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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葆元:佩印履信

来源:齐鲁晚报 | 孙葆元  2019年10月16日09:32

印章是独特的中国文化。文房四宝,我以为还应该加上一宝,就是印。印的文化内涵绝不是区区的一枚方章,印章是它的形制,从内涵上说,印是社会信誉的标志。明朝人甘旸写了一部论印的书《印章集说》,说“上古作印以昭信也”,一语阐明了印章的社会意义。这句话对于解读中国印的文化精神十分重要,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尚在上古,印就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上古是个什么概念呢?《竹书纪年》有记,“昔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玺章就是帝王之印。《周书》记载“汤克夏,取玺书置座右”,是说商汤王灭了夏桀之后,把他的印玺放置在座位之上。那是公元前16至11世纪,印就在中国的文化中出现了。第二层意思是说,印是诚信的符号,持印示信是维护社会秩序最根本的治理措施。这个理念越过商朝771年到春秋,历经千年岁月,被孔子概括为仁、义、理、智、信。这是稳定社会的五块基石。信守是情操和理念上的东西,不具形态,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是赋理念于形态,印就是信誉的物证。

诚信是文化的原点。文房藏印,不是雅趣与炫耀,而是将一种思想承诺置于“座右”,这是两千年的文化传承。

最初的印不是藏而是佩的,古代有“印绶”之说。“绶”是系印的丝带。秦汉之际,印上有钮,绶带穿钮而过佩戴于身,因此印的计量单位是“钮”。它既是信物也是饰物,有“佩之以绶”之规,就演变出无穷无尽的印绶美学。秦汉之印都是姓名印抑或官职印,极其严肃。佩印是人格的彰显,言而无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试想那个时代,人们何其单纯,以佩饰昭示人格,连不得佩饰的人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欠缺。电影《三笑》里有一个细节,不懂印章文化的人很难看懂。唐伯虎三戏秋香,自称是唐寅。秋香当然不相信,你这个无赖空口白牙,说自己是唐寅就唐寅了?这时唐伯虎摘下随身佩戴的印绶递给秋香,说了一句“真唐假唐,请看印上”,才使秋香放心。这就是印绶在古代的作用。

在印绶上作假大概始于《水浒》中的吴用,为了营救陷在江州城里的宋江,他在梁山泊唆使济州秀才萧让模仿蔡体做假书信,又让同城金石家金大坚伪造印鉴,从此假印之风猖行。军事上的兵不厌诈却成了社会生活里的诈骗伎俩。这是文化符号的被利用,绝不是一种文化的本质。

外国人不使用个人印鉴,他们的个人信用凭证是签字。因此外国人没有琳琅满目的印章文化。欧洲的印章多用于邮件、政府告示等方面,不具备鉴赏价值。亚洲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均使用印章,如日本、韩国、朝鲜、南亚诸国。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佩印已经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信誉。信誉评价转向更多样复杂的考评。

然而,以印为信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操守,治印是博大精深的中国艺术。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召开,会徽就是一枚“京”字图印。无论内涵与形式都意味深长,彰显的是中国信誉。

我的案上搁着几枚印章,有名章、闲章、藏书章,都是朋友友情制赠。一位叫王卫国的朋友是厨艺极高的厨师,与我交往,执意要为我刻一枚印章。起初我没往心里去,心想,你把萝卜刻好就行了,给我刻什么印章?他几次恳请,把我的笔名搞准确,不日送给我一枚石章。一看刀法,颇有汉印风范,刀刀精湛,刀法于心,诉诸指股。金石家说,制印之要,皆以笔势婉转、沉浮、去留为意,运刀大则股力宜重,小则指力宜轻,粗则宜沉,细则宜浮,曲则宜宛,而不失法度。一枚印章的精彩全在刀法。刀法如笔法,去一刀回一刀为反刀,去一刀又去一刀为复刀,刀贴印面行走为平刀,自下向上行刀为冲刀,刀刃若直下为切刀,留一刀若拙为留刀,刀刃埋入印文为埋刀,印章制好,故意作残为补刀。刀刀有意,或凿或镌或铸,工力在兹。王卫国听我论印,陆续又为我镌制了藏书章和名章。藏印如藏宝,印石琳琅,印文隽永,印以守诚,是做人做事的座右铭。

另一位为我治印的朋友是我的同学王荣。偶然相聚,提起以往,说起少年时代的书画事,犹记得彼此成绩。我说工作倥偬,已经放下经年。他说他仍在坚持,说着打开手机,翻出他的书画作品给我看,已是成绩烁然。他的印制得好,我随口就说,得闲时给我制一枚。他欣然答应。一晃多半年过去,我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一天接他的电话,说给我送印,才记起当时的随意之语。王荣制印,印面严谨舒展,文字疏密有度,恒裁自如,浑然天成,不愧大匠之作。

印绶以信,制印的艺术家均以诚信为铭,一言既出,践诺践行,不打诳语。这就是艺术的性格。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方方面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诚信。中华民族立于世、耀于世,就是靠着诚信精神的支撑,而印章就是诚信精神的有形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