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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传统”:《红楼梦》与清末民初小说

来源:《学术月刊》 | 张蕾  2019年10月23日08:26

摘要:作为“伟大的传统”,《红楼梦》对清末民初小说影响显著。“拟旧”“翻新”之风中有《真假宝玉》《新石头记》,后者也是《红楼梦》最重要的一部现代续书。《林黛玉笔记》重写了《红楼梦》,《泪珠缘》是现代小说中仿写《红楼梦》最像的一部。而《广陵潮》宏大的历史视野、纷繁的世相描述,突破了《红楼梦》大家庭叙事的格局,但自叙传式的身世感慨依然剪不断与传统的情感牵连。这些作品与《红楼梦》的“像”与“不像”代表了传统至现代转捩过程中的一个面向,而写作这些作品的清末民初作家正是利维斯所言的“意义重大的小说家们”,他们的作品参与了传统的构建,也留下了深深的现代印痕。

关键词:《红楼梦》;清末民初小说;吴趼人;李涵秋;续写;仿写;重写

冯其庸说:“《红楼梦》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至高地位令后世企慕者众多,企及者甚少。唯如此,《红楼梦》才会永葆魅力,其自身就能构成“伟大的传统”。F. R. 利维斯在其所著《伟大的传统》一书中说道:“传统所以能有一点真正的意义,正是就主要的小说家们——那些如我们前面所说那样意义重大的小说家们——而言的。”作为“意义重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对后来的小说家也“意义重大”。有些研究如《〈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宏观考察了《红楼梦》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广联系。而位于传统至现代转捩处的清末民初,深受《红楼梦》影响的小说创作介于“续”与“变”之间,显得更为突出。《红楼梦》与清末民初小说的关系并非仅是表面的,传统的影响与建构融入了小说家们的智慧,聚焦出更有意味的文学史景观。

一、传统之赓续

晚清人对《红楼梦》的接受带有西学眼光,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这些新归类,表明了一种新学问、新观念的开始。阿英把后人对《红楼梦》的接受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把《红楼梦》当作训谕的‘善书’看,而加以研究,《梦痴说梦》一类的书可作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把《红楼梦》作为‘史书’看,而加以索隐,《石头记索隐》一类的书可作代表。第三阶段才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书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可作代表。现在应该是发展到第四阶段了,就是从科学的新观点,来对《红楼梦》加以新的考察,遗憾的是还没有其人。”阿英所言“第一阶段”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代表了清代文人的道学看法;“第二阶段”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把《红楼梦》看成一部政治小说,这为鲁迅所否定;“第三阶段”对《红楼梦》的解读,影响了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及创作,是红楼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至胡适《〈红楼梦〉考证》,发掘出了作为“文学”书的《红楼梦》的真正价值。

《红楼梦》的悲剧价值在王国维之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事实上,正是它的“未完”和悲剧指向,引发了后人纷纷续写《红楼梦》,如《后红楼梦》(1796)、《红楼梦补》(1819)、《红楼梦影》(1877)等续书都想为悲剧翻案,重回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至晚清,随着时代语境的极大变化,对《红楼梦》做翻案文章的续书也处处体现出时人对此新时代新意识的接受和认识。晚清流行一种小说,如《新石头记》《新水浒》《新三国》等,旧人物遭遇新环境,表达出了时人对乱世更迭的震惊体验和疑惑态度。阿英说:“此类书印行时间,以一九〇九为最多。大约也是一时风气。”就“翻新”《红楼梦》的作品来看,有《新石头记》(1905)、《红楼梦逸编》(1909)、《红楼残梦》(1916)、《真假宝玉》(1919)等,或就《红楼梦》中的某一个情节延伸演绎,或叙述某个局外人进入《红楼梦》的故事中,或写《红楼梦》里的人物到新世界游历,都是杂糅错综、光怪陆离的“续写”方式。例如颍川秋水的《红楼残梦》写了一段《红楼梦》的“逸事”:宝玉悼念晴雯,梦见警幻仙说晴雯“前生原是一株罂粟花”,于是宝玉照“烟霞宝鉴”看见自己“面目黎黑,抗肩缩颈的不成人样”,明显指涉的是鸦片烟的毒害。研究者评论这些小说道:“它们采用的多为‘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就是说它们向原书借了题目或人名,进行的虽是另有寄托的别样的小说创作,但创作之所以得以实施确实脱胎于《红楼梦》。”

晚清,体制较长且接续《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故事的小说,当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这部小说既是“翻新”风潮中的产物,同时也是《红楼梦》最重要的一部现代续书。小说1905年8月开始连载于《南方报》,1908年10月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共四十回,是吴趼人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部。第一回开篇,吴趼人就明确指出续写《红楼梦》的用意,和其他续书不同,《新石头记》里没有林黛玉,只有贾宝玉、焙茗、薛蟠,不写儿女私情,只写正经事业。

小说开篇对《红楼梦》的结局以宝玉为焦点作了简要概述。然后叙宝玉苦修了不知几世,来到俗尘,已是20世纪初的晚清社会。小说前半部分是社会小说的写法,运用了吴趼人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擅长笔调。这一部分对义和团的记述颇为详细,呈现出民间社会的观点,可同吴趼人1906年出版的《恨海》对照来读。宝玉到上海、北京、武昌等地游历,晚清“怪现状”纷至沓来,第二十二回,宝玉进入“文明境界”,小说另换笔墨,另辟新象。“文明境界”科学昌明,秩序井然,飞车、透水镜、冬景公园等,已不再是写实的,而是用了科学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写法。这一部分叙述非洲猎大鹏、南极获冰貂十分精彩,小说笔触从中国社会展向世界地理。吴趼人的地理知识、科学思想以及政治见解贯穿在了他讲述“文明境界”的故事里。

“文明境界”寄寓着吴趼人对未来中国的想象。面对疮痍满目的现实,晚清人想挣脱出来重造新中国。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等都是类似的作品。《新中国未来记》写“大博览会”,《新中国》写“万国博览会”,《新石头记》中也有“万国博览大会”。吴趼人的“文明境界”和陆士谔的“新中国”十分相像,陆士谔也写有一部《新石头记》,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则表达出了自己的国家理想。小说中指引宝玉游历“文明境界”的是“老少年”,《新石头记》在《南方报》连载时,作者亦署名“老少年”,虽然与小说中人物不能等同,但都流露出吴趼人对“少年中国”的一种希冀。

在游历“文明境界”的最后,宝玉见到了东方文明,东方文明自亮身份,原来就是《红楼梦》里的甄宝玉。在原著中,“真假宝玉”已被赋予了互为镜像、相互照见的含义,在《新石头记》中,甄宝玉就是东方文明,他在“文明境界”中的功业正是贾宝玉希望的,也是没有达成的。小说第四十回宝玉心想:“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小说如此在“真假”之间消弭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这意味着吴趼人的国家理想虽非现实,也非完全虚妄。

小说结尾,贾宝玉把“通灵宝玉”赠送给了老少年。老少年把玩不慎,通灵宝玉掉到了“斜月三星洞”。“斜月三星洞”出典于《西游记》第一回孙悟空拜师求道,寻得的正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李卓吾评点道:“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老少年看到“斜月三星洞”前的怪石上有许多字,还有一首歌,其中道:“方寸之间兮有台曰灵,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这和李卓吾的评点解释是一个意思。石头歌又言:“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喑以死,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新石头记》前半部写世道纷乱,亦非不虚,后半部写文明境界,亦非不实,都是“心”之所见,亦“心”之所念。小说用“斜月三星洞”的典故把真与幻用“心”连在一起,“付稗史”即暗示了从故事到小说的虚构行为。王德威说:“小说的尾声出现了一种无可不可的消极语气,在在使书中的乐观预言,大打折扣。吴趼人将古代的补天神话注入了一个相当现代化的想象,以曹雪芹的讽刺托喻阐明了维新改革的(不)可能。从这方面来说,《新石头记》称得上是晚清时期最复杂的国家寓言之一。”“ 复杂”的原因是“无可不可”“(不)可能”,两端之间的模棱两可,正是小说用“心”牵出的虚实混同、虚实相生的语意境界。联系到《红楼梦》结尾诗:“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及第一回开篇所言:“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个关于“梦”的“立意本旨”被吴趼人延纳到了《新石头记》中。

署名“报癖”的论者在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上评《新石头记》,首先否定了《红楼梦》以后的续书,独推吴趼人《新石头记》,并把它和《红楼梦》作“新旧”比较:“试取曹本以比较之,而是作自占优胜之位置。盖旧《石头》艳丽,新《石头》庄严;旧《石头》安逸,新《石头》动劳;旧《石头》点染私情,新《石头》昌明公理……就种种比例以观,而二者之性质,之体裁,之损益,既已划若鸿沟,大相径庭。具见趼公之煞费苦思,大张炬眼,个中真趣,阅者其亦能领悟否乎?”报癖即陶佑曾,刊印在此文之前的一篇,是署名“文癖”者评论陶佑曾的小说《恨史》,接着就是陶佑曾评论吴趼人的两部小说《新石头记》和《恨海》。这些评论都列在《月月小说》的“说小说”栏目中,栏目署名“社员”。不难理解杂志社“社员”之间相互推举的文坛酬酢,但《新石头记》的价值确也可在陶佑曾的赞捧中现出大概。这是《红楼梦》续书中特出的一部。

吴趼人之后《红楼梦》续书中较优秀的还有张恨水1919年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的《真假宝玉》,小说叙写宝玉入梦的一段见闻。梦境里时代错置,宝玉带着身家故事置身民初社会,不为展览现实的新异,而是表现荒唐错谔的感受,在仿古与出新的杂糅中现代意味十分突出。

二、“重写”和“仿作”

后人耽于《红楼梦》,表现于清末民初的小说会特别叙到主人公对《红楼梦》的痴迷态度。王钝根《红楼劫》里的主人公“读《红楼梦》,如僧家诵经,晨起盥漱竟,必先焚香端坐,默诵数页,然后往省其母”。这篇小说被标以“滑稽言情小说”的属类,讽刺了那些痴迷的读者。同样的讽刺还可见于严独鹤的《小说迷》。这个短篇的主人公读《红楼梦》“咀嚼那太幻虚境的滋味”,于是强行欺负小丫鬟,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清末民初人嗜读《红楼梦》以致于神魂颠倒,作家也许是此类读者中最典型的例子。“重写”和“仿作”《红楼梦》于是成为“续书”之外另一种“影响的焦虑”。

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对“重写”问题有专深研究。他说:“所谓重写(rewriting)并不是什么新时尚。它与一种技巧有关,这就是复述与变更。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们处理过的题材,只不过其中也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这是使得新文本之为独立的创作,并区别于‘前文本’(pretext)或潜文本(hypotext)的保证。”晚清以后“重写”《红楼梦》的作品有:樵《前后红楼梦传奇》和《后红楼梦传奇》(1915)、喻血轮《林黛玉笔记》(1918)、李太炎《弹词:新黛玉悲秋开篇(红楼梦)》(1935)、郭小枫《红楼梦传奇》(1939)、冷红《新红楼梦》(1946)等。从小说到戏曲、弹词,不同文体的实践,梳理重构了《红楼梦》的人物故事,使《红楼梦》在现代语境下以新的方式和趣味被流传和阅读。

就重写小说而言,喻血轮《林黛玉笔记》是十分突出的一部。喻血轮(1892——1967)是现代著名的报人、文学家,其小说《悲红悼翠录》(1915)、《西厢记演义》(1918)、《蕙芳秘密日记》(1918)等多用文言。文言小说《林黛玉笔记》1918年由上海广文书局出版,上海世界书局于1919年、1923年、1931年、1932年等多次出版过。1938年奉天中央书店出版了《林黛玉日记》,是伪满洲国时期的出版物,“疑为盗版”。另据石继昌、刘万朗点校《林黛玉笔记》所言:“1936年本书与《续红楼梦》合印,改名为《黛玉日记》。”《 续红楼梦 黛玉日记》1936年3月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者和印刷者都是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对《林黛玉笔记》还是《黛玉日记》似乎并不较真。小说初名应是《林黛玉笔记》,《黛玉日记》或《林黛玉日记》是后来出版商的改名。喻血轮说:“予所著《芸兰日记》、《林黛玉笔记》、《蕙芳秘密日记》诸小说,即成于是时,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其他各书,亦风行一时,当时系用广文书局名义出版,由大东书局代为发行。”世界书局成立于1917年,1924年之前,世界书局常用广文书局之名出版读物,两者可视为一家。喻血轮的这段回忆中,《林黛玉笔记》被置于两部日记体小说中谈及,当不会是记忆之误。日记体小说是一种现代体式的小说,林黛玉是古代人,“笔记”更符合黛玉故事的书写。“笔记”改成“日记”,是吸引读者的销售行为。后来的出版社出版此书时,几种书名都使用过,显出一种纷杂景象,但也说明这部小说受欢迎的程度。

1927年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鲁迅的不舒服是因为“日记”,并不只是针对《林黛玉日记》一书。在《怎么写》中他还谈到读《板桥家书》《越缦堂日记》的“不舒服”,因为“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书信都是隐私之物,拿来出版给人看,不免有做作之嫌,就不真诚了。但《林黛玉日记》并不能和《越缦堂日记》相提并论,前者是小说,后者才真是日记。就已出版的《黛玉日记》《林黛玉日记》而言,并不合日记体例,上海广文书局和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林黛玉笔记》是不分章节没有标题的。鲁迅看到的《林黛玉日记》当也不是日记体小说,鲁迅此说含有对“鸳鸯蝴蝶派”的不以为然。广文书局版和世界书局版《林黛玉笔记》正文前都印有吴醒亚写的一篇《叙》。文中道:“忆余丙午识绮情君,亟慕其风度温雅,灿若春花。”“喜读《石头记》,每于无人处,辄自泪下。其——往情深,直欲为书中人担尽烦恼也。”“见其案头草稿一束,题曰:《黛玉笔记》。余甚讶之。”吴醒亚是喻血轮同乡好友,他谈《黛玉笔记》,当不会有太大差误。

《林黛玉笔记》用第一人称写成,叙述者成为小说主人公,把《红楼梦》中黛玉的幽怨悲哀,化作了感同身受的相思泪,作者的痴迷可想而知。小说从黛玉离父赴京写起,至黛玉身死,贾府生活与黛玉性情遵从了《红楼梦》的原旨。第一人称叙事的长篇小说在清末民初的作品中可见者不多,《禽海石》《雪鸿泪史》等都叙述了婚姻不自由的悲剧。《林黛玉笔记》可以汇入民初哀情小说的故事氛围中,并且此书以文言绎白话,也是民初文言小说创作之风的产物。民初小说用文言的婉转回环尽情描述了心理的曲折无着,引导了现代小说心理叙事的写法。《林黛玉笔记》的第一人称叙事更能自然深切地诉说心理感伤,表达青春不幸。喻血轮创作的意义并不停留在简单的“重写”层面,而是附着了阅读《红楼梦》的时代感念。

和“重写”不同,“仿作”让原著的人物故事退隐到身后。让·米利对“仿作”定义道:“仿作者从被模仿对象处提炼出后者的手法结构,然后加以诠释,并利用新的参照,根据自己所要给读者产生的效果,重新忠实地构造这一结构。”仿作中没有《红楼梦》里的人物故事,但所叙人事又和《红楼梦》类似。相对于原著,仿作必须是“重新”构造,同时又是“忠实”的。姚鹓雏《絮影萍痕》(1916)的主人公茜霞和璧如就是黛玉和宝玉的翻版。喻血轮《悲红悼翠录》中的主人公亦如此:“黄生与其表妹书斋共读,两小无猜。翠柳楼头,茜纱窗下,闺房谐剧,有甚画眉。好事多磨,乃父不谅,美人黄土,赍恨穷泉,公子缁衣,委身古寺。以之方《石头》人物,差与宝黛同情,而文之缠绵悱恻,亦自不弱于雪芹。”人物故事是重新构造的,意趣境界却明显从《红楼梦》里来。萨莫瓦约说:“致力于仿作正是为了从抄袭中解脱出来。”清末民初小说家深受《红楼梦》影响,在他们初涉笔墨时,模仿之迹在所难免,而“从抄袭中解脱”,正是这些仿作的意义。

天虚我生的《泪珠缘》就是挣扎于“从抄袭中解脱”的一部作品。天虚我生(1878——1940)原名陈寿嵩,后改名陈栩,号蝶仙。陈蝶仙也是《红楼梦》的痴迷者,不仅《泪珠缘》模仿《红楼梦》,《桃花梦传奇》(1894)、《风月宝鉴》(1915)、《潇湘影弹词》(1916)、《栩园丛稿》(1924)中的诗词等都与《红楼梦》相关。《潇湘影弹词》的评点者顾影怜,是陈蝶仙的知己红颜,也是陈家的亲戚。二人情深,却没能结成眷属。陈蝶仙少富才名,对于这种缠绵哀怨的情事自然欲罢不能,于是十六岁写出四卷十六出的《桃花梦传奇》,十九岁写长篇小说《泪珠缘》,两部书,相似的人物故事,前者是悲剧,后者是大团圆,可以见出陈蝶仙思想情感的变化。

《泪珠缘》1900年由杭州大观报馆出版二集三十二回,1907年由杭州萃利公司出版四集六十四回,1916年由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六集九十六回。小说前六十四回在1900年之前已经完成,只是被分割出版。陈蝶仙出生于杭州,《大观报》和杭州萃利公司都是陈蝶仙办的,自家出版小说,如果不是资金问题,当没有什么困难。为何前六十四回没有一起出版?研究者认为:“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对‘旧小说’的阅读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泪珠缘》初、二集与三、四集出版相隔的时间,恰是晚清新小说最为盛行的一个时期,再出版《泪珠缘》这样的‘旧小说’显然不合时宜。从1907年始,晚清小说明显出现了向传统复归的趋势,这就为《泪珠缘》的再次出版创造了条件。”这个解释并不充分。“新小说”的正式登场以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为契机,1900年出版《泪珠缘》还不受新小说潮流的影响。但《泪珠缘》也不能归为“旧小说”,其意趣正是清末民初“写情小说”的代表。阿英说:“由吴趼人这一类写情小说的产生,于是有天虚我生的《泪珠缘》……继续的发展下去,在几年之后,就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狂焰。”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恨海》1906年出版单行本,陈蝶仙1907年续刊《泪珠缘》,正汇入“写情”流脉。陈蝶仙为何不在1900年就把写成的六十四回都刊印出来,还有待讨论。不妨先梳理一下各集之间的内容关系。

小说第一二集,即前三十二回主要叙述秦府和叶府两家兴盛时期的故事,一粟园和栩园的精雅富丽中满载儿女之态与名士之情。第三四集,即第三十三回至第六十四回,叶府败落,宝珠乡试夺魁,宝珠和婉香婚事多磨,但最终美满。第五六集,即第六十五回至第九十六回,交代其他主人公结局,秦文去世,秦家败露经济危机。小说没有写完。第六十四回叙述石时梦见曹雪芹:“那人笑道:‘你把《泪珠缘》行世,敢与我的《红楼梦》抗衡吗?’说着,一手又来夺书,石时连忙揿住,已被他抢了几本去,看原本和《红楼梦》一样,是一百二十回的,却只剩了六十四回下来。”可以见出《泪珠缘》与《红楼梦》的“抗衡”关系。

小说前两集叙述一粟园中的儿女故事,与大观园故事极其相似。主人公宝珠和婉香是宝、黛之再生。小说第一回写婉香外貌道:“一张小圆脸儿,下庞略瘦小些,小小的嘴唇,点着些淡墨,直直的鼻子,一双似笑非笑的含情眼,两道似蹙非蹙的笼烟眉,额上覆着一批槛发,真觉另有一种风韵。”明显脱胎于《红楼梦》第三回描述的黛玉,而宝珠外貌也是高度模仿了宝玉。婉香是宝珠姑母的女儿,姑母嫁给苏州殿撰花占春,生婉香。婉香是姑苏才女,父母去世,她就寄居秦家。这同宝、黛关系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小说人物还自比《红楼梦》中人。第五回“婉香道:‘你还问呢。他总不是拿我比黛玉,就拿我比……’说到这里,又缩住嘴,眼圈儿一红,向宝珠转了一眼”。第十二回“集书句巧拈红楼令”叙宝珠等众人聚会,用《红楼梦》人名行酒令,可以看作是小说对《红楼梦》的一次突出阐释。这一回收尾诗云“纵无门下三千客,已胜金陵十二钗”,颇能表露《泪珠缘》叙写《红楼梦》的心机。郑逸梅评道:“《泪珠缘》为其少年得意之作。运笔用意写情结构,均脱胎于《石头记》。”陈蝶仙是杭州才子,与何公旦、华痴石并称“西泠三家”,多有诗词行世。《泪珠缘》充斥大量隽雅诗词,亦堪比《红楼梦》。小说第二十八回专论音律,是陈蝶仙逞才的表现。如此才华,加上早年风发之精神,诚可理解想要另做一部《红楼梦》的意气。

从主人公的音容情态到富贵之家的日常故事,乃至遣词运文、编排结构,《泪珠缘》处处模仿《红楼梦》。高度相似,令小说特色呈现出问题。《泪珠缘》第六十五回开首处小说人物盛蘧仙论道:“原来这书开篇的时候,便打的太嫌冗长,等到后半部,才打的紧凑起来。所以人家看这书的,看初二集时,总嫌乏味,及至看到后来,方才有点意思。如今我续这书,少不得要些实事,若是单写些柔情韵事,岂不是续如不续!”可以想见,一、二集的出版没有获得多少叫好之声。写成的三、四集没有同一时期出版,恐怕有打头阵的一二集“出师不利”的因素。盛蘧仙的评论,可以看成是陈蝶仙对前六十四回的看法。陈蝶仙在《泪珠缘自跋》中写道:“作者自己看来,觉得这里面的缺陷,也尚多着,要是如今打起一部六十四回的大书,便断不肯琐琐屑屑,专叙这些儿女痴情、家常闲话。”这篇《自跋》相当于第六十五回之前的“楔子”,交代多年以后作者对前六十四回的看法和接续写《泪珠缘》的情由。世易时移,陈蝶仙续写五、六集,却依旧延续了前四集的思路,在变与不变之间,可以看出作者的矛盾纠结。

但《泪珠缘》前六十四回,已显示出和《红楼梦》的不同。“惜红轩”是一个重要标志。《红楼梦》里的“悼红轩”被改成“惜红轩”,抹淡了悲伤情感。小说“楔子”道:“作者先看《红楼梦》,便被他害了一辈子,险些儿也搅得和宝、黛差不多。原来红楼上的情,也不是好学得的。”“如今却有几个人,形迹绝似宝、黛,只他两个能够不把个‘情’字做了孽种,居然从千愁万苦中博得一场大欢喜大快乐,且讲给列位听听,倒是一段极美满的风流佳话呢。”宝珠和婉香终成眷属,反转了《红楼梦》的悲剧。所以金振铎评论说:“终觉《泪珠缘》是《泪珠缘》,《红楼梦》是《红楼梦》,各写各事,两不干涉。”宝珠和婉香,在小说前半部相互偿还“泪珠债”,到后半部则破涕为笑成姻缘。不仅宝珠和婉香成婚,宝珠还娶了软玉、蕊珠等其他几位女子,还有收房的丫头。宝玉多情,但弱水三千,只钟情黛玉;宝珠也多情,却是多情而滥情。陈蝶仙的现实遗憾可谓在小说中得到了过分补偿。正如很多《红楼梦》续书一样,陈蝶仙想要弥补遗憾,翻转结局,却不免流俗。“对于少年的陈蝶仙来说,要想将世情写得如《红楼梦》般力透纸背,需要的是笔力,还有胸襟与眼光,更有人生经历与旨趣的磨洗”。尽管如此,《泪珠缘》终究是现代小说中仿写《红楼梦》最像的一部。

三、“邻有幼女”:又一种自叙传

《红楼梦》不仅构成了晚清以后现代小说家的阅读经验,且成为一种文化常识。作为一个显在符号,现代小说不乏在叙事过程中提到《红楼梦》,《泪珠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06年被誉为“区区十回,独能压倒一切情书”的《恨海》出版。小说第八回主人公仲蔼论《红楼梦》的一段文字十分惹眼:“世人每每看了《红楼》,便自命为宝玉。世人都做了宝玉,世上却没有许多蘅芜君、潇湘妃子。他却把秦楼楚馆中人看得人人黛玉、个个宝钗,拿着宝玉的情对他们施展起来。岂不是被《红楼梦》卖了去?……后人每每指称《红楼》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之罪!”时人就这段文字论道:“《红楼梦》自是绝世妙文,谓为诲淫导淫,真冬烘学究耳。夫冬烘学究,何能读绝世妙文者?”晚清人对《红楼梦》评价很高,特别是用“西律”来衡量中国小说,似是而非地发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价值。仲蔼把世人沉迷青楼归为《红楼梦》之罪,当然会引起不满。但另一方面,《红楼梦》对晚清狭邪小说影响颇深,吴趼人写《恨海》有为“写情”正名以矫正“狭邪”的意思在。

鲁迅说:“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开宗明义,已异前人,而《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受《红楼梦》影响的狭邪小说至《海上花列传》是一条显在脉络。《海上花列传》受《红楼梦》影响,除了“别辟情场于北里”外,小说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叙述“一笠园”故事,颇得大观园情态。一笠园中的男女,品酒赏花,听曲吟令,十分风雅,和小说其他部分的狭邪故事不甚协调。这三回文字寄寓着作者韩邦庆的特殊笔意。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的《例言》中提到:“《红楼》之闺娃”“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海上花列传》要突破《红楼梦》等小说的“才之窘”,一笠园的情节不仅是摹写《红楼梦》,也有争胜的用意。无论《海上花列传》是否比《红楼梦》多才,突破《红楼梦》在内的传统小说的影响,是以韩邦庆为代表的晚清小说家的自觉追求。所以“《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不是没有因由的。

但作为“人情小说”,《红楼梦》的影响还在继续。民初小说家徐枕亚评姚鹓雏《燕蹴筝弦录》道:“《石头记》为千古言情之祖”;“姚子此作,芳馨悱恻,真欲托影《红楼》,而纯粹处深刻处似又过之”;“要之,姚子之为是书,盖亦无意言情而自得言情之正者,其胸中不必先有一部《红楼》在,亦不必竟无一部《红楼》在。能善读《红楼》,而不为《红楼》所囿,其思想乃能突过之”。《燕蹴筝弦录》初版于1915年,此书奠定了姚鹓雏小说创作的声名基础。徐枕亚从“言情”着眼来评论《燕蹴筝弦录》和《红楼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红楼梦》作用于民初小说的重要方面。徐枕亚对《红楼梦》钟爱万分,他的小说如《玉梨魂》,也体现出《红楼梦》的影响。《玉梨魂》第一章“葬花”叙述主人公何梦霞怜花怜己的悲伤情怀:“忽猛省曰:‘林颦卿葬花,为千秋佳话。埋香冢下畔一块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我何靳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这章取《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和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意趣,奠定了小说感伤哀绝的基调。正因为浸淫于《红楼梦》,所以当徐枕亚读到姚鹓雏小说时,自然就惺惺相惜起来。

《红楼梦》对民初小说的影响,一是见于《玉梨魂》为代表的文言哀情小说,宝黛的爱情悲剧让民初小说家的写作有了直接参照;另一面的影响可见于白话小说。李涵秋的《广陵潮》一百回,构架堪与《红楼梦》争胜。《红楼梦》的家族叙事传统,在《广陵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其原名《过渡镜》,1909年初刊于汉口《公论新报》,经历辛亥革命等社会动荡,至1919年方在《神州日报》刊载完毕。小说单行本由上海国学书室印行,后又由上海震亚图书局刊印。1946年6月和1947年4月上海百新书店出版了两版“改版”的《广陵潮》,正文前有严独鹤、陈慎言、顾明道、张恨水等名家序言。顾明道序曰:“是以此书为涵秋成功之作,不胫而走,妇孺皆知焉。顾涵秋体弱,甫过中年,即谢人世!其后新文艺既兴,鲁迅茅盾诸子出,握文坛之霸权,骎骎乎不可一世,海内读文艺而嗜新奇者咸宗之,而涵秋之徒似已为过去人物。然而其所作小说迄今仍流行于民间,而为一般人所爱读,而涵秋之名终得在小说界中占一地位矣”;“时代虽有新旧,而斯文之佳者因不以年月而湮没也”。世事变迁,经典留存。《广陵潮》虽不能像《红楼梦》一样成为“伟大的传统”,但它开启了现代小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法,代表了民初小说的成就。

《广陵潮》主要叙述云、伍、田、柳四个家庭的人物故事。小说以云麟为主人公,云家和其他三个家庭之间都有姻亲关系,正如《红楼梦》以贾宝玉为中心叙述贾、王、史、薛四个家族的故事一样。然而,《红楼梦》写的是贵族之家,《广陵潮》则把视线投向市井人家;《红楼梦》记述贾家故事最为着力,《广陵潮》则铺张笔力,几个家庭的人事都能细细道来;宝玉离去让《红楼梦》成为一部悲剧,《广陵潮》记述历史变迁中的日常人事,不悲亦不喜。李涵秋作《广陵潮》是别有怀抱的,其《广陵潮弁言》云:“《广陵潮》一书,为李君涵秋所著,结构穿插,固能尽小说之能事,而于扬州社会情状,曲曲传来,矫正习俗,庄谐杂见,洵有功社会之作,非寻常小说比也。”《 广陵潮》借家族故事叙写“社会情状”,小说故事常游离出家庭,如第十六回“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写传教士吸纳教民的内情,写市井无赖的行径,都与主人公的家庭故事无关,家庭故事只是映照社会时代的“镜子”。小说叙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夕的社会时代变迁,呈现历史变幻的征象。所以《广陵潮》的构架视野要大于《红楼梦》,家族叙事的空间也不限于扬州,南京、武昌、上海都成为书写时代风云的场地。《广陵潮》把晚清谴责小说的写作方法和民初哀情小说的言情叙事合为一体,既增添了谴责小说的情味,又拓展了哀情小说的时空,在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云麟是《广陵潮》家族人事的中心。范伯群评论道:“按照‘人情派’小说的格局,在大千世界的种种怪现状中,再融入《红楼梦》式的情意绵绵。李涵秋将主人公云麟,写成贾宝玉式的人物,但云麟毕竟不是贾府的宝玉,而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笔下的‘情滥而不专’的‘情种’。除了青梅竹马的恋人伍淑仪之外,还有端庄明礼的发妻柳氏,而更能使情节波澜迭起的,当然莫过于‘冰姿侠骨’的青楼红妓了”。伍淑仪是云麟的表妹,两人“宛似《红楼梦》中之宝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脱民初小说的悲剧模式。小说第九十九回“贤淑仪历劫归太虚 呆云麟忏情入幻境”写淑仪死状极似黛玉之死。伍淑仪和林黛玉有很多相似处,而黛玉之死是民初哀情小说主人公结局的一个模型,《广陵潮》也不例外。

李涵秋耽溺《红楼梦》,一生情事时与《红楼梦》暗合,其写作《广陵潮》,在表达社会历史变迁的征象下,亦是一生情怀吐露。《李涵秋》一书记道:“涵秋当十二三龄时,即爱读《红楼梦》。读至宝黛情史,觉宝玉性情,与己甚合,自况宝玉是我前身。会邻有幼女,年与涵秋相等,面目亦娟秀,心爱之。藉比邻名义,时至其室,因与女近,互相过从。暇时述宝黛事以告女,且曰:‘今而后子呼我为宝哥哥,我呼子为林妹妹可乎?’女应之。一日,涵秋与女嬉,故以手撩其胁,女哀之曰:‘宝哥哥饶我!’涵秋亦戏之曰:‘林妹妹,我真爱你!’女父母闻之,诘女何忽有此称谓。女具以告,其父母恐涵秋导女不义也,诫女与绝。”这段往事,不仅说明李涵秋痴迷《红楼梦》,也和《广陵潮》的写作息息相关。“邻有幼女”成为《广陵潮》的重要情感线索。小说第二回叙述云麟的姨夫伍晋芳在未娶妻之前和邻家之女小翠子难舍难分。历经蹉跎,小翠子终于以妾的名分嫁进伍家。晋芳宠爱她,大姨太太朱二小姐十分嫉妒,阴谋害死了小翠子。这是一个悲剧故事,现实中的邻女和李涵秋也是悲剧结局。

“邻家之女”对于《广陵潮》的影响是多面的。朱春莺撰《李涵秋三十年前之情史》一文,详细记述了李涵秋与邻家之女的爱情悲剧。文中道:“吾邻有小家女玲香者,及笄之年,貌虽不如王嫱西子,而绛唇一点,莲痕三寸,已尽够檀奴魂销矣。余见而爱之,情乃于是乎种。余虽不知玲香之爱余否,顾伊每相睹,辄以秋水作烟视,若不能自已者。余嗜小说,至此几疑其为红楼中人,深以不通款曲为恨事。”玲香和李涵秋相恋,与《红楼梦》中宝黛的年龄相仿佛,小儿女之情“于是乎种”,这是一辈子的情感。玲香父母嫌李涵秋家境贫寒,不同意他们往来。不幸的是,玲香失去父母堕入青楼,被一前清官员纳为小妾。官员死,玲香贫病飘零,找到李涵秋,不日而卒。李涵秋《小沧桑志》中记道:“会合之奇,酬咏之乐,离别之惨,思慕之苦,载在《媚香列传》《蝴蝶梦》《珠玉姻缘》。其他又散见于诸词章,如《桃花曲》《陌上花》《香闺纪梦》种种。”《 小沧桑志》称的“媚香”即为玲香。李涵秋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双花记》叙述井生与媚香的情事,即是李涵秋对这段刻骨不忘的初恋之留痕。因为思念之苦,李涵秋把这段故事写进了他最著名的小说《广陵潮》中。《广陵潮》中不仅有邻家之女小翠子,还有主人公云麟朝思暮想的红珠。“思之莫遏,乃著《广陵潮》八集,后又续出二集,书中之红珠,盖即玲香之幻影。写与红珠相爱数节,虽不免太露色相,然亦情之所钟,有不能自已者。”红珠是《广陵潮》的女主人公,她和云麟之间的遇合,映现出玲香和李涵秋之间生离死别的故事。小说第三十三回红珠出场,出场时的红珠十四岁,已是雏妓,在筵席上和云麟结识,从此两人情牵一处,相思两地,直到小说结尾,历经周折之后红珠终于嫁给云麟,得到圆满结局。如果说《广陵潮》的结局不似《红楼梦》是悲剧,那么这只是李涵秋内心深藏悲哀寻求排遣而已。

贡少芹为《广陵潮》索隐,列举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红珠、伍淑仪,《广陵潮》中其他人物也是李涵秋生活中交往或所闻所见之人。小说主人公云麟和李涵秋的家庭出身、情感经历、性格趣味都相仿。李涵秋对贡少芹说:“吾书虽曰社会小说,实则为吾家庭写照。盖吾作此书,隐寓无穷身世之感。即书中人物,确有其人,吾隐其名者,恐触忌耳。”李涵秋于35岁至45岁之间写《广陵潮》,人到中年,历经世事,《广陵潮》的成功与李涵秋的切身体验紧密相关。如果谈到《广陵潮》与《红楼梦》之关联,作家的自叙传无疑是两部小说最重要的共同点。胡适考证《红楼梦》得出的结论影响重大:“《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广陵潮》借重《红楼梦》的构思,作家自身及其家庭故事成为小说的主体。不仅如此,云麟的读书见识、公子情调均与宝玉十分相似。李涵秋虽非出身名门,但读书人的才子性情古今相通。

从“人情小说”到“社会小说”,《广陵潮》宏大的历史视野、纷繁的世相描述,突破了《红楼梦》大家庭叙事的格局,但小说的内在情绪依然是自叙传式的“无穷身世之感”。正如利维斯所言:“最为深刻的一种影响——不是体现在相似相像上的影响。一个大作家可以从另一个那里得大恩受大惠,其中之一就是要实现与之不似也不像”。考察清末民初吴趼人、李涵秋等人的作品,“不似也不像”是这些作家取得的现代成就,但他们从《红楼梦》处受到的“大恩”与“大惠”却情不自禁由内里生出。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古典章回小说承继下的现代通俗小说形态研究”(13CZW07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