颇下了心思，甚至打算学习苗文：“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 [37]《旅店》、《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渔》、《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描绘湘西风土的名篇正是在这一时期写就。

吊诡之处在于，《医生》显然不论在审美趣味还是伦理道德取向上，都对读者构成了一种挑战。经由隐含作者打开的那个幽闭阴森的山峒，由于将虚构的“真相”过于“似真”、过于细节地袒露给读者（听众），反而失却了传奇应有的神秘感、审美感与象征意味，只给人无法直视的可怖和悲惨感受，“听故事”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不仅是R市听众的反应，也是隐含读者和现实读者的反应，而且也是隐含作者作为“第一读者”自身所无法承受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医生》，都没有将故事发生地坐实在湘西，地点的暧昧和游离亦是颇有意味的安排。

“都说医生见了鬼”，不仅是第一层故事中R市对峒中故事的拒斥，也是沈从文将自己精心结构的“恋尸”叙事又复拆解的行为，可谓是一句包含双关语义的反讽，亦是对“‘传奇’不奇”在写作层面的暴露。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医生》在沈从文的作品序列中显得别有意味，折射出文学场域对作家创作生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清乡所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2.《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发表于1930年10月15日《文艺月刊》第1卷第三号；《医生》发表于1931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22卷第8号。

3.《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因版本复杂，还曾改题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本文根据《沈从文全集》中收录的1930年版和《沈从文选集》中收录的修改版，统一称《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在具体行文中，因论述的不同需要引证不同的版本；小说《医生》的引文，则全部引自《沈从文全集》第8卷，特此注明。

4.见聂华苓《沈从文评传》，收入刘洪涛 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刘禾《跨语际实践》第六章，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第26卷第2期。

5.目前所见，有黄晓华从“常态”与“癫狂”的二元对立结构入手，分析这一个“恋尸”故事的三种讲法，见黄晓华《常态与癫狂的价值错位——从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看沈从文的深层意识结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6.布斯提出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这一对核心概念，认为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联系的交流中介，其最关心的问题，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因此论者多认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传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是“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本义上去了”。周宪《小说修辞学·译序》，（美）W·C·布斯著 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7.12.25.26.29.30. 沈从文：《医生》，《沈从文全集》第7卷，第44页、45、65、66、67页。

8.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33页。

9.如《说故事人的故事》、《第四》、《自杀的故事》、《灯》等。

10.关于叙述分层，因为医生讲述的故为小说主体，所以将这一层次定为主叙述。参见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59页。

11.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03页。

13.（美）W·C·布斯著 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第170页

14.（美）华莱士·马丁著 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19.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9-108页。

16.17.张大春：《意志里的诗——一则小说的速度感》，《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

19.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沈从文选集·第二卷》，第349页。

19.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156页。

20.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7、18、22页；《沈从文选集·第二卷》，第355、356、361页。

21.（法）热拉尔·热奈特著 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3-75页。

22.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5、36-37页。

23.24.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22页；《沈从文选集·第二卷》，第360页。

27.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赵德明译：《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28.转引自王德威《“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2页。

31.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沈从文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32.见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别集·记丁玲（代序）》，岳麓书社，第4页。

33.35.苏雪林《沈从文论》，《沈从文研究资料》，第194、193页。

34.在私人信件里，沈从文甚至悲观地称“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复程朱溪（19290130）》，《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页。

36.《致王际真（19300103）》，《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5页。

37.《致王际真（19300103）》，《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