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人生道路，生前身后都引起了很多争议，也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特异色彩。相对来说，她的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比较完善，但就其书信而言，尽管已经编辑出版了她的书信集和《丁玲全集》书信卷，但仍有部分书信遗漏在外。笔者所搜检到的以下三封佚信，分别写于她“囚居”南京期间和抗战胜利后。本文结合丁玲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和书信内容本身提供的线索，对三封书信的受信人、写作时间、涉及的重要事项等，进行必要的考证、说明，以期对丁玲研究有所裨益。当然，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更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对三份书信的考释，还存在很多不够周密的地方，希望学界同仁，尤其是丁玲研究的专家，能够对本文的缺陷和不足提出批评和补充。

一 丁玲致沈从文的残信

1935年10月，黄萍荪主编的《越风》半月刊创刊号上，在“文坛”栏中有一则《丁玲近讯》说：

女作家丁玲，自经人证明犹在人间后，然于其行踪则多方揣测，始终未得确讯。有谓其已返湖南原籍，有谓其尚优待京中；某小报曾载其来西湖小住，某作家言曾出现沪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闻丁近有致平友函，谓：

“日昨老母以孤儿近影见示，知其已能夸竹马，识方块字矣。回首前尘，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居此将半月，虽空气较旧寓为佳，终非我所宜。秋窗无俚，日惟读辛稼轩、陆放翁集自遣。入夜江潮澎湃，响若雷鸣，推窗览望，涤我积郁……”

读此函，知丁既不在沪，又未来杭，返湘之说，亦不可靠。记者穷诘于得函之友，询其居处，则秘而不宣。是故丁之行踪，外人依然不得而知，惟细味函中语气，度其当在长江一带，且思想方面，大有变更。盖已由布尔塞维克之信徒渐趋于民族主义之途矣。[1]

黄萍荪与丁玲早有交往，1929年曾向胡也频和丁玲约过稿。[1]作为关心文坛逸事的小报文人，黄萍荪一直关注着丁玲失踪这件轰动文坛的大事。

丁玲此信虽披露于1935年10月，但据信中相关内容推测，此信写于其被捕后不久。

根据信中“以孤儿近影见示，知其已能夸竹马，识方块字矣”云云，推知此信肯定写于1934年4月丁玲母亲来南京之前。据丁玲回忆，1934年3月的某一天，曹锦功对丁玲说：“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太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于是，丁玲经过两天的纠结后，给母亲写信，约她来南京见面。[2]48-49

丁玲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以当时在北平的丁玲朋友来说，最有可能的人选，只有沈从文和王会悟。

1933年7月，徐恩曾答应丁玲给沈从文写信的要求：“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胡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2]25丁玲所读“辛稼轩、陆放翁集”，应是丁玲向徐恩曾所开书单要来的。[2]

至于李达、王会悟夫妇，是1922年丁玲在上海平民女校时期就认识的，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1933年丁玲被捕之初，“左联”曾委托王会悟联系沈从文，让沈从文以他的名义将丁玲母亲接到上海，与国民党当局打官司，但被沈从文拒绝。1933—1937年，李达夫妇迁居北京，1936年5月，丁玲秘密去北京打听共产党的联络渠道，就住在李达、王会悟夫妇家。

但综合研判，这封信写给沈从文的可能性更大。其理由，一是像黄萍荪这样熟悉文坛消息的人，肯定知道沈从文与丁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丁玲被捕不久，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便在《国闻周报》连载，风靡文坛，关心丁玲下落的人，无不想向这位丁玲的挚友，一探丁玲的消息。而丁玲与王会悟的关系，恐怕文坛所知甚少；二是此受信人对丁玲信中涉及其他敏感内容及丁玲“居处”秘而不宣，符合沈从文胆小怕事的行事风格；三是丁玲的回忆录中明确提到，她被捕后给沈从文写过信。

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和丁玲回忆录之间的矛盾，与丁玲后来的回忆不准确有很大关系。更不能以沈从文在解放后，见到丁玲时“压根儿没提到这封信” [2]25，就否定这封信曾寄达沈从文手上。

二 丁玲致周文的信

这封信由署名“崔子”（崔子为何人，尚无据可查）的作者，以《丁玲的一封信》为题，分上、下发表在1935年第17期（1935年6月）《汉口舆论汇刊》上。发表时所加的编者按说：“丁玲失踪，将近两年，这个谜迄未解答。兹有人在某左派作家处，发现丁玲芳函一箴，系彼因卖稿而托姚蓬子致某作家者，文笔流利，而原信未经发表，尤属可贵。原信如下。”

××：

兹托蓬子交上蹩脚的文艺稿件数篇。小说三篇，诗歌九首。请查收后回信是幸。各稿内容，大概谈的是“恋爱与革命”，因为是前此写就未发表的存稿，是没有多带什么色彩的，你如认为可以拉去骗钱，请你拉去发表就是。虽是浅薄可笑的东西，但我想给北方那些落后的杂志和报屁股补白，总勉强可以的。条件是这样：一，这些稿子，大概都是没有存稿的，如不合用时须原璧退还我，不得短少遗失。否则，就是赔钱给我，我也是决不肯的。二，发表期间不得延搁过长，半个月以内须先将稿费寄我。登出时，须将该报送我一份，以便存稿。三，酬报的数目，当然要费你的心交涉，愈多愈好（每千字至少三元或四元不得再短少），要是这笔生意做得成功，当然是你先生帮了我的忙，事后，一定请你吃花生米。决不同“蓬子”滑头那样小器，只图自己个人骗钱吃饭也。丁玲拜上拜上。

稿子要时再有，不过都是文艺作品，近来做的论文，因为有地方可卖，恕不廉价出售，又及。[3]

该信既隐去了受信人，也没有落款时间。那么，这封信写于何时呢？

第一种可能是，此信写于丁玲被捕不久的1933年8月之前，也即是姚蓬子尚未被捕之前。

丁玲囚居期间发表的“存稿”，有1933年8月发表在《良友》第79期上的《杨妈的日记》、1933年8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上的《无题》、1933年9月1日发表在《文学》1卷3期上的《不算情书》、1933年10月1日发表在《文学》1卷4期上的《莎菲日记第二部》。这四篇作品中，除了《不算情书》属散文外，其余正好是“小说三篇”。但这些作品是丁玲托人发表，还是友人自行帮她发表？不甚清楚。丁玲后来回忆说：“原来三三年我被绑架后，左联的朋友一面大力营救，一面把我没有发表过的稿件拿去发表，换点稿费，寄给了在湖南的母亲。”[2]99

第二种可能是，1934年4月丁玲在南京遇到姚蓬子以后。1935年春夏，丁玲与已经宣布脱党的姚蓬子在南京郊外苜宿园比邻而居，丁玲此时正因患病需住院而筹措经费，所以托人售稿。但丁玲囚居南京期间，1934年以后发表的“旧作”，只有1935年10月5日刊载于《女神》上的《过年》，而《过年》这部小说早在1929年《红黑》杂志上已发表过，而且也收入了当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自杀日记》中。《女神》杂志，是由上海的摄影人兼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和《健美月刊》的主持人严次平创办的，该刊是以“趣味”为宗旨的通俗娱乐杂志，其中除了发表叶浅予的漫画作品外，并无其他名家作品。从《女神》杂志的主持人和撰稿人，看不出他和丁玲圈子里其他作家的关系来。而且，丁玲将她已发表的作品再次发表，可能性不大。

关于信中提到“诗歌九首”，既未见发表，也未见收入后来的作品集。但毫无疑问，丁玲是写过诗的。丁玲此前发表过的诗，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1931年刊于《北斗》创刊号上的《给我爱的》。1930年，丁玲在给胡也频的信里说：

……一直到晚上才坐到桌边，想写一首诗，用心想了很久，总不会，只写了四句散文，自己觉得太不好，且觉得无希望，所以又只好搁笔了。

现在抄在下面你看看，以为如何，（自然不会好）：

没有一个譬喻，

没有一句恰当的成语；

即使是伟大的诗人呵，

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4]13-14

这说明，丁玲在诗情袭来时，也会写下片段的诗章。她此时拿出来准备发表的，大概属于此类不太成熟、不太完整的诗作。

关于此信的受信人，应是与丁玲和姚蓬子都很熟悉的左翼作家。姚蓬子是丁玲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左联”时期的老熟人。丁玲幽禁南京期间，姚蓬子除了1933年12月被捕到1934年5月宣布脱党这一时段之外，行动自由，都有可能帮助丁玲传递信件。据笔者筛选，当时与丁玲较为熟悉，且有可能帮助丁玲卖稿的“左派作家”，只有周文、张天翼。但据丁玲后来在《南京囚居回忆》中记述，她在南京囚居期间与张天翼有过三次秘密接触，但张天翼对她比较冷漠，所以托张天翼售稿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周文，丁玲认为他办事比较可靠：“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联共事，他工作细致、踏实，责任心强热情不外露，给我的印象很好。”[2]98更直接的证据是，1936年丁玲离沪赴陕北前夕，当丁玲想给湖南老家的母亲筹措一些生活费时，正是周文，建议她出版“囚居”期间的文稿：“原来三三年我被绑架后，左联的朋友一面大力营救，一面把我没有发表过的稿件拿去发表，换点稿费，寄给了在湖南的母亲。……这时，周文建议把不久前刚发表过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等五篇近作汇编成集，如果字数不够，可以再把我被绑架以后，左联朋友从我一堆旧稿中选出送去发表的《杨妈的日记》《不算情书》《莎菲日记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2]99若不是在丁玲囚禁期间经手过其文稿的人，不会在丁玲获释后，就知道她有什么文稿可以出版的。

根据上述材料推断，丁玲此信写在1933年8月之前的可能性较大，信中所说“小说三篇”，即为《杨妈的日记》、《无题》、《不算情书》、《莎菲日记第二部》中的三部。而“诗歌九首”为何不见于刊呢？那很可能确如丁玲自己所言，因写得“太不好”而未能发表。

三、丁玲致姚蓬子的信

XX:

听说你到上海了，很高兴。你是很能活动的人，现况如何?上海情况，望来信告知，并设法多寄给我些书报。我暂滞留张，过些时再来上海，那地方住得较久，有感情，无论怎样也要来看看。你在那里，当然更好，望不久能见面。

我的著作，我想集中起来，从新校阅，从新印过。但有几本书是买版权的，有几本书是抽版税的，更有的是别人替我出的，你是否可以帮助我办理一下。因为我怕有些投机商人趁机又来发洋财，把书印得乱七八糟，而且有些作品是我想淘汰的。雪峰若到上海来了，你更可同他商量一下。你有权代我去向出版机关商谈收回版权等事务。先把著作收回来，或先声明使别人不先乱出，或先找一个好买主，都看你方便行事，我现鞭长莫及，无法自理。这些稿子，也请你设法代收一下。这件事较麻烦，你看你有时间办理否？望来信!多来信!

握手!

冰之[5]

这封信发表在1946年第2期（1946年4月11日）《消息》“作家书简”栏中。丁玲于1945年9月与杨朔等欲赴东北从事新闻报道，年底到河北，因去东北的交通中断，于是暂留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留张”）工作，这封信是丁玲从张家口写给时在上海的姚蓬子的。

怎么判断此信是写给姚蓬子的呢？这个受信人同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与丁玲和冯雪峰都较熟悉的作家；二是1946年初已经在上海；三是对上海出版界比较熟悉或当时正在上海出版界。经过筛选，符合这三条件的只有姚蓬子，而且还有其他信息能够佐证这一推断。

姚蓬子“左联”时期便与丁玲相熟。三十年代，丁玲在南京“囚居”时，他还是丁玲的“邻居”，在丁玲非常困难时他帮助过丁玲。抗战期间，姚蓬子在陪都重庆开办“作家书屋”，抗战胜利后，“作家书屋”迁往上海继续营业。姚蓬子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到上海后，立马联系他熟识的作家，抢占出版先机。姚蓬子的“作家书屋”迁沪后，直到1954年公私合营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期间出版了大量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哲学和文艺书籍，也出版了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如《鲁迅全集》、朱自清《新诗杂话》、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陈白尘《结婚进行曲》、张天翼《谈人物描写》、阳翰笙与沈浮的《万家灯火》等。

丁玲的这封信是怎么发表在《消息》上的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夏衍受周恩来委派，赴上海复刊《救亡日报》。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正式复刊，但《建国日报》出版仅出十二日就被国民党查封。由于具有党派色彩的刊物办不成，于是夏衍就设法参与到“打游击”的小刊物中来。1946年4月，受张执一和梅益的指派，姚溱（宋明志）、方行（丁北成）找夏衍商量创办刊物，征得夏衍同后，经过紧张的筹办，1946年4月7日，半周刊《消息》在夏衍的帮助下创刊。[6]378《消息》创刊后，夏衍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同时极力为该报四处联络稿件。《消息》自第一期至第七期，不定期开办“作家书简”栏目，刊登了包括丁玲在内好几个著名作家的书信。

姚蓬子手上的丁玲信件之所以能通过夏衍发表在《消息》上，是通过冯雪峰的中转。冯雪峰于1946年2月从重庆到上海后，临时住在作家书屋的亭子间。因为丁玲信中要姚蓬子与冯雪峰商量她著作在上海的出版事宜，所以冯雪峰肯定知道（或看过）丁玲给姚蓬子的信，而夏衍在上海期间因找冯雪峰，曾到访过姚蓬子的作家书屋，[3]于是，丁玲的这封信就到了夏衍手上，发表在《消息》的“作家书简”栏目中了。

除了这些人际关系的线索以外，还有其他的旁证。1947年1月，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版了丁玲的《母亲》。《母亲》单行本早在1933年6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属于丁玲信中所说“别人替我出”的，不存在版权争议。1947年10月，冯雪峰编选的《丁玲文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冯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记里说：“因为作者不在上海，编个文集的责任便落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自然应该承受的……。”[7]70这些都算是姚蓬子和冯雪峰对丁玲信中所提帮忙事项的回应。

另外，1946年5月1日上海出版的《至尊画报》创刊号刊登了一篇关于丁玲的文章，末尾说：“消息传来，丁玲要回到上海来了（假使局势有演变的话，当然不可能）。曾一度追求过她的姚蓬子，在这里办的作家书屋，捷足先登的预备邀她主持编一刊物，定名《文艺月刊》，那么上海广大的读者又将鉴赏她的大作了，读者们等着吧！”[8]这篇文章通篇是介绍丁玲的家世和她的文学生涯的，只在此处提到一句姚蓬子，但却在“丁玲即将来沪”正题之后加了一个“姚蓬子独占花魁”的副标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显然是在姚蓬子的授意下，替作家书屋做广告的，而“丁玲即将来沪”的消息，就是姚蓬子从丁玲的信里透露出来的。

四 附录

发表在1944年第11期《风雨谈》中丁玲致XX的信，虽收在《丁玲全集》中，但对其写作时间和受信人没有说明。《“八一五”致苏联作家信》是丁玲与其他作家联署的纪念抗战胜利三周年的重要文献。据笔者所知，丁玲研究资料中，除了《丁玲年谱》之外，很少提及，也没有收录。所以，将这两封不算“佚信”的书信，附录于此，并对相关问题做一简要说明，希望能够对丁玲研究有所补益。

（一）丁玲致陶亢德的信

XX先生：

读了蛰存先生的来信，非常喜悦。我如果有稿子的话，给贵刊当无意见。不过我先得声名，本月底决赶不出，因为有几项托得太久了，很难为情，现在已在开始，预备一项项依序还清。以后若有新的，一定寄上，并请指教。此祝编安！

丁玲

十二日[9]

这封信已收《丁玲全集》第12卷中，但不知为何列在1932年。该信是丁玲给某杂志编辑请托施蛰存向她约稿的覆信。此信的内容无需解释，但需要弄清此信的受信人和写作时间。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1944年第11期《风雨谈》上，后收在《丁玲全集》第12卷中（不知为何列在1932年），该信发表时隐去了受信人姓名，落款没有年月。

该期《风雨谈》刊发了十二位作家的十四通书简，全都是给约稿方编者的覆信。这一组书信，虽然全用××代替了受信人及其他很多关键信息，但也有遗留了一些重要线索，如陆小曼信中答应给对方徐志摩日记（《人间世》1934年第1期就发表了《志摩日记：西湖记(十月二十一日)》，冯沅君答应供给其读书笔记《元杂剧与宋明小说中的几种称谓》（发表在《宇宙风》1936年第27期）。其他被约过稿的作家陈衡哲、袁昌英、苏雪林，都在1936年至1940年间的《宇宙风》和《宇宙风乙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从《人间世》到《宇宙风》《宇宙风乙刊》的核心人物则为陶亢德，这就可以确定，这些信件，是陶亢德收藏的不同时期与这些作家之间的约稿信。

至于为何这这些书信发表在《风雨谈》上，因为《风雨谈》是柳雨生（存仁）与陶亢德等人创办的，[4]而出版该刊的太平书局也是柳雨生与陶亢德合办的。虽然《风雨谈》的主持人为柳雨生，但陶亢德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因为陶亢德与丁玲不熟，所以他请托与丁玲熟悉的施蛰存代他向丁玲约稿。[5]

《风雨谈》所发表的这一组书信，其中能够确认发表（写作时间当在此之前）最早的，当属发表于1934年第1期《人间世》陆小曼的信。而其中唯一一份标明写作时间的，则是1937年8月5日陈衡哲的信。这一组信件，非写于一时。而丁玲的信中，又没有透漏出相关的背景信息，所以，很难据此推断丁玲此信的写作时间。

（二）“八一五”致苏联作家信

苏联作家协会转苏联全体作家:

“八一五”——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这个伟大的历史的日子已经三周年了。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东北人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是和苏联紧密联系着的。

我们深知，当全世界人民遭受德意日法西斯疯狂迫害的时日，没有在联共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红军，粉碎西方的德意，又击毁东方的日本，反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红军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限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坚决与日寇作战八年，红军所给的各种援助，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起了伟大作用，加速了胜利的到来。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永远在怀念苏联，特别是为解放东北而英勇牺牲了的苏联红军英雄们。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历史的日子，又是在我们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最后战斗之中 ，我们愿学习苏联人民坚决无情的反法西斯的英雄行为，我们愿向苏联红军及其全国人民致以谢忱。

我们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作家，是一直敬爱着苏联的高尔基、A.托尔斯泰、谢拉菲摩维支、爱伦堡、法捷耶夫、萧洛霍夫、西蒙诺夫，卡达耶夫辉煌的名字和著作，这些著作，已经成为我们在伟大斗争行动当中巨大鼓舞的力量。在蒋介石统治的黑暗地区，其中某些书是被列为禁书的，但革命青年冒着牢狱的危险，热心阅读着；同时在解放区战斗部队里遭遇极端严重困难的时候，不得不抛弃一切，也还是保存着心爱的苏联小说，因为中国人民深知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给自己的解放斗争留下了多么好的榜样。中国的著名作家鲁迅，茅盾等都曾经辛劳的把许多苏联作品译成中文，这项工作，我们始终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正在战斗，我们特别要学习苏联作家在这次惊天动地的反法西斯大战当中，不畏牺牲，不怕困难，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为当前斗争服务的那种列宁，斯大林式的勇敢行动，这种行动，我们认为是现阶段全世界进步作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威胁时，所必须学习的模范。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正胜利的步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我们确信在中国土地上最终粉碎人民公敌蒋介石，结束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日已经日近一日，中国人民，正为这一个胜利目标所鼓励，而英勇不息，顽强奋斗。在这时候，我们中国在东北的作家向苏联作家伸出友谊之手，除了感谢苏联人民和 苏联红军之外，愿祝

中苏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中苏两国作家永远携手!

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苏联红军光荣万岁!

苏联作家健康!

丁 玲 白 朗 宋之的 周立波

金人 马加 陈学昭 草明 舒群

刘白羽 萧军 严文井 罗烽[10]

这封信发表在194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在哈尔滨的两个刊物《文学战线》（1948年第1卷第2期）和《知识》（1948年第8卷第3期）上。1948年7月底，丁玲因准备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抵达哈尔滨，后因会议延迟，丁玲滞留哈尔滨。丁玲滞留哈尔滨期间，经常参加“东北文协”的活动，这份与东北文协其他作家联署的信，即是她在哈尔滨期间的活动之一。

对于上述丁玲的书信的考证，由于笔者对相关的背景和文献资料的掌握不够全面，加之丁玲和相关人员的回忆，有很多地方不够准确，所以对这些书信涉及的最为重要的时间、事件、受信人等问题的考证，还缺乏直接、明确的证据。笔者对有些问题的判断，基本上是可靠的，但有些问题，只能是依据现有资料的一种推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证，同时，更需要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