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网络时代，网民的昵称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千奇百怪，眼花缭乱。我的一位雅好藏书的朋友的昵称叫“上辈子藏书”，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据我的了解，他的父辈跟藏书一点儿不搭界，可是我还是觉得奇好。如今我把“上辈子藏书”拿来作题目，是想说说我父亲的藏书和读书，重点落在“读书”。

父亲今年九十八岁，除了耳聋之外没啥大毛病，能吃能睡能说能走路。每个月父亲自己用算盘算药费单据，我负责跑腿去单位报销，父亲的报销单的字写得和年轻时一样秀丽工整，我们做晚辈的远不及。

父亲七岁时插入小学二年级，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正规的中学，只好上私立竞进学校（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商业进修班），为的是学费能省一半。饶是这样，仅仅上了两年父亲还是退学了。失学之后，父亲在家补习功课，准备1937年下半年考高中。继续求学之梦被战争打碎了，父亲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在家乡（宁波）就业，万般无奈，只好跟随二伯父到南京药房当学徒。也就是说，父亲的学历勉强只够初中程度，后来完全靠的是“自学”。

刚刚到南京，行装甫卸，二伯父的友人葛煜龄从厦门拍来电报，推荐父亲去厦门商务印书馆工作，二伯父觉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更适合父亲，马上决定返回宁波，即赴厦门。父亲后来一再对我们说，葛煜龄的电报成了救命符！不然南京屠城，在劫难逃。

厦门商务印书馆并未去成，父亲被困在了宁波，一度宁波也遭到日机轰炸，全家只得迁到离市区二十里的西乡翁家桥避开战火。动乱的岁月，父亲没有荒废学习和读书，甚至希望越过高中去考大学，这当然是个幻想。父亲前些年将他少年时的读书笔记交给我保存，1939年5月18日到21日读《老子道德经》、6月21日至30日读《史通》、6月26日开始读《文史通义》……我还见到过父亲另外一册读书笔记（归我二弟保存了），读的是“外国的文艺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作品及法国作家的作品。同时开始读茅盾，巴金的小说。《鲁迅全集》全部读过”。不同的是前者是毛笔小楷，后者是钢笔字。

读《老子道德经》

读明史笔记

二伯父比父亲大十多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十几岁时便进入北京前门五州药房，抗战前任南京五州药店经理。父亲回忆往事，称他们兄弟几个除了二伯父，都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二伯父当年阔得很，每回一趟宁波光是挑担就是十几挑。1939年，对父亲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祖父这年去世，远在桂林亚洲药房任经理的二伯父赶回宁波奔丧。这期间二伯父认为父亲困居宁波势必一事无成，不如跟着他去大后方闯闯。前几天跟父亲聊天，他说当时去大后方另有一层原因，父亲兄弟姊妹八个，宁波势将沦陷，家里考虑为谢家“留根”。

1987年冬天，二伯父来到我的小家住了十几天。老人家每晚洗完脚后，用手搓脚心，搓到发热为止。现在想起来这个养生方法也许很管用，二伯父活到九十五岁，若不是着急赶着接孙子（玄孙）摔了一跤，活过一百岁没问题的。

1939年9月21日，父亲跟随二伯父一行七人，历经周折（宁波乘船——奉化溪口乘汽车——金华乘火车——鹰潭——广昌——吉安——衡阳——桂林），于10月10日（忽然想起距今天整八十年矣）到了桂林，开启了一段不寻常的“勤工俭学”。桂林亚洲药房斜对面有家生活书店，父亲经常去书店看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新哲学的人生观》，《救亡日报》，《读书月报》，并且订阅了《理论与实践》”，“同时读了一些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文章，胡适所云‘发现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个行星，在科学上是有同等价值的。’受其影响，我产生了‘为研究而研究’的想法”。我感觉父亲的人生观世界观此时慢慢成型，而且想做出一番学问来。这也就能解释通，为什么很久以后父亲对我喜欢的那一套——什么张爱玲呀，什么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宇宙风》呀——大惑不解。

那几年里父亲随着二伯父的生意在桂林和衡阳两个地方辗转，在衡阳待的时间比桂林稍多，在衡阳，父亲结识了几个进步青年并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父亲讲解“《联共党史》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明觉厉呀！父亲这些枯燥的理论笔记，现在归我保存。家里的老相册里有一张衡阳学习小组的合影，小时候看了只觉得青春的美好，并不知此中有深意。1966年串联，我曾到过衡阳，也并不了解衡阳对父亲的特殊意义。最近在读“衡阳保卫战”中日两方写的书，一边看一边想象父亲在衡阳的日子。

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笔记

1944年6月，日军逼近衡阳的前几天，父亲与学习小组成员加入了“湘桂大撤退”。混乱中，学习人员跑散了，父亲跑往毕节（朋友邀他参加毕节京剧团），在一个叫“三桥”的地方，住了一宿。这一夜父亲考虑再三，“考虑要取得高学历，考虑到学术研究，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能到偏僻小城去，无论如何要去重庆。这是父亲自主决定的影响一生的决策。没有路费，父亲卖掉手表；没有车，父亲就徒步。孤身一人跑到贵阳，已经弹尽粮绝，精疲力竭。天无绝人之路，“不期而遇到桂林生活书店经理方学武（1917至2007），他正在等待国民党宣传部派车来接湘桂大撤退的文化界人士，方学武很痛快地同意我挤在接他一家的汽车上”。就这样，父亲于1945年1月10日到了重庆，开启了人生又一段关键的历程。

通常所说的志同道合，应验在父亲初到重庆的日子。衡阳学习小组的朋友也先后到了重庆。父亲囊空如洗，只得住在许仁铎（学习小组成员）的宿舍，许在《时事新报》做校对，夜晚上班，白天睡觉，父亲晚上便睡许的床。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某晚父亲睡在许的同事常可的床上，不料床铺塌了，报社的总务科长上楼查看，见是外人睡在常可床上，不由分说，把常可解雇，把父亲轰走。父亲本来只愁吃饭的钱，现在还要算住旅馆的钱。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几天，父亲又遇到学习小组的赵仁祜。赵交游颇广，正在推销《联合画报》，见父亲如此落魄，便叫父亲跟他一起干。我收藏有几十期《联合画报》，曾在《上海书评》撰文介绍这份刊物。1966年串联我也到过重庆。好像有根无形的绳线，隔着悠悠的岁月，将父子牵连。

1945年5月，父亲考入中华书局总管理处，5月14日正式上班。巧合的是，母亲也是同时考入中华书局，同一天上班，同在一个科室。同事加同乡，他乡遇故知，父亲和母亲相知相恋在中华书局。遗憾的是，中华书局百年纪念时，老职工名册里并没有父母亲的名字。问起中华书局的熟人，他说早期的档案资料散失了很多。

“弱冠旅食四方游，意气凌云为国忧。重庆妖氛悲志士，桂林风物忆名流。”父亲用这首诗来概括颠沛流离的岁月。

在重庆中华书局工作的日子，也许是父亲一辈子最顺心的日子，得到书局重用，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委派父亲到上海接管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10月出版总署召开出版工作会议，中华书局有代表出席，会后，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五家出版社也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简称“中图”）。会后中华书局动员大家报名去北京“中图”工作。父亲基于三个考虑，决定报名去北京：一，脱离私营的中华书局，参加公私合营的“中图”，是前进的一步；二，立志研究明代历史，明代建都北京，历史资料肯定比上海多，有利于研究工作；三，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非常向往。父亲考虑的都是自己的理想，没有考虑母亲到北方生活的诸多不习惯不适应，而且母亲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回过宁波，五十岁就病故了。如今思之，父亲这步棋对母亲来讲是不公平的。母亲的钢笔字比父亲更秀丽，父母亲的字都这么好，可惜五个孩子没一个继承这个优良基因。

作者母亲读书笔记

1962年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卡

1951年初父亲举家来到北京，在东城西总布胡同9号住了多半年，后迁居到西城按院胡同。这一年开始，父亲大量购置书籍，并记有“藏书目录”，图书分类采用新式的，马列居前。这本藏书目录，现在归我保存。目录中有两本书以前我特感兴趣，1933年初版本《古今典籍聚散考》和1955年三联版《骨董琐记全编》。曾经多次明知故问，书哪儿去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本子，可是在没有网络之前，找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然，现在这两本书早在我的书架上了。父亲收藏的重庆版《新华日报》，现在也归我保存，王若飞“四八空难”前后的报纸是全的。

父亲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全套的《历史研究》杂志等旧书刊，为了补贴家用，陆续卖给了中国书店。二十四史是书店来家里拉走的，卖了五百块钱。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跟父亲去西单商场里的旧书店卖过书，有的书能打六七折收购，有的只能上秤论斤卖，年幼无知，感觉卖书很好玩似的。

按院胡同岁月最初的几年，父亲布置出一间书房，两个书架（从白塔寺木器店买的，二十五元，现存一个在我这儿），两个玻璃门书柜，一张写字桌。墙上挂着1955年荣宝斋木板水印《八十七神仙卷》。父亲五十年代的几千册藏书，在以后的岁月里因各种缘故散失殆尽。

1972年父亲把我从内蒙农村调到他身边，就这样我在青海待了两年。那段日子里才多少知道些父亲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虽然似懂非懂，深感父亲的学习精神真是了不起。青海地处高原，一年中近一半多的时间是严冬，生活艰苦，吃不到蔬菜。早些年没有电灯，只有油灯照明，父亲对我讲，好不容易搞到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赶紧看书写作，有时灯罩打碎，父亲大哭失声。那个时期煤油灯下写作的书稿现归我保存。在青海父亲买了不少书，现在多数归我保存。我将这些书里的购书发票一一抄录在一个小本子上，或可单独写成一篇意味深长的“藏书与读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