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我问候北京的朋友们” ——巴金与朋友书札中的北京记忆
来源：北京青年报 | 周立民 2019年10月11日09:06
两张老舍邀请巴金吃饭的便条
1996年10月14日，杭州西子宾馆，北京来的朋友姜德明问巴金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巴老回答：“替我问候北京的朋友们。”他已93岁高龄，不能再去北京，可是，心里却惦记着“北京的朋友们”。那是一个个亲切而又生动的面孔：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冰心、沈从文、李健吾、夏衍、老舍、冯至、曹禺、何其芳、臧克家、卞之琳、汝龙、顾均正、王仰晨、黎丁、陈荒煤……巴金的人缘好，朋友圈很大，那些在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大都在这里，我们一口气是报不完的。一个甲子的时间中，巴金无数次来北京，在他的北京（北平）记忆里，朋友无疑占有重要位置。
不能来北京的日子，他与朋友们鱼雁往来，用文字表情达意。年过九十，他们还在通信。1997年6月11日，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短简：“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斗转星移，如今，那一代人的背影渐渐远去。然而，9月25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巴金故居共同主办的“温暖的友情——巴金与朋友往来手札展”的现场，欣赏一封封书信，看到他们相互间亲切的称呼、深情的问候，我仿佛听到他们重逢的笑声，言谈的热情，争论的执著。巴老不能再来北京，就让我们安排一场特殊的“聚会”，用书信展的方式让他们在此相聚，共温北京记忆。而我们，则从这些书信中感受到那么多友情的温暖……
有一种牵挂叫清晨三时给你写信
李健吾先生的字龙飞凤舞，字如其人，他是一个激情澎湃、热情似火的人。朋友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朋友的欢乐会带给他更大的欢乐。给巴金的一封长信，是他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眠而起来写的：
老巴：
昨夜采臣来，欢谈许久。他告诉我，有关你的最新的大致情况。我兴奋之余，不能入眠，吃了安眠药，还是在清晨三时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他从及人兄那里来，告诉我，入春以来，他的慢性气管炎已好，及人要和他一道来告诉我这个好讯，还是让采臣劝住了。陪他来的，是我一点也不晓得的这么多年就在北京的绍弥——宗融的儿子，这也使我高兴。
但是最愉快的，还是你的问题终于到了解决的阶段了。楼上图书室已经打开。钱的事也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粉碎“四人帮”，我们头上的天终于晴朗了……（《李健吾书信集》第49-5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这封信写于1977年4月26日，正是他们经过浩劫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日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信中的采臣，是巴金的弟弟，是一位出版人；及人，是翻译契诃夫小说而闻名的汝龙；绍弥，是他们共同的友人作家马宗融、罗淑夫妇的儿子。
古人曾有“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诗句，音信问候，竹报平安，亲友间藉此维系情感的传递。这封信令人感动的是，听到巴金封存的书房开启、存款得以发还的消息，李健吾按捺不住，连安眠药都失效了，以致在凌晨三点起来写信。人的一生中会经历种种风雨，也会有各种收获，然而，最可宝贵的、让内心最为富有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惦念和牵挂吗？想千里之外，还有一位朋友如此牵挂你，再大的风再大的雨，又算得了什么？巴金在回信中说，他要把这种友情一直“带到坟墓里去”：“你三四点钟就起来给我写信，而且又去把消息告诉克家，你比我自己还激动，这说明你的关心。我感谢你的友情。在困难的时候才看到真心。我已习惯于沉默，习惯于冷静，但是我要把我对朋友们的感激的心情带到坟墓里去。”（1977年5月14日致李健吾信，《巴金全集》第23卷第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李健吾的牵挂不是一时一地，1974年，他听说巴金家添了外孙女，而巴金的存款还封存时，就坐不住了。他联络汝龙等老朋友凑钱给巴金，并让女儿两次给巴金送去，以解燃眉之急。那时很多人不敢登巴金的家门，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带去叁佰元，你如若不留下，我就生气了。这先能帮你买药，操操外孙女的心。”（1975年9月14日致巴金，《李健吾书信集》第42页）几年后，巴金在病房里含着泪跟李健吾的女儿重提这“雪中送炭”的情谊，得知李健吾去世后，他一个晚上想的都是李健吾的事情，他称赞这个人有“黄金般的心”。友情是雪中送炭，也可能是和而不同。李健吾所写的巴金《爱情的三部曲》的评论，巴金不同意李健吾的观点，写文章反驳，多少年来，他们争论的文章作为附录一直随着《爱情的三部曲》在印行。彼此坦诚相待，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
1977年之后，巴金重来北京开会、访友，兴奋之余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再也见不到了。那是老舍：“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他们夫妇便带我到东安市场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怀念老舍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这次展览中，有两张老舍邀请巴金吃饭的便条，写于1950年代初。一张是老舍、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等几位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联署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瑶卿老人等，务请赏光！”这算正式宴请。另外一张是巴金说的“吃小馆”：“会后我预备上琉璃厂，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们可顺手吃小馆。”当时的东安市场（后改名东风市场）、琉璃厂都是巴金等文人流连之地，约三五好友在那里买书、买文具或其他的小东西，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
在晚年所写的《怀念曹禺》中，巴金念念不忘的是与朋友们一起在北京和上海逛街的幸福时光：“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怀念曹禺》，《再思录》第120-123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曹禺的记忆也离不开三座门大街，那是他的《雷雨》和戏剧之梦起飞的地方，也是他与巴金结交的开始：“我怀念北平的三座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现在我八十了，提起这初出茅庐的事，我感动不已。”（曹禺1990年10月3日致巴金信，《没有说完的话》第383-384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或许，到了白发苍苍的一天，我们才会体味到，陪伴我们最珍贵的，不是房子、车子、金钱、地位、名声，而是青年时代的记忆，是大家从青春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到了一个城市，有几位知心的朋友“照例”跟您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
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
每次到北京，只要有时间，巴金必然会到沈从文的家。从沈从文新婚时达子营的家，到后来的东堂子胡同、小羊宜宾胡同，以至在崇文门西大街的沈家，他都去过。
1933年，沈从文结婚，巴金南下，未能赶上婚礼。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拎着一个藤包来到府右街达子营沈家，沈从文把自己的书房让给巴金住：
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静，我住得很舒适。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怀念从文》，《再思录》第20-23页）
沈从文在当时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带着欢喜的口气说：“我们有小书房一，还希望有一常客住下！朋友巴金，住到这里便有了一个多月，还不放他走的。他人也很好，性格极可爱。”（1933年11月13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9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从此，巴金与沈从文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沈家的孩子都记得，抗战时期在呈贡，“巴老伯”经常上门。半个多世纪，两个人的命运起起伏伏，友谊没有起伏。1949年，沈从文因精神苦闷而自杀，巴金登门安慰。1972年，音信中断六七年，巴金收到沈从文问候的长信。当时巴金的妻子萧珊重病在身，家里也门庭冷落，沈从文那如往昔一样用潇洒的小楷写来的五页长信，给这个家带来很多温暖。巴金写道：“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怀念从文》，《再思录》第35页）
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即便是写信都不太方便的时候。1984年2月9日，沈从文大病后所写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巴金的，他叙述了自己的近况和家里的情况，并说：“我左手失灵右手还得用，十个月来却是第一次写这个信，潦草处见意而已，想能原谅。北京今年久旱，因已快一年未下楼，感觉不到窗外在零下十二度是何情形。身体真正转机，想一切得看三月春来以后。希望彼此保重，并祝府中长幼安好。”张兆和附笔说：“巴金兄：谢谢你在病中寄来的信和剪报，令我深深感动，从文看后哭了。我们万分珍重你的友情，希望你保重，今年能够见面。”
在这次展览的书信中，这样温暖的细节很多很多，读来常常令人热泪盈眶。徘徊场中，我默默地在想，是什么让这样的友谊在时间的淘洗中永不褪色？巴金在抗战最艰难的年代，用毛笔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给我很多启示和教益：
我很高兴为几个熟朋友印书，也希望因此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别人讲什么。现在有许多人爱说个人努力是无用的，要等大家觉悟，但等来等去，连自己也糊涂了。说好话的人太多，而做好事的人太少。这是目前的一个不好现象。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我极赞成，也盼你认真做去。（1942年6月4日致沈从文，《巴金全集》第24卷第94-95页）
“埋头做事”，两个人都是这么主张的。沈从文也十分欣赏这样的人， 1942年他在《文学运动的重造》一文中，特意称赞巴金等人“在艰苦寂寞生活中从事写作”：“既有读者，似乎作者所有人生理想，还可望从作品得到传递机会。因此职业作家中少壮分子，更有不少对文学抱了一种远大憧憬，心怀宏愿与坚信，来在艰苦寂寞生活中从事写作的。非职业作家，更有不少人近中年，尚充满试验兴趣，在个人所信所守观点上，来继续拿笔的。前者举例如茅盾，丁玲，巴金，施蛰存，李健吾，曹禺……后者举例如鲁迅，徐志摩，佩弦，西林，废名……这些作者的眼光，当然不在随同流行趣味制造商品，可是却因为作品可用商品方式分配，引起读者的爱好与敬重，方有许多优秀示范作品产生。”（《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91页）我突然明白了：友谊，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还是一种信念，大家共同坚持的信念。在巴金的朋友圈里，那么多朋友，出身、地位、性格、兴趣，每个人都不同，然而，他们能够聚到一起，保持终生的友谊，并用自己的才华书写了一段光辉灿烂的文学史，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共同的人生信念和理想追求。有了这根牢固的线，任风吹雨打，散了他们也会重新聚在一起。这些优秀的人啊，他们的行为和信念，也必将铸就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之魂，给后人以不尽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