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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士隐是贾宝玉的晚年影子，这是顾颉刚和俞平伯先生的观点。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一书中说：“颉刚以为甄士隐是贾宝玉底晚年影子，这层设想，我极相信”。顾颉刚先生有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出依据，我不知道。但俞平伯先生是有依据的，他的依据主要有四条，即：

第一，文本依据：

“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一二年越发穷了。士隐……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俞平伯《<红楼梦>辨》）

第二，曹雪芹晚年的生活状况：

“雪芹底晚年，亦是穷得不堪的，更可以拿来做证据了。如敦诚赠诗，有‘环堵蓬蒿屯’之句，有‘举家食粥酒常赊’之句，虽文人之笔不免浮夸，然说举家食粥，则雪芹之穷亦可知。”（俞平伯《<红楼梦>辨》）

第三，“宝玉后来落于贫困”：

蓬牗，茅椽，绳床，瓦灶。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贫穷难耐凄凉。” （俞平伯《<红楼梦>辨》）

第四，宝玉出家的原因：

“雪芹底原意或者是要叫宝玉出家的，不过总在穷途潦倒之后。”“宝玉出家除情悔以外，还有生活上底逼迫。” （《<红楼梦>辨》）

在文本依据中，俞平伯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有两个地方是加了着重号的，第一个加着重号的地方是“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一二年越发穷了。”另一个加着重号的地方是“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大约俞先生加着重号的地方就是他认为的贾宝玉晚年和甄士隐的共同之处。这共同之处便是他认为的甄士隐是贾宝玉晚年影子的证据。

在《<红楼梦>辨》一书中，俞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列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但没有对观点和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具体的阐述。揣摩俞先生的思路，他的推理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甄贾二人都是读书人，都不懂稼穑——出身相同；都在享受过荣华富贵后穷困潦倒——经历相同；最后都出家了——结局相同；甄贾二人出家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出家的原因相似。至于俞先生为什么在议论中将曹雪芹扯进来，那是因为他认定书中的贾宝玉就是生活中的曹雪芹的缘故。

对于俞平伯先生的观点，我总是感到有点疑惑。所谓疑惑，就是虽不敢轻易否认，却也不愿完全认可。不敢轻易否认，当然是因为俞先生说的不是全然没有道理；不愿完全认可，则是感觉俞先生的分析亦有偏颇之处。

比如甄士隐和贾宝玉虽说都是读书之人，但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甄士隐虽“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但我们不能因为甄士隐“不以功名为念”就认为他和宝玉是同路人。因为书中交待明白，甄士隐的身份是乡宦。所谓乡宦，是退休回到家乡的官宦之人。甄士隐既是乡宦，说明他之前亦曾饱读经济文章，亦曾与“禄蠹”之流为伍。即使回乡之后，他也仍热衷于和当地的乡绅或所谓有前途的文人学子打交道。例如在他和雨村交谈的时候，因听到一声“严老爷来拜”，他就“慌的忙起身”去前厅会客，抛下雨村不管。当他听到贾雨村吟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时，便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可见甄士隐人虽回了家乡，心却仍在官场。他本人不恋功名，但仍然在关心着他人的功名；他本人不为官宦，但仍然关心着其他官宦。相对于甄士隐来说，宝玉甚至连读书人都算不上。因为除四书外，经济学问方面的文章他一概排斥，就连四书，亦不肯熟读。他所喜欢的，是那些“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至于交结官宦之人，宝玉甚是厌恶。贾雨村主动求见他都厌烦，更别说主动去结交那些官场老爷了。因此若说贾宝玉是读书人，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其实是徒有其名。因此以都是读书人来类比甄士隐和贾宝玉是不合适的。

至于说贾宝玉和甄士隐的结局相同，其实是同中有异，小同大异。所谓小同，当然是他们最终都出家了。所谓大异，则是指他们所出的“家”不一样。贾宝玉出的“家”，皈依的是佛教；甄士隐出的“家”，则是道教。

甄士隐的出家过程，文本上有着具体的描述：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甄士隐是被疯跛道人度了去的，必然当了道士。后四十回里，甄士隐再次出场的时候，其身份便是道人。而宝玉若最终也出了家，则其必是做了和尚。后四十回虽被许多人否定，但对宝玉最终做了和尚的结局，一般还是认可的。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一书中，根据前八十回的情节，列出了宝玉最终出家做了和尚的十一条证据，也说明贾宝玉最终做了和尚的结论是可信的。

道人与和尚，其区别可不是仅仅在称谓上。道人是道教徒。道教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实的。他们乐生、贵生，爱身、宝身，认为人生是快乐的，现实世界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因此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他们的所谓出家，一定意义上是指摆脱世俗的羁绊，通过专心致志的修炼，以达到长生不死、肉体飞升、身登清虚三境之境地的目的。在他们的眼中，肉身成圣、长生不老，才能长住人间，云游三山五岳、十洲三岛，才能永远地逍遥自在，享受快乐的生活。和道教爱身、宝身不同，佛教把肉体看作是臭皮囊，是累赘。他们以为婆娑世界，一切皆苦，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佛教的出家，一般是指看破、解脱，通过出家后的修行，消灭贪、嗔、痴，实现涅槃，摆脱人生之苦。因此，道士与和尚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认为甄士隐是贾宝玉的晚年影子便有些不恰。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在甄士隐出家的时候，许多人只注意到“好了歌”中的“好便是了”，对“了便是好”往往关注不够。其实触动甄士隐最终出家的，恰恰不是“好便是了”，而是“了便是好”。只有看透世事变迁，抛弃世俗烦恼，人才能逍遥自在，享受生活。甄士隐的出家，便是在 “了”的基础上追求 “好”的体现，正合道教教义。而宝玉出家，不是为了追求现世的“好”，他是因为看透悟空，因而“悬崖勒马”寻求解脱。

接下来我们再看甄贾二人的出家原因。仔细分析，甄士隐和贾宝玉的出家虽然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区别仍然是很大的。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出甄士隐出家大约是四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其一是英莲被拐，痛失亲情；其二是家宅被火，财产尽没；其三是鼠盗蜂起，庄园不安；其四是岳丈欺谑，急忿怨痛。甄士隐的命运是很悲惨，但他的遭遇若和贾宝玉相比，他的苦难其实比贾宝玉轻微得多。首先，根据前八十回的线索及脂砚斋的批语，黛玉之死应该是宝玉出家的重要原因。相对于甄士隐的英莲丢失，黛玉之死更让宝玉苦痛伤哀。英莲丢失，毕竟还有生还的希望，相见的可能；而黛玉之死，却是香消玉殒，阴阳两隔。女儿丢失和恋人伤逝虽不能在痛苦程度上比较孰大孰小，但一个有盼头一个已绝望是毫无疑问的。其次，甄士隐遭受火灾后，虽然其也遭受到了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打击，但家人平安，且他尚有庄园田地。贾宝玉遭遇的是抄家之变，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伤痛，更有亲人的离散、尊严上的伤害。遭遇抄家之变后，原本欢乐团圆的一家现在死的死、关的关、卖的卖、散的散。原本尊荣显贵，现在落魄难堪。原本一掷千金，现在仰人鼻息。贾宝玉本是“情不情”之人，因此这种打击对他来说远甚于一般人。再次，甄士隐投靠封肃后，虽说是投人不着，毕竟还有自己的田地房舍，其岳丈的话可听则听，不可听亦可远远避开。而宝玉和宝钗成婚以后，宝玉是断断拒绝不了宝钗的唠叨聒噪的。根据前八十回的线索，薛宝钗是特别迷恋富贵功名的，她也特别希望将来能嫁得一个能够给她带来荣耀的丈夫，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前八十回金玉良缘尚处于酝酿、造势阶段的时候，她就不止一次地劝说宝玉读书上进，有时甚至因此给自己带来了难堪。二宝成婚后，宝钗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其对宝玉求取功名方面的敦促必然变本加厉，宝玉的心理上、精神上必然因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来自枕边的折磨，那才是躲不开、推不掉的。因此同样是落魄，但落魄之后的宝玉更不幸也更不顺。可见，甄士隐和贾宝玉相比，宏观上他们出家的原因虽然相同，具体情况上差别却大得惊人。单从这方面看，若说甄士隐是宝玉的晚年影子，这影子便变形得离奇。

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彻底否定甄士隐是贾宝玉的晚年影子呢？当然不能。

影子本是一种光学现象，它是由于不透明物体遮住了光线的传播，而在不透明物体背面所形成的黑暗区域。影子的大小、长短、形状等除了和产生它的不透明的物体相关外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光源的大小、远近以及照射过来的角度。一般来说，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影子和不透明物体本身的相似度也不一样，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影子总会和产生它的物体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度。因此，在物体和其影子之间，我们知道了其中一个的状况，就可以根据这种状况去分析研究另一个的状况。影子和物体本身的相似度越大，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其可靠性就越大。文学作品中的影子一词无疑是从光学中借用过来的。文学作品中若借助影子一词来说明人和人的关系，其意义便在于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人，便大体上了解了其中的另一个人。以此理论看甄士隐和晚年贾宝玉的关系，甄士隐确也能反映宝玉晚年生活的部分状况，所以说甄士隐是宝玉的晚年影子亦不为过。至于从多角度分析来看，晚年贾宝玉和甄士隐相比较，他们二人相同的地方到底有多少，甄士隐的状况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贾宝玉的晚年生活状况，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文学作品中引入影子一词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把相关个体之间的相似点揭示出来，另一方面在于把这两个个体和相关群体中的其他人区别开来，若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得不到发挥，使用影子这个词的意义便不大。在《红楼梦》研究中，人们常说“晴为黛影”。因为晴雯的坎坷遭遇对研究林黛玉有着很大的帮助，这个“影”字便用得十分贴切。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影子和产生影子的物体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质疑俞先生的“影子”论，不是为了说俞先生说的不对，而是想借俞先生的问题引入对《红楼梦》文本更深入的思考。俞先生的“影子”理论，其价值更多地也许并不在它本身是否正确上，而在于能它给我们启迪，让我们在思考中得到更多的收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