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

提起杨宪益，他在翻译界可谓声誉卓著。24岁在牛津读书时“出于好玩”，用英雄诗体译出了《离骚》，让英国人大吃一惊，这本书还进入了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等多国语言，他的中译英作品有《楚辞》《聊斋》《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外译中的作品则有荷马的《奥德修记》、肖伯纳的《戏剧集》及《英国近代诗抄》等，就译文的精湛与文学功底的深厚而言，后生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译界巨擘。

我刚开始参加工作时，有幸与杨先生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共事过几年。那时候的《中国文学》曾经集聚了国内外众多的著译名家，先后有茅盾、叶君健担任主编，由杨宪益夫妇以及后来加入中国籍的美裔翻译家沙博理担纲主译，同时有英国的詹纳尔、美国的葛浩文、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等汉学家助阵，编译阵容相当强大。

在外文局的大楼里，杨宪益先生就跟普通员工一样，一点儿看不出“名人”的影子。他身形并不高大，说话语调也比较平缓，是一位很温和宽厚的长者。虽然他不用坐班，但也时常到单位来，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顺便收取一些信件：各种会议的邀请啦，出版社、杂志社寄赠的书刊啦等等。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女士满头漂亮的银丝，个子高高的，非常引人注目。她不太爱说话，但见了面会冲你微笑点头。她会在固定的时间到办公室来“领任务”，然后把稿子拿回家翻译。有兴致的时候她还会自己挑选一篇喜欢的小说翻译。翻译之余，她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如《一个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新出女作家谌容及其小说〈人到中年〉》《〈新凤霞回忆录〉前言》等，她的文章对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颇有助益。

杨先生1915年1月出生于天津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杨毓璋曾经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34年杨宪益赴英国留学，1940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同时还“携带”了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回来，那便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戴乃迭。值得一提的是，戴乃迭出生在北京，七岁后才回英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过书，这也促成了戴乃迭与中国的一生情缘。她在牛津求学时是杨宪益的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后来干脆改学中国文学，成了牛津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从喜爱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着迷——爱上年轻潇洒、出口成章，还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杨先生，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娶了英籍妻子的杨先生在日常不断的“切磋”中，英语也更加精湛，几近出神入化。戴乃迭则会“抱怨”说：因为两人在一起常说英文，使得她的中文“变差了”。中西文化的互感就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在实践中受益无穷。共同的对于中译英工作的投入使得他们俩的差异迅速转化成了巨大的优势，并由此开启了最佳的组合模式：先由杨先生译出初稿，再由戴乃迭修改润色。这样的翻译模式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广为称道的《红楼梦》全译本、《儒林外史》全译本以及《鲁迅选集》（4卷）等“名译”就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到全世界的。

1982年，杨先生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的出版工作，开辟了系统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作为当时唯一的一个专门对外翻译文学作品的机构，“熊猫丛书”面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既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鲁迅、巴金、沈从文、孙犁等现代名家名篇，同时也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们由此走向海外。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古华的《芙蓉镇》以及收入王安忆、张抗抗、铁凝、迟子建等女作家代表作的《女作家作品选》系列，都曾多次再版。

对于自己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杨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谦称：“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了点德文，翻了点法文，翻了点希腊文，翻了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把多少译者穷其一生都望尘莫及的成就用这样几句话平平道出，这是怎样的气度与胸怀！

杨先生是翻译家，同时也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说杨先生称他的翻译是工作，“因为乃迭喜欢，我也就做了”，那么写诗则是真正体现他才气与性情的雅事了。他曾经有一本诗集《银翘集》于1995年在香港出版，里面收有130多首旧体诗，既有针砭时弊、金刚怒目式的愤世之作，也有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快意文字，更有不少诙谐幽默的打油诗，从中可见他旷达、洒脱的处世风格。之所以起名为《银翘集》，杨先生在序言中自己解题：与黄苗子写诗唱和时曾有诗“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他在《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中是这样对自己总结的：“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他还写过一首《读〈废都〉随感》刊登在《文艺报》上：“忽见书摊炒《废都》，贾子才调古今无。人心不足蛇吞象，财欲难填鬼画符。猛发新闻壮声势，自删辞句弄玄虚。何如文字全删除，改绘春宫秘戏图。”从中可见他犀利幽默的文风。

杨先生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作家谌容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就是以他和夫人为原型而写的。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壮举与善行，比如说在抗战时曾捐过一架飞机；比如说长期接济生活窘迫的朋友。在别人看来是珍贵的物品，杨先生随手就送人了，毫不介意。他曾经把自己珍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即兴写的诗更是随写随扔，靠朋友们收集才留存了下来。王世襄曾为他题字“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先生住在单位大院内的专家楼里时，每年元旦都会和夫人一起到社里来参加“新年会餐”。每次，杨先生都会带上几瓶白酒分给各个语文部，还会让同事到他家里拿一箱柑橘让大家分享。杨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每次喝酒都会脸红，但并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仙”的境界吧。杨先生为人处世颇有魏晋之风，黄苗子就称他为“现代刘伶”，还为他画过一幅题为“酒仙”的漫画，图中的杨先生抱着一个酒坛子自乐，活脱一个酒翁形象，真正应了他诗中的一句话“有烟有酒吾愿足”。当别人问到他的长寿秘诀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烟，喝酒，不运动。”

杨先生是个好客而又大度的人，他们家的书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书和原版录像带。我曾到他家去借过几盘录像带，杨先生亲自为我打开柜门指点着，一边说：“随便拿，随便拿。”有时候我们几个同事一起约好了去他家看录像，杨先生便会拿出酒，戴乃迭则拿出巧克力、花生等食品招待我们。这花生还是杨先生在回家路过农贸市场时亲自买的呢。因为是原版带，有的地方不好懂，杨先生便在一旁为我们“同声传译”，他的言行就像一个让人很感亲切的长者，全然没有大翻译家的架子。戴乃迭的中国话说得比较慢，但不时也会说出一些很幽默的话来，把大家逗乐。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退休以后他们的身体渐渐不如以前了，来单位时上下楼梯也感到了吃力。好在他们的住所就位于一楼，出门还比较方便。在此期间，杨先生应意大利友人之邀开始用英文写他的自传：White Tiger（中文版名《漏船载酒忆当年》），回忆了自己70余年的坎坷经历，表明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重大关头的抉择与担当。戴乃迭曾用英文断断续续地写过一部分自传，因身体原因未完成，后来以《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为题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99年，戴乃迭的去世对杨先生的打击很大，他曾写过一首缅怀诗：“早年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做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可见伉俪情深。近60年的人生岁月，生活中举案齐眉、形影不离，在中文外译事业上更是相互砥砺，比翼双飞。失伴的痛苦让晚年的杨先生难以释怀，他从此放下了译笔。他的精神也大不如前，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喝喝闷酒、会会朋友，出门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2009年11月23日，杨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5岁。送别的那一天，我和以前的同事们都去了，大家都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老同事。杨先生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仿佛还是平时那个为人谦和的长者，还是那个把身外之物看得很轻的散淡的君子，就像他从未离去一样。他的风范将永远留存在怀念他的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