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卡夫卡的很多小说都未完待续，《美国》和《城堡》没有结尾，《审判》虽有结尾却还有尚未插入的章节。难道是因为卡夫卡厌倦了这些作品，注意力转向其他创作了吗？或是他失去了创作灵感？疾病使他无法完成写作？

J.希利斯·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中给出了另一种解答：作品的戛然而止或许是卡夫卡刻意为之——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被极为不公地迫害致死，如同一个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暗黑隐喻。就像《审判》的开头：“一定是有人中伤约瑟夫·K，因为这天早上，他没做错任何事，就被逮捕了”。这与犹太人在纳粹政权下生活的处境似乎有某种暗合：他们在隔离区生活，坐火车去接受遴选，然后不幸地排在通向毒气室的队伍中，径直走向死亡尽头。

卡夫卡这些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它们都未完待续，与他的很多其他作品都不同，这一点也可以说进一步表明了这些小说预示了奥斯维辛。无论是《美国》《审判》，还是《城堡》，都没有写完。多亏马克斯·布洛德没有遵照卡夫卡的要求，没有在未经阅读的情况下就烧毁手稿，我们才能拥有这三部小说中已有的篇章和片段。《美国》和《城堡》没有结尾，而《审判》虽有结尾，但伴随着这个结尾的，还有许多文本暗示，表明故事结束前还要插入许多尚未写出的章节，这些章节很有可能会推延结局的到来。

为什么会这样？卡夫卡对上述还未完成的小说心生厌倦，注意力转向其他创作了吗？他觉得写得不好？致命的疾病让他无法写下去？他失去了创作灵感？这些解释看起来都不可信，因为在他没能写完这三部伟大小说期间，他却写出了许多精湛的短篇小说、寓言、悖论和箴言，即使这些短小的作品或许会因为未能明确揭示某种意义而被看成失败的创作。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没法指明意义。卡夫卡的写作几乎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他所说，他的生命是写作，且只有写作：“我的一切都是文学，我不能也不愿成为任何别的东西。”

我认为卡夫卡这些尚未完成的小说，印证了米什莱的箴言，每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卡夫卡的小说离奇地预告了奥斯维辛。他的小说以梦魇般的不祥恶兆，预言了犹太人在纳粹政权下生活的处境，他们在隔离区生活，坐火车去接受遴选，然后不幸地排在通向毒气室的队伍中，径直走向死亡。

我的观点是卡夫卡刻意抵制，不愿写完，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被极为不公地迫害致死。让人无法理解的官僚制冷酷无情地运转，技术机器娴熟配合,死亡得以发生。无辜的伊拉克人，只不过在某次“扫荡”中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或者被某人诬陷告发，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布什治下的阿布格莱布、关塔那摩或某个海外秘密监狱，在那里经历无止境的关押、刑讯和折磨。他们被剥夺了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被剥夺了在由他们同胞组成的陪审团前接受公正快捷的审判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和控方对峙的权利。这种权利侵害直到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下的2011年也绝没有得到整顿。这些不幸的感受也许和我们能够想象出的《审判》开头处约瑟夫·K的心理感受并无二致：“一定是有人中伤约瑟夫·K，因为这天早上，他没做错任何事，就被逮捕了”。

全面细读卡夫卡的作品，将每部作品中预示奥斯维辛的地方一一列出，这么做虽不无可能，但却是一个大工程。我已经指出了这种研究的开展方向，下面再补充几点。

为什么卡夫卡这么多作品都以动物生活来展现人类生活呢？比如，《地洞》《致某科学院的报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新律师》（“The New Lawyer”）、《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家长的担忧》（“The Worry of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豺狗与阿拉伯人》（“Jackals and Arabs”）、《杂种》（“A Crossbreed”）、《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Josefine，the Singer or The Mouse People”）和《一条狗的研究》（“Researches of a Dog”），这些小说都不是现代版的伊索寓言。它们以文本的方式表明，人的生命——或者以更好的措辞“赤裸生命”（bare life）——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只能被表述为某种动物生命的形式。这些小说并不是放大的象征或比喻，比如，不会是“格雷戈尔·萨姆沙的生活如同一只蟑螂”这样的象征或比喻。如果存在这种意义，读者就能够从喻体中还原出本体来。然而，情况不是这样。这些故事延伸性地表达了修辞学家所谓的“词语误用”（catachreses）。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尚无文字称谓，因此除了用卡夫卡的表达方式外，别无他法。以“山脸”（face of a mountain）这一表述为例，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来命名山的这一特征，尽管它也并非指真正的脸。这一短语以一种介于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措辞形式，兼具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格雷戈尔是一只蟑螂，读者成了那只挖地洞的动物，而纳粹将犹太人唤作“害虫”（vermin），这是一种直接指称，而不是一种残酷的修辞方法。在这种指称之下，作为害虫，犹太人必须被消灭。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精彩地揭示了这种变形，我将在第五章讨论这部作品。

这些奇怪的变形，还以更细微的方式出现在卡夫卡作品中时时隐现的多语言双关中。例如，他在许多作品中用自己的名字作模糊的双关，既指卡夫卡（Kafka）这个家庭姓氏，也指捷克语中的kavka，意为“寒鸦”。卡夫卡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零售商店，卖些男男女女的花哨商品和配饰，他用寒鸦作店徽。另一个例子是奥德拉代克（Odradek）这个名字，含有强烈的斯拉夫语和其他语言的意味，在《家长的担忧》中指那个极为怪诞的动物机器的混合体，它让这个家庭的家长焦虑万分。奥德拉代克为从人到动物再到机器的渐变谱系中又增添了一项。这个链式结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聚合体，混合了人、动物和机器，这正是我们今天越来越明显的存在方式。借用让·吕克·南希的表述，这就是包罗万象的“生态科技”（ecotechnical）领域。

卡夫卡精通德语、捷克语和意第绪语，对于知晓这三门语言的人来说，卡夫卡作品表现出巴别语（Babelian）的特征，这一点尤其明显。熟知几门语言就得成为一个杂交品种——就像卡夫卡笔下的那只猫羊（kitten lamb），它使那则小故事既搅人心神又让人无限感动——然而成为一个杂交品种，实际上无法精通任何语言。卡夫卡和他笔下那些无论是人、动物，还是人动物混合体的主人公，都总是带有局外人般感受的杂交品种。他们甚至无法融入自身。《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就是这样，他应聘时说自己名叫内格罗（Negro），而在美国，对待一个“内格罗”的方式往往表现得他或她好像是而实际上又不是美国人，在卡夫卡的意义上，“内格罗”就是杂交品种猫羊，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卡尔为自己挑的这个名字可能也预示着他到达俄克拉荷马剧院后的命运。根据《下落不明的人》的译者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mann）为该书所作的导言，卡夫卡的资料本中“有一张照片，标为‘俄克拉荷马田园生活’，拍摄的是白人围着一个被私刑处死的黑人，白人脸上都挂着笑”。

在《下落不明的人》的结尾处，卡夫卡选择俄克拉荷马作为剧院所在地，让卡尔·罗斯曼乘火车赶去，卡夫卡的这一安排让人将这部小说与他那张俄克拉荷马的私刑照片联系起来，可能有着不祥的意义。像我一样，霍夫曼也注意到了罗斯曼的火车旅程预示了火车拖犹太人去奥斯维辛的过程。我会再回到这一联系，并且不免浅薄地认为我或许是最先论述这种联系的人。霍夫曼只是附带着提了一下两者间的类比，并没有像我即将要做的这样去彻底探究细节。

一个人成为杂交品种，受困于不同语言的混乱（babble）状态，这不仅预示着纳粹会像铲除害虫一样灭绝犹太人，还象征着被关在集中营的人的额外痛楚。他们周围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地，犯人们语言不同，常常不能在谈话时让对方理解自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份材料上有一长串国名，记录了这些犯人的国家，有的犯人还不是犹太人，而是政治犯、吉卜赛人、同性恋以及其他被纳粹迫害的人。凯尔泰斯笔下的主人公久尔考见证了这种作为局外人的痛苦。反讽的是，当他说意第绪语的狱友拒绝视他为犹太人时，他反而悖论式地重新感受到了做犹太人的感觉：“‘你不是犹太人，你是个外族小子’……那天，我感觉到，对于那种时不时横亘在我们中间的窘迫，那种让人浑身发怵的尴尬，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熟悉。那种感受就好像我有什么不大对劲，就好像我不大够得上理想的标准，简而言之，就好像我是那么个犹太人——我得承认，身处集中营，在一群犹太人中间，有这种感觉的确相当古怪”（凯尔泰斯，139—140）。卡夫卡在1914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我和自己都没什么共同的地方，我该安静地待在角落里，能呼吸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