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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是为寒露。

寒露时节，古代有佩插茱萸、登高祈福、饮宴求寿等习俗。古人认为，茱萸可以驱虫祛湿、逐风辟邪。直接佩戴在手臂和头上、磨碎放进香囊挂于胸前，都是他们给予茱萸的礼遇。

寒露之露，本身也是值得传诵的。

寒露未晞：李时珍珍惜的秋露

寒露，在古人诗作中，常被渲染成一个百花凋零、凄冷不堪的时节。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池上》算是代表，“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王昌龄的 “夕浦离觞意何已，草根寒露悲鸣虫”、王安石的“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等，还让寒露跟离情、愁绪、哀怨连在一起。

殊不知，寒露也是有温度的。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对露的解释是：“露者，阴气之液也，夜气着物而润泽于道傍也。”其性味“甘、平、无毒”。唐代医药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也说：“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令人延年不饥。”他还进一步说明：“百草头上秋露，未晞时收取，愈百疾，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泽。”明代医药学家虞抟也说，秋露“禀肃杀之气，宜煎润肺杀祟之药，及调疥癣虫癞诸散”。

寒露时节，正是“秋露繁时”。在古代医家眼里，露，真是好着呢，她是一剂良药，能延年益寿，消除疾病。

支撑这种观点的，还有古人记下的诸多故事。

南朝梁时学者吴均《续齐谐记》记载：司农邓绍，八月朝入华山，见一童子，以五采囊盛取柏叶下露珠满囊。绍问之。答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也。

东汉学者郭宪《洞冥记》记载：汉武帝时，有吉云国，出吉云草，食之不死。日照之，露皆五色。东方朔得玄、青、黄三露，各盛五合，以献于帝。赐群臣服之，病皆愈。朔曰：日初出处，露皆如饴。

《续齐谐记》和《洞冥记》被划入古代 “小说”一类，其所载内容是否确有其事，也许存疑，但露的治疗和保健作用是可信的。

李时珍还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特别提出了另外几种常见露的功效和用法：“柏叶上露，菖蒲上露，并能明目，旦旦洗之；韭叶上露，去白癜风，旦旦涂之；凌霄花上露，入目损目。”这里，除了凌霄花上的露要慎用以外，其他几种都有奇效。他说可在“八月朔日”收取百草上的秋露，“摩墨点太阳穴，止头痛，点膏肓穴，治劳瘵，谓之天灸”，用露水沾墨汁来治病，真是新奇有趣，就像古罗马时代颇为流行的处方开头上写的话一样：“喝下一罐新鲜的露水”，令人眉目间都要溢出笑来。

是的，喝下一罐新鲜的露水，仿佛一份快乐的邀请，要我们过和大自然一样健康、清新、简朴、真实的生活。这本为阴液的露水，又因为附着在花叶之上，得了花叶之清气，故能养阴扶阳、滋肝益肾、去诸径之火、排诸处之毒。适量饮用和涂抹露水，可以美容润肤亮颜，这也与陈藏器所说一致：“百花之露，令人好颜色。”

对于露，李时珍格外珍惜，在《本草纲目》中，他除了单列“露水”条目，还单列了“甘露”条目：“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膏、酒、浆之名。”“秋露造酒最清冽”，秋天的露用来酿酒，是最香冽可口的。

当然，这些文献中记載的露并不全是秋露，但是，露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她晶莹透彻、宛如清扬，令寒露时节光彩照人。寒露，哪里还有那些诗词中体现出的“寒意”呢？

此时此刻，我也想趁露寒未霜时，择俊逸清雅地，集晨露拥清风，静候绚美之光。

茱萸沾露：茱萸为何号“仙丹”

茱萸，和着寒露而来。

“万物庆西成，茱萸独擅名。房排红结小，香透夹衣轻。宿露沾犹重，朝阳照更明。长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徐铉用《茱萸诗》道出茱萸风味。北宋医药学家苏颂也把茱萸细致描绘：“木高丈余，皮青绿色。叶似椿而阔厚，紫色。三月开红紫细花，七月、八月结实似椒子，嫩时微黄，至熟则深紫。”李时珍继续补充：“枝柔而肥，叶长而皱，其实结于梢头，累累成簇而无核。”气味芳香的茱萸，以绿树红花的经典姿态，携着如同花椒子般圆润繁累的果实，灵动在风中。

茱萸又叫吴茱萸、吴萸，陈藏器说：“茱萸南北总有，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有吴之名也。”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都要向强邻楚国进贡。有一年，吴国使者将特产“吴萸”药材献给楚王。楚王看不起这土生土长之物，认为被戏弄，不容吴使解释，就令人将他赶出宫去。楚王身边有位姓朱的大夫，将吴使接回家了解详情。吴使说：“吴萸是吴国上等药材，有温中止痛、降逆止吐之功，因素闻楚王有胃寒腹痛之痼疾，故献之，谁知……”朱大夫明白了，忙好言劝慰，并将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王旧病复发，腹痛如刀绞，群医束手无策。朱大夫见机忙将吴萸煎熬，献给楚王服下。药到病除。楚王大喜，重赏朱大夫，询问药名。朱大夫便将吴使献药之事叙述。楚王忙派人携礼向吴王道歉，并命国人广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吐泻腹痛患者遍布各地，幸有吴萸挽救性命。大家感念朱大夫，把“朱”加进药名，称“吴朱萸”“朱萸”，后又取药草之意，在“朱”上加草字头，成“茱萸”。而且，人们还觉得茱萸好看又有救人仙力，还送了她一个“吴仙丹”的雅号。

不过，茱萸须经专业炮制后才能使用，且不能多食。作为芸香科植物，性味温辛的茱萸有毒。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说茱萸“陈久者良，闭口者有毒，多食伤神，令人起伏气，咽喉不通”。李时珍也说茱萸会“走火动气，昏目发疮”。临床上有内服30克即引起中毒的案例。中毒者约3至6小时发病，症状为剧烈腹痛、腹泻、视力障碍、产生错觉、毛发脱落等。轻者停药后症状会慢慢消失，重者则必须对症治疗。在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茱萸被列为中品，“中品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可遏病补虚羸”。

毒性，也助长了茱萸消灾辟邪的说法，茱萸由此又得“辟邪翁”之名号。《续齐谐记》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一天，汝南（现河南驻马店汝南县）方士费长房对他的徒弟桓景说，九月初九你家会有大灾难，你要让家人各自做好彩色袋子，里面装上吴茱萸，到九月初九时，将吴茱萸袋缠在手臂上，登到高山上，饮下菊花酒，这个灾祸方可破解。跟随费长房学道多年的桓景深信不疑，一家人便在九月初九这天清晨遵嘱而行。傍晚回到家，发现鸡犬牛羊都已逝去。全家人感慨万千，茱萸的神奇也深深印入大家脑海中。

大约从汉代开始，人们就爱在寒露时节佩插茱萸，祈福求吉，西汉文学家、淮南王刘安撰写的有关物理、化学的文献《淮南万毕术》说：“井上宜种茱萸，叶落井中，人饮其水，无瘟疫。悬其子于屋，辟鬼魅。”晋代更是风行这样的习俗。宋元之后，佩插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民国以后，茱萸风俗基本消失。

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在寒露时节把茱萸称颂。在现代，她还可以制成简便易行的方子，治疗一些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把她的果实研成粉末，加适量白醋调匀，于夜晚睡觉前，敷于两只脚的脚心，用干净的棉布包裹固定，次日取下，连敷数日，超出正常标准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会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

平衡与和谐，仍欢愉如常。

登高怀人：登高远望思王维

重阳登高是国人的传统，因每年的重阳都在寒露节前后，所以也被人称为寒露登高。

真正让登高和茱萸变得耳熟能详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家居蒲州，在函谷关与华山之东，因此题称“忆山东兄弟”。写这首诗时他只有17岁，大概正在长安谋取功名。这个才华早显的少年用质朴、纯实、清澈的语言将对亲人的想念写成的诗，击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千百年来，作客他乡的人只要读到这首诗，都会产生潸然泪下的冲动。故乡何在？亲人安好？归乡之路，有多么遥远？思念之情，该如何安放？

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这让王维崭露头角的吴仙丹，慢慢地把自己的仙味传输至他的心灵。早年的他，也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开创一番大事业，但变化无常的政局让他逐渐沉下心来。40多岁时，他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那山水皆美之处修建了一所别墅，修习佛学，修养身心，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精通诗歌、音乐、书画的他，在此期间的表达，都渐渐清冷幽邃，远离世俗之气，充满深远禅意。空灵、清渺、静雅的仙味如期而至。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长安被叛军攻陷，王维被捕后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王维被下狱，交付有司审讯，按理当斩，但因他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他做刑部侍郎的胞弟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他得到宽大处理，被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

凝碧池是唐代洛阳禁苑中池名，据唐代学者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天宝十五年，安禄山抓获梨园弟子数百人，让他们在凝碧池演奏，并不准他们悲伤流泪，言有泪者即斩，但梨园弟子悲不能已。一位叫雷海清的乐工，怒而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安禄山手下便将雷海清肢解示众。王维当时被拘在菩提寺中，听闻此事，写下《凝碧池》一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之后，王维的心境更加淡远。他的很多作品，被人评价为具有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诗人陶渊明之遗风。作为半隐者，王维是在向也是40多岁就全隐的前辈致敬么？隐者之间，常常有相通的恋恋情怀。离世之前，王维的处理，也颇显格调，上元二年（761年），他作书向亲友辞别后，安然离去。

茱萸的翩翩仙气，照拂了王维的一生。每当人们寒露登高望远之时，仍然会情不自禁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