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在前面的话：时间的厚度以及传记的魅力

斯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人亦无法亲临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与孔子一同体会他的感受，亦无法亲见当孔子站在川上慨叹时的情景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这个所有里自然包含着被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间所裹挟而奔涌不止的世间所有——与孔子及其时代所相关的人、物、事以及礼、乐、射、御、书、数。

这是所有后来者共同的遗憾，然而，总有一种方式能够弥补一种遗憾。传记文体的诞生弥补了今人不见古时孔子及其时代所生发的遗憾——传记通过语言的艺术，生动再现站在川上极目远眺而忧思感慨的孔子那孤寂但坚毅的身影，栩栩如生，熠熠生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即是关于孔子最早、最权威的传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如同时代人般了解孔子——孩童时期生计困顿的孔子、周游列国时的政治家孔子以及生命最后时间里与悲寂相伴的孔子——第一个需要感谢的是司马迁及其传记体著作《史记》。传记的诞生让历史的时间、事件和人物拥有了恒定时刻，永葆生命力。

自《史记》至今，中国传记的发展亦走过两千多年的时光。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传记并不是一路鲜花，一路凯歌，而是如同所有历史的发展道路一样， 时有热烈，时有沉寂，直到20世纪初迎来现代传记的出现，为波澜不惊、绵延千年的古典传记吹入一股清风，传记也拥有了独特而厚重的任务——“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传记的发展道路亦如此：风与雨不时交替，前进之路藤蔓丛生，好在光与热的洗礼接踵而至。时间的脚步终于走到1949年，五千年的古老中国迎来史无前例的伟大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由此四万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由此以记录历史里的人的事迹为任的传记亦迎来其崭新的蓬勃发展，开始记录四万万人民新的生活、新的精神面貌。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众多为传记事业辛勤耕耘的作家、学者，即是那些漫天闪耀的“众星”；传记这个文体及其相关创作、研究，即是那颗被“众星共之”的“北辰”。“北辰”是北极星，是小熊星座中最亮的一颗恒星，永恒指向北方，永远闪烁光芒，吸引更是引领着满天繁星，装饰更是丰富着满天景色。这即是传记的魅力所在。

时间的意义，既由长度来叙述，更由厚度来定义。新中国的七十年，有长度，更有厚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传记记录人的事迹及其所属时代的精神，人的发展随同时代的发展永不停歇，但一刻不能忘记的是，依然需要不断从最初的源头汲取记忆的养分，不断充实未来，我刊本期特别专题“传记文学七十年十人谈”的意义亦在于此。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这个新，即是指未来。未来来自以往，只有回望以往，才能够在以往中采撷最珍贵的所有，记录更是承续，向未来出发；只有回望以往，才能够绘制最美好的未来，有如“北辰”，永恒闪光。新中国的未来如此，传记文学的未来亦如此。

一、桑逢康：新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

桑逢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迄今已出版各种著作近20种，主要有：学术专著《胡适故实》《胡适人际关系》《郭沫若人格》《大家茅盾》，长篇文学传记《郁达夫正传》《荣氏财团》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间，传记文学的基调是红色的主旋律，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诗人萧三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同学，他写了一本《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49年由东北书店出版，1951年增订版改名为《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这是前十七年中仅有的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曾被译为英、德、日、法、印地、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其他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还有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工人出版社1958年出版）、杨植霖和乔明甫合著的《王若飞在狱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等。李建彤从1958年开始创作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第1卷的部分章节1962年由《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刊载。

前十七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传记主要有两类：一是英雄与模范的颂歌；二是革命回忆录。它们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作品质量则参差不齐。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和模范人物大量涌现，为他们立传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要求。1953年，集体编著的《志愿军英雄传》、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陈广生的《雷锋小传》、黄庆云的《不朽的向秀丽》等，就属于这一类。革命回忆录中受到读者欢迎的不少，比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陶承的《我的一家》，前者使吴运铎被人们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后者由夏衍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广大青少年从周莲一家身上看到（了）前赴后继的革命传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大型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共有10卷，所收文章陆续刊发，直到60年代中期编纂完成；《红旗飘飘》从1957年至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第1—16辑。两套丛书的作者中不乏开国元勋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仍是很好的教材。

在作家传记方面，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但由于学识欠缺、思想局限、资料不足等原因，称得上皇皇巨著的鲁迅传一时难以产生。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正的《鲁迅传略》，该书名符其实，过于简略；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士菁的《鲁迅传》，也只是一本适合青年人阅读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的故事》是鲁迅研究专家唐弢献给孩子们的礼物，1957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受到少年儿童、包括一些成年人的喜爱。还有几本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如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这几本回忆录着重点有所不同，对鲁迅的认知也略有差别，但对读者了解鲁迅都有一定的帮助。当年曾和鲁迅“闹翻”了的周作人也写了两本回忆长兄的书：《鲁迅的青年时代》和《鲁迅的故家》，对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些史料。

1960年，电影《鲁迅传》开始编制，编、导、演阵容豪华，在国内均属一流。原拟拍摄上、下两集，电影文学剧本（上集）在《人民文学》1961年1月号和2月号上发表。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文艺界和广大观众对这部新中国的传记巨片寄予了高度的关注与厚望，可惜电影《鲁迅传》最终不了了之。如果当时按计划摄制完成并公映，也许能带动新一轮鲁迅研究热和传记创作热。

前十七年中，仍然健在并活跃于文坛的现代作家里面，诗人兼翻译家冯至写了一本《杜甫传》，“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1951年1—6月在《新观察》杂志上连载，毛泽东看后曾握住冯至的手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张居正大传》的作者、传记文学研究家朱东润，1960年又推出了新作《陆游传》。曾经写过四部自传的郭沫若，在1958年《人民文学》第7-10期上重新发表了《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所著《李白与杜甫》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后来饱受争议，但在“文革”期间百花凋零的严酷日子里，有这样大部头的著作问世诚属难能可贵，它至少说明“传记并未死亡，学术研究仍在艰难爬行”。

从识字班中脱颖而出并成长为部队作家的高玉宝，其自传《高玉宝》中的名篇《半夜鸡叫》，几乎家喻户晓。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由于作者从末代皇帝转变为一个自食其力者的特殊经历，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带来了可喜的社会变化，中国的传记文学呈现出了相当活跃的局面。从事传记写作的人愈来愈多，传记作家们的观念得到了更新，视野不断扩大，叙述的角度也愈来愈多样化。各种传记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愈来愈高，成为最受欢迎的图书品种之一。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传记的复兴”来概括新时期的传记文学。

（一）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带有浓厚的“重写文学史”的性质。首先表现在面的扩大，入传作家大幅度地增加，不同主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传记各呈异彩，不仅更能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从“反思”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回归，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二）政治类传记，主要包括领袖人物和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一类传记适应了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需要，具有明显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反思历史的性质。从事秘密工作、外交工作、高科技工作的传主，过去处于保密的状态，鲜为人知，其生平业绩一经披露，很快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统战人物，包括前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有回忆录或记述他们的传记面世。多种多样的政治人物的传记，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认知过去。

（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个体经济与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有许多企业家传记出版，一个时期内竟至在社会上形成了热点。传记作家们在为企业家立传的时候，抛弃了旧有的在两面性上作文章的思维模式与写作模式，着重表现他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能给读者尤其是企业界人士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四）不少演艺界人士和影视节目主持人纷纷撰写自传或回忆录，由于具有明星效应，这一类的传记或准传记虽然一时畅销，但由于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内涵，所以大都比较肤浅、单薄。明星传记主要是满足以中学生为主体的“追星族”们的需要，也有的读者把它们当作闲暇时的一种消遣，可以视为“休闲文化”的一部分。它们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宽容和文化的多元化，人们回归到普通的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状态。

（五）外国传记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介绍到国内，几乎所有的世界名人，如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科学家都有关于他们的传记在中国出版，成为了新时期传记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陈兰村：58年前朱东润先生的预见

陈兰村，1938年2月生，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传记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浙江师院教书，思考开设选修课，一位老同事建议我开传记文学课。我查了有关资料，最先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发表在《文汇报》1961年8月5日的文章《漫谈传记文学》，文章开头就说：“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朱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传记文学今后的的工作，我归纳为以下几点：1.选录校释古代作品；2.作一部传记文学史；3.写一部传记文学的理论著作；4.翻译国外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5.最主要的还是要创作更多、更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当时我十分兴奋，朱先生的文章一下给我指明了方向。今天看来，58年前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预见和提出的任务已大多得以实现。

在当时，国内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还很少，我想到复旦大学去向朱先生学习。终于在1982年春节后，如愿到复旦进修。我在导师顾易生教授引荐下上门拜访朱先生，受到他的热情接见，听他畅谈传记文学一个下午，终身难忘。我又去听过两次他的公开课，还向他的研究生了解传记文学课的情况。1982年下半年回校后，我就给本科生开设传记文学选修课。同时，把在复旦学到的知识写成论文发表，并开始编写传记文学史和作品选。这为我后来主编出版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等传记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传记文学迅速发展，新的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版，翻译的外国传记作品也不断上架。近三十年，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成果特别显著，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与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等。更为可喜的是，不论是在传记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家和学者，如王朝柱、叶永烈、桑逢康、韩石山、韩兆琦、郭久麟、徐光荣、张新科、全展、王成军等，可谓群星灿烂。在外国传记的翻译与研究上，杨国政、唐岫敏等都有卓越的成绩。这些传记文学发展新貌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令人欣慰的成就，同时，也印证了朱东润先生58年前提出的“传记文学是个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的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传记文学发展至今取得的成就，与切合时代要求、重视人的作用分不开。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以及由赵白生教授发起创立的国际传记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团结了广大的学者和作家，起到了互相交流和促进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传记文学正在走出国门。《传记文学》《现代传记研究》等专业杂志为传记作者、研究者提供了平台，功不可没。

学术无止境。58年前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提出的预见和任务，鼓舞着后来者为传记文学继续努力，让传记文学这个“文学部门”更加发展强大，我们义不容辞，任重道远。

三、陈漱渝：追求真实

陈漱渝，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9、10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员，中国 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国家文物局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分会顾问，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著述颇丰。

我喜爱阅读传记，也写过几本传记。1981年9月，我在《中国青年报》连载了《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经过修订，至少有7个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后来，我以此为基础写了一本正式的鲁迅传记，书名为《搏击暗夜：鲁迅传》。1981年，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许广平的一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曾经再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许广平传记。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近现代史，但20世纪90年代出版过一本《宋庆龄传》，亦经修订再版。因此，我被宋庆龄基金会聘为学术委员，深感荣幸。退休之后，我又写了一部自传，原名《沙滩上的足迹》，现已第三次出版，易名为《我活在人间》。所以，我可以忝列为一名传记作者。

不过，我确实没有系统研究过传记理论，只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志传”和“纪传”。西方的传记则分类繁多，读起来有云山雾罩之感。在我看来，传记是史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通常所说的传记文学虽然讲究选材、叙事和文字，但应该绝对排斥虚构。传记家跟小说家并没有什么雅俗高下之分，但小说家创作离不开虚构，只要假中见真，假得有趣，就会受到读者欢迎。传记写作则不同，最忌讳真中见假，一旦偏离史实，读者顷刻之间就会幻灭，对这本传记失去基本信任。

追求真实是撰写传记的基本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求；因为历史情境不可重复，历史现场难以重返。不过任何事物都是绝对之中有相对，相对之中有绝对。我在写作传记之前，总是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收集传主的文献资料，不畏艰辛，四处采访传主的同时代人，其目的为了追求真实，逼近历史。不过，对“真实”的看法也牵涉“立场、观点、方法”这六个字。当下有人认为讲这六个字是陈腐观念，但审视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多侧面、立体化地展现跟今人时空睽离的前人，怎么能离得开“立场、观点、方法”？

追求真实并不等于在传记中绝对不会出现“无意失真”的情况，这是由于作者学养局限造成的，跟有意作伪的性质完全不同。比如鲁迅留学日本归来，曾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生理学，我就曾经把他采用的讲义说成观点前卫，具有原创性。后来有人从鲁迅藏书中发现，鲁迅的这部讲义完全属于编译，并无原创性，鲁迅早期的有些文言论文也有类似情况。我立即根据最新史料，修订了所写的传记，并在后记中予以说明。追求真实，失真即改，我认为这是传记作者应有的学术品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杨正润：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当代传记的繁荣

杨正润，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顾问，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代传记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专著《人性的足迹》《传记文学史纲》《现代传记学》《雪莱传》《岩石与彩虹——杨正润传记论文选》等，主编《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外国传记鉴赏辞典》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记取得重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成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传记的正式起点，司马迁具有远大的抱负和独立的人格，他写作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三者，特别是最后一句显示出他强大的主体意识，这是《史记》取得成功的基础。司马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笔下，写到了传主身上，使他们成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但自唐代开始，“史传” 从《史记》那样的私家著述，改为官方主持的集体编撰，编写者由国家任命和供养，他们必须严格服从官方制定的指导思想，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编写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不能介入。在这样的写作程序中，编写者的主体意识被禁锢，失去了创造力。这是在《史记》之后中国古代传记没有经典作品，也没有自传的主要原因。

传记并非对传主纯客规的记录，传记家的主体意识是参与其中的。法国传记家莫洛亚在其名著《传记面面观》（1928）中最早发现这一问题，指出传记是传记家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中国传记学家李长之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他用其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7）细致地论析了一位传记家的人格和他作品风格的一致性，考察了司马迁的个性在《史记》中的表现。

高举反封建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人的解放和觉醒，自传的繁盛是重要标志，其后的30多年中，中国出版了300部以上的自传，改变了中国自传和传记落后的历史。1979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一次带来思想的大解放，传记新的黄金时代来临了。8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热烈讨论，虽然讨论中并没有涉及传记，但它激发了传记界的主体意识，传记学者逐步形成一种共识：传记家不仅在“实录”人物的事迹，同样应当具备主体精神，传记家对传主和传材的选择，传记家的叙述方式和解读方式，都有自主的空间。传记家不但可以表达出对传主的同情和认同，而且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心理投射到传主身上。李长之那本《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初版时默默无闻，80年代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被多家出版社重版，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长之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传记学家。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史记》，发现其中大约120人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悲剧色彩。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一些现代传记名作，比如梁启超的《李鸿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都从传主身上发现了传记家强烈的主体意识。

传记家主体意识的复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开始，这40年间出现了大量长篇传记作品，不但数量超过了长篇小说，而且有许多优秀之作。一批传记家，打破了传统传记的俗套，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扩大传主和材料的范围，对人物的命运、个性和心理，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并学习、融合西方传记的叙事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优秀作品在各种类型的传记中都有，作家传记尤为突出，关于鲁迅、沈从文、陈寅恪、徐志摩等人的一些传记，使人耳目一新。还有一批作家写出自传名篇，如巴金、季羡林、杨绛、王蒙等人，无论他们对自我是解释、颂扬、辩护，还是批评、自嘲、忏悔，主体意识在不同方向的自由发挥，这些都揭开了中国文学史和传记史上新的一页。

五、韩石山：不必全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韩石山，山西临猗县人。1947年出生。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出版有长篇小说《边将》《徐志摩传》《李健吾传》等著作30余部。

有位学者，做传记方面的课题，研究当代作家所写的传记作品多大程度上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他问我：“您的写作，是否受到某位中国作家的影响，与此同时该作家又是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我的回答是：我看了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的序言和后记，记住了朱先生说的“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灵魂”，因此在《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里，特别留心人物的对话。这样的回答，是事实，也照应了问话里的“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之说，毕竟朱东润先生也确实曾在英国留过学。过后一想，中国旧文学里就有“声口逼肖”的说法，民间也有“闻其声而知其人”的说法，这个道理想通了，还能不知道对话在人物传记里的重要性吗？！

人的灵性是相通的，其高低的差别，微乎其微。关键在于，是不是能低头一想，有个灵光一闪且捕捉得住。灵光一闪，且捕捉得住，今世的凡人，与古代的圣贤，没有大的差异；灵光一闪，且捕捉得住，中国的文士，纵然“资质平平”，那一瞬间的聪慧，也抵得过大洋彼岸的豪杰。庄子说“道在屎溺”，并不是说屎溺里夹着个纸条，上面写着什么是道，而是说聪明的人，善于思索，从屎溺里也能推勘出圣洁的道来。

古今中外，一个个聪明的头脑，如同群山连绵，起伏奔涌，彼此会比个高低，也会深情地呼应。当呼应起来，却难以比出高低。李白有诗《独坐敬亭山》，后两句为“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有人说是李白与山相看，也有人说敬亭山是两个小山，你看我，我看你，从不相厌。我倒是同意这后一个解释。在我看来，中西文学，也像这敬亭山的两个山峰一样，相看两不厌才好。

六、忽培元：传记当为时而作

忽培元，国务院参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糊涂百年：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

我从20多岁开始传记文学的学习和写作，经历了漫长的学习探索，黄卷青灯，甘苦自知。几乎每一次写作过程，都是一次艰难的危崖攀登，但至今仍然不敢说已得要领。当然在长期探索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或许可称之为规律吧。我先后写作出版“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糊涂百年：郑板桥传》等10余部长篇传记文学，其中《群山》《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分获全国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奖。回顾40多年创作历程，有两点体会同大家分享。

首先是选题着眼点问题。为了折射时代，我着力选择具有某种代表意义、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人物作为研究和采写对象。为此，我的题材范围，一是红色领域，即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最辉煌最具人格魅力的时代乐章。革命阵营，人才济济，风起云涌，故事往往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可谓初心所在，民族脊梁，常歌常新，值得大书特书；二是金色题材领域，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著名人物与典型故事。这一领域堪称黄金富矿，蕴含极其深厚，值得悉心钩沉，开掘提炼，往往别开生面，力求点石成金；三是蓝色领域，亦即着眼于古今艺术大家的文化创新成果与独特心路历程的揭示与解读。比如《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糊涂百年：郑 板桥传》等，通过对新中国第一代版画大家修军和清代书画大师郑板桥的艺术人生的解析描写，努力还原时代，复活人物，呈现艺术发展脉络与美学规律，展现我国 众多木刻家和清代扬州八怪的创新风采与艺术追求，着力呈现中国版画史和清代书画探索的成就，刻意拓宽人物传记的时代意义与存史价值，提升文学艺术魅力。

其次是表现手法的创新追求与艺术感染力的悉心营造，力求文本形式的脱俗创新。学习继承太史公《史记》笔法，乃传记文学创作手法的源头活水。在忠于真实的前提下，努力调动一切文学艺术及语言修辞方法，着力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还原并复活人物及历史面貌至关重要。从 精当的情节选择、细节的合理虚构，到典型环境营造和人物的语言对话描写，以及精彩文学语汇的锤炼和戏剧性矛盾的设置、灵活多样的叙事风格的大胆探索试验， 以上种种都努力突破单一史学写作的呆板与局限，尽量做到依托真实，展开艺术想象，遵循人物个性的发展逻辑，俯仰天地，纵横驰骋，努力践行传记创作的文学化 道路。

总之，传记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任重道远，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双重追求永无止境。好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在交融中，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大量深刻启示与各种新鲜经验，更有现实社会与当代人物的丰富生活提供着无限丰富的素材。古今中外前辈作家的经典之作与创作道路，更提供了成功典范。因此，研究学习与探索实践，永远在路上。

七、何建明：我们是时代的钢琴手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劳动模范。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五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代表作有《大桥》《浦东史诗》《时代大决战》《那山，那水》《山神》《爆炸现场》《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忠诚与背叛》《根本利益》《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50余部。

这个题目其实是在我想写这篇文章前突然从脑海里冒出的一句话。难道不是吗？倘若你是一个为中国时代讴歌和立传者，你的笔、你的每篇作品是不是就像一个钢琴手一样，弹奏的是这个伟大时代的最强音部分！

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我们都是记录者或记忆者，我们能为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写些什么、记忆什么，其实都是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审美观和可能允许的工作环境，去完成一篇篇作品而已。肯定是有所选择的，还肯定是要有所“定调”的。当下信息海量和传媒异常众多的时代，电视镜头与手机短视频，都可能在瞬间就让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突然“蹿红”到极致。今天的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交响合奏舞台，各种声响都在寻求表演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事为人物立传者并不占任何优势。恰恰相反，如果把握不好，音准没有“调好”，便极有可能被淹没在巨大而噪杂的其他交响声音之中。由此我认为，写传记和为人立传的人，就应该成为这个社会交响乐队中的钢琴手，他或许不会像在电视镜头中那么快捷和迅速地露脸，或许不像在手机短视频中那么随意和简便，但只要他一旦出场，必定震撼全场，激荡人心！

钢琴手便有这样的魅力：他弹出的每一个音符，能撼动山河，能摧枯拉朽，能落泪涕泣；钢琴手便有这样的底气：他若重若轻，挥洒中间尽是对人世间的爱与憎的精准表达与发泄；钢琴手便有这样的判断：他可以为正义与善良，可以为公平与自由，呐喊出全部声音，洒落出所有节奏，甚至不惜敲断根根筋骨……

这就是交响舞台上永远无法替代的钢琴手，他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时代的大舞台上不可能缺少这样一个台柱，否则整个大舞台将黯然失色。

立传者的意义就在于此。时代越奔腾前行，文明高度越趋向终极，钢琴手的存在越显得珍贵，因为高山流水的清晰与优美之声，唯独钢琴手最胜任。伟大时代必有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倘若没有伟大的立传者，伟大也就不再存续。

而 一个优秀的钢琴手，如果想弹一曲最美的乐曲，他首先应当躬下身子，去倾听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去走近最伟大人物的心底世界，去抚摸立传对象的每一根细微的神 经与温暖每一根血管……并且还应当在为伟人立传时比伟人站得更高去俯视他，在为普通人立传时比普通人更俯下身子去聆听大地的脉膊跳动，在为英雄模范立传时 比他们更积极地去畅想奋斗与努力的甘甜和苦辣，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时代的最强音、人生的最美妙之处，写得更好、更畅、更美！

我一生写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习近平等领袖。我记得在写邓小平时，我是站在“天”上与他对话，那种感觉似乎是超越了时空、拉近了距离，无拘无束；我写过众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写这样的人物时，我总喜欢钻进他们那些奥妙无穷、似乎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专业领域，而正是这样，我才感觉写他们时会越写越有东西、越写越趣味无穷；我写过数不清的英模人物和普通百姓，记得第一次接触贵州大山里的黄大发老人时，他握住我的双手是颤抖的，他领我上了千米高的悬崖去看他用了毕生辛劳与汗水才完成的那条“天渠”。从采访的第二天起，他老人家每时每刻都拉着我的手——这一拉就是一个星期，也正是这种“手拉手”的交流，才让我为他写下了《山神》这部作品。

为时代和时代人物立传者，永远应该是个能够弹奏出时代最强音的钢琴手。而从钢琴手的十指间划出的声音，将如高山流水，将如大海浪涛，将如大地锦绣，将如苍穹虹霞，并且是永远不朽的历史诗篇……

八、王丽：群星闪耀“一带一路”

王丽，法学博士，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 《“一带一路”列国人物传系》编委会主任。主编有《丝路明珠守门人：敦煌莫高窟5人传》《伟大史诗 铁血长歌》，著有《老爷车神奇之旅》。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一带一路”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正在以基础设施、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能源资源、人文交流等为载体和依托，在全球掀起互联互通的新势头。

以人物传记写作为己任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肩负“讲好‘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好故事”的使命和责任，这也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根本职责和任务。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指导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以赤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时代精神、为人立传的责任担当，在认真调研、周密谋划、精心组织基础上，决定倾注全力组织编写出版《“一带一路”列国人物传系》。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众多，代表性人物众多，为中外交好、民心相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众多。在这项浩大工程的策划、组织、执行过程中，有许多志士参加了传主的名单征集和审定，以及写作、翻译、编辑、审读、出版、筹资、联络等工作。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带一路”列国人物传系》共撰写了来自80个“一带一路”国别的1000余位在本国有影响力的人物。每种单卷本10万余字，邀请了知名画家为传主绘制肖像画。丛书面向读者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青少年、企业、事业单位、文化机构及“一带一路”建设者等。“传系”已入选《2017中小学图书馆(室)配备核心书目》，为全国各级教育装备管理部门配备图书发挥指导作用，为中小学图书馆(室)补充馆藏提供参考。人民网报道称：“此系列丛书将成为了解古今中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人物的工具书。”

当读者手捧《“一带一路”列国人物传系》时，一幅幅生动的人物肖像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独特画卷便呈现在眼前——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不曾相忘：张 骞出使西域到过的哈萨克斯坦、山高水长的好邻居巴基斯坦、双头鹰下横跨欧亚之国俄罗斯、菩提恒河保佑之国印度、首创法典之国伊拉克、沙漠之巅阿联酋、万湖 之国白俄罗斯、欧亚十字路口土耳其、流着奶和蜜之地以色列、欧洲粮仓乌克兰、亚平宁半岛上的文化巅峰意大利、玫瑰之国保加利亚、与灵魂对话的思辨之国德意 志、欧洲文化殿堂法兰西、郁金香之国荷兰、热情如火的西班牙、绅士国度英国，等等。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我们会领略丛林花园之国马来西亚、花园国度新加坡、千岛之国菲律宾、赤道翡翠之国印度尼西亚；沿澜沧江一路南下，我们不曾相忘澜湄泽润之国越南、千佛之国泰国、印度洋上的明星和钥匙毛里求斯、堆金积玉之国文莱、追求自由之国东帝汶、印度洋世外桃源马尔代夫、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上帝的后花园新西兰，等等。

此煌煌百卷“传系”讲述千余名各国人物故事，集数百位专家作家尽心挥毫，夜以继日……于是，各位读者得以读到这套活泼而不失厚重、有趣而不失学养的“一带一路”列国人物合传书卷。

孔子曰：“仁者，人也。”让各国的先贤智者的思想光辉，照亮我们探索人类未来的道路。

九、全展：异彩纷呈：传记文学研究70年

全展，荆楚理工学院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等。

70年来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特别是后一时期，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春天，异彩纷呈，美不胜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传记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国外传记文学研究与理论译介。

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成果，以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为代表，主要集中在基本理论研究。影响较大的文章，有朱东润《漫谈传记文学》、张羽《传记文学的真实性》、苏中《传记文学的“真实”》、井岩盾《真实和虚构——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等。此外，围绕《把一切献给党》《志愿军英雄传》《高玉宝》《雷锋的故事》《舞台生活四十年》等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图书评论。

改革开放41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标志性的巨大进展。80年代前期，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时俱进，文艺界迎来大解放。90年代，随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和国际传记文学学会的相继成立，传记文学研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一支实力雄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研究队伍，包括领军学者，中生代、新生代理论批评家，新人辈出。至此，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由微观趋向中观、宏观，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渐趋多元，研究成果丰硕喜人。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传记研究论著10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4000余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传记文学研究国际对话格局业已形成。

其主要实绩包括：第一，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和传记诗学的构建，前者主要成果有朱文华《传记通论》、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后者主要成果有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王成军《传记诗学》。

第二，文学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取得大规模的丰收效益，代表性成果如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

第三，作家作品研究全方位展开，专题研究著作蔚为大观，涉及古代传记文学、现当代传记文学、传记电影等，朱东润、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李健、叶志良、房福贤、朱旭晨、赵焕亭、廖一、郑尊仁等学者的成果受到学界关注与好评。

第四，外国传记文学翻译与研究取得较大成就，安德烈·莫洛亚《传记面面观》、艾伦·J·谢尔斯顿《传记》、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等，先后翻译出版，他山攻错。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以及唐岫敏、邹兰芳的专史研究，赵山奎的《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杨国政、袁雪生、曹蕾、梁庆标、李战子、许德金、焦小婷等的自传研究，成为域外传记研究引人注目的新收获。

十、梁庆标：学者传记：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底色”

梁庆标，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副研究员，《现代传记研究》（CSSCI）编委，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已主持完成国家课题两项，获省社科三等奖，发表论文30余篇，著述2部，研究领域为传记学、比较文学。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传记发轫于“五四”时期，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起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转化，如今基本上汇入了世界传记洪流，大致保持了同步发展的势头。据统计，仅1984-1990年6年中出版的传记数量就超出1949-1983年这34年，而90年代以来，每年传记出版的数量保守估计在6000种以上，发展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记佳作和传记大家，不过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传记写作中所发挥的重要引领、推动作用，或者可以称之为“传记的学者化”现象——即传记家为专业学者而非作家或一般的传记写手。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这与中国高等教育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事 实上就西方而言，在现代传记的发展中，学者们就贡献了不少精品佳作，如霍尔罗伊德的《斯特雷奇传》、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马钱德的《拜伦传》、艾 尔曼的《乔伊斯传》、皮埃尔-甘的《普鲁斯特传》、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施塔赫的《卡夫卡传》，等等。与昙花一现的流行传记不同，他们为严肃传记赢得了声誉，泽被深远。

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及人格培养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身为知识分子，其实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早 期传记倡导者与身体力行者，大都是知名学者，如梁启超、胡适、朱东润、林语堂、李长之、李健吾、吴晗等，他们吸收了西方传记的滋养，在传主选择、传记体 式、叙事方式、伦理情感、理论建构等方面都进行了拓展，将学者本性的严谨与诗性的灵动融汇在一起，试图使传记既厚重可信又生动可读，基本奠定了现代传记的 格局，或者说呈现了现代传记中最恒定、最坚实的一类。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传统又得以承续，并被继续发扬光大，依然构成当代传记的坚实支柱，也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传记成就的重要参照。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匡亚明主编的系列传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个人传记则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及“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包括《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董健的《田汉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吴福辉的《沙汀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余斌的《张爱玲传》、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等等。

在当前躁进虚华的社会语境和精神生态中，学者写传这一现象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主要源于此类作品的“智性品质”与“精神厚度”。这些学者基本上是传主的研究者，他们学术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投身于某位传主的世界，因此对传主几乎了如指掌，莫逆于心，在人生观念和精神品格上都试图达到相互“契合”的境地，传记凝聚了其研究精华，因而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水平，是提升民众智性的重要媒介。这类传记又与枯燥的纯学术研究不同，它们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维护了传记的清誉；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如霍姆斯所言，推动的正是传记家、传主与读者的“握手”，其人性塑造力量不可低估。

传记家皮姆洛特认为，在当下这一传记的“黄金时代”，“传记的地位依然令人不安”。因此，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趋势下，肯定和发扬学者传记的严谨精神、人性深度和独立品格更显得迫切。中国传记精神要“薪火相传”，中国传记要赢得世界声誉，端赖于这类传记中的更多佳作，它们是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