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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现在时:甫跃辉

来源:《小说月报》 |   2019年10月30日08:40

甫跃辉,1984年生,云南施甸人,现居上海。江苏作协合同制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等。2017年4月起,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2019年年底,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小说月报: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甫跃辉:最近主要在写一部长篇。其实也不能说是最近了,应该说“最近”五六年都在写这部长篇。计划中也就十五六万字,但一直写不完,有时候我都觉得,这部我一直想写的长篇是写不完了。同时,在这磨磨蹭蹭写长篇的过程中,我还在写一组散文,是给《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一个专栏“云边路”写的。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写散文,每篇三四千字,现在已经写了差不多二十万字。这些短文写起来很轻松,让我在艰苦、焦灼、无望的长篇写作过程中,感觉到写作真是件挺愉快的事。这些散文写的大多是我的老家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的事。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写老家。每个人都有个老家,老家对写作者或许意味着更多。“云边路”的写作,让我意识到,老家原来有这么多值得我书写的东西。同时,也让我感觉到责任重大,那是多么壮美的土地啊,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字。

小说月报: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甫跃辉:对作者来说,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也意味着作品外的一段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中篇小说《收获日》是有着很特殊的感情的。这是篇将近六万字的中篇,收在集子《散佚的族谱》里。写这篇小说时,我在复旦读本科,用的是和同学合买的台式机。写到两万多字时,电脑坏了,怎么弄也弄不好,我想着到复旦南区附近的电脑市场修,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没一个有空。没找到趁手的工具,只能徒手搬了主机出门。上海的夏天真够热的,走在去电脑市场的那段路上,我在想,人总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哪怕他有很多朋友。人总会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忽然丧失掉已经得到的东西。后来,电脑修好了,数据没法恢复,我又忘了备份,小说只能从头再写。

小说月报:您如何看待小说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

甫跃辉:“非虚构文学”是近年的一个新说法,但非虚构文学并非新生事物,历史上一直有非虚构文学的存在,而且占据着文学版图上非常重要的位置。小说和非虚构各司其职,说不上谁高谁低。有时候,两种文体也会交叉,比如《史记》,在非虚构的大厦里,是嵌进了很多虚构的砖瓦的。

小说月报: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甫跃辉:最重要的是对现实和人性复杂性的认知吧。比如不会动辄笼统地说,现在的农村都很萧条,只剩下老人小孩;比如不会草率地评价身边的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小说月报:您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甫跃辉:我们会问:数学家、物理学家、画家、歌唱家可不可以培养?似乎不会问。但经常听到人们问作家能不能培养。在我看来,任何“家”都不能培养,但各种技术是可以教授的,可以让习练者少走一些弯路。这几年很多高校开设了文学写作专业,也是为了教授一些基本的写作技艺。至于能不能成“作家”,那得看自己了,正如那句古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小说月报:请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

甫跃辉:我在上海生活十六年了,再有三年,就和我生活在老家云南保山的时间一样久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会远远超过在保山生活的时间。但对上海和保山,我的情感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不是简单地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对我来说,上海和保山同样重要。保山,让我对天地人世建立起最基本的认知;上海,让我对现代文明有了切身的体会。在保山,在施甸,在汉村,我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是紧密关联的。而在上海呢,总让我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这“疏离感”不是坏事,会让我更清醒地观察这个世界,体察自己的内心。

载《小说月报》2019年第11期封二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