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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寻找鲁迅研究的迁流

来源:《名作欣赏》 | 张克  2019年10月10日09:26

以“2049年的鲁迅研究”为题笔谈,由头还得追溯到同辈学人2015年10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的首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二十余人的工作坊了无禁忌,紧张高效,午休都不许,只准思考、诘问,以至于姜异新发出“学术集中营”的感慨时,众人都连呼传神。会后不久,有机会请教傅书华先生,他也颇为赞许一干人等认真的劲头。兴之所至,率而相约:何妨以“2049年的鲁迅研究”为题,“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现在看来,我们分明低估了这题目的分量,一年来倡议者不免为笔谈稿件搔首延伫,倒不是担心良朋悠邈,而是着实体味到了,通往“2049年的鲁迅研究”,这次第,怎一个“兴”字了得?

选择2049作为想象鲁迅研究未来形态的特定时间节点,自然有呼应“新中国”自1949年伊始的考虑。老实说,我希冀中的“2049”,色彩上是偏平和的暖色调的,和“1789”(法国大革命),“1917”(十月革命)之类的不同,也和“1911”(辛亥革命)不同,当然最不愿意的是和奥威尔笔下的“1984”之类的有太多牵连。“2049”,在我的臆想里,是希望和鲁迅《灯下漫笔》里提到的“第三样时代”相勾连的,这自然反映了自己的肤浅和一厢情愿,然而这的确是我愿意的。

如果说在对“2049”的想象中暴露的是自己的幼稚——其底色或许是柔弱与善良,那么得承认,在阅读乃至自诩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我则无可避免地走过了懵懂的单纯,也习得了一些所谓研究的经验。这里无意就鲁迅研究的诸多细节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就把自己对“2049”的想象当作是多年阅读鲁迅过程中的“绘事后素”吧。事实上近来愈发觉察,关于鲁迅,在常为人称道的深刻之上,他提出的“第三样时代”“理想的人性”之类的命题更具源发性的意义。

当然,鲁迅与中国思想文化资源的纠缠还是学人更谙熟的。深具反省精神的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自己的写作,因“看过许多旧书”,“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魂魄,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我疑心这依然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摆动图形。在对现实权力世界剖析时,韩非的“法、术、势”,在沉入精神世界徜徉时,庄周的“逍遥”“齐物”,依然是最重要乃至规定性的思想资源。以古绳今,鲁迅以现代语汇所做的表述,诸如“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其真意恐怕依然是“这些古老的魂魄”导致的“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要紧的是需要辨析鲁迅的“峻急”和韩非的“峻急”有何异同,鲁迅的“随便”和庄周的“随便”何以区分。吊诡的是,越想凸显鲁迅的现代,就越会看到他身上深重的古意;而相反,刻意去张扬他的古风遗韵,又不得不肃然于他对传统的激烈抗拒和挣扎。他是一个旋涡,情思的内在振荡使得进入他精神世界的人常不免迷茫。我对能坦承这种迷茫的研究者常心怀敬意。竹内好写《鲁迅》一书时说他难以理解《故事新编》,我直觉这真诚里蕴含着很多可思考的问题,现在仍未有稳妥的解决。这和并非鲜见的颂圣心态的研究自是不同,更遑论那些等而下之的政治、学术投机一路的货色。不过,事实的真相倒是:即使到2049,鲁迅研究的生态怕是未必会有根本的改变。这或许会令人沮丧,但其实也事出有因,思想文化世界里的博弈应得到尊重,当下围绕着鲁迅的义理、考据、辞章里,自有源流的各色文化传统对鲁迅精神的借径、涂抹、改写、质疑等,更宜以平常心待之,“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的心态并不可取。鲁迅本身的生命体验也提醒我们,峻急的过客势必会迅速抵达至行走的边界,若没有坚韧、审慎的节制,以生命的“随便”、纵意恐怕也只能抵挡一阵,虚无主义的吞食终究会逼近、笼罩,以生命哲学的决绝不顾一切,让生与死在临界状态对撞、摩擦成别样的大欢喜。这是艺术的狂欢,同样何尝不是精神的绝望。将鲁迅笼而统之地打扮成“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之人加以膜拜固不可取,以艺术的名义沉浸、把玩其精神世界的临界状态,最好也能有些“察渊者不祥”的意识。

这其实涉及近来鲁迅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些动向。略而言之,以鲁迅为问题(媒介)的研究正在暗暗积聚能量。所谓以鲁迅为问题(媒介),是区别于以鲁迅本身为目的的研究。它更强调鲁迅之于中国的问题性,发掘他特有的情感、价值偏爱和思致折射的中国问题,而非将其定于一尊加以圣化,实则是把着眼点瞄准在“鲁迅与中国”的“与”上。王富仁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曾言及,鲁迅研究无非两个问题,“我们怎么看鲁迅”和“鲁迅怎么看我们”。我的理解,“我们怎么看鲁迅”的“我们”毕竟各色人等,其眼光、思维、偏爱各有根由;“看鲁迅”难免不走形,有人看到“硬骨头”“刀笔吏”,也有人看到“慈悲”、牺牲。“我们怎么看鲁迅”实则是以有一个统一甚至崇高的“鲁迅”为预设的,所以对这一终极鲁迅的争夺就成为“我们怎样看鲁迅”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围绕鲁迅的风波,势所必至。问题是,“我们”已经不仅仅有鲁迅这一个精神资源,“我们怎么看鲁迅”可以是更强调“我们”的主体性、多样性,也可以是更强调“鲁迅”的恒定性、内在规定性。可见,“我们怎么看鲁迅”其实是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的。对这一内在矛盾,王先生的落脚点是“鲁迅怎么看我们”,这其实是他前些年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变体。不难看出,他呵护的、愿意更多学人习得的是鲁迅那样的眼光。这恐怕也正是从事鲁迅研究的一代代学人首先要继承的,即鲁迅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正来自于鲁迅对我们巨大的压力,或者说我们需主动接受它的塑造、浸润。但“我们”毕竟不同于鲁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思想,更内在的是隐秘的生命体验。当“我们”不是从人生相似的情感体验与鲁迅相遇,而是仅仅从各类思想的命题、论断中揣摩、汲取他的智慧,难免不走样,难免失去了生命的体味甚至会现出做戏的虚伪。

加之,鲁迅的文章、思致每每有着内在的反讽性,各种具体的“文化偏至论”在字句、文脉、语境构成的场域中有其特定的意蕴,细思则每每有自我反讽的浓重意味。所谓反讽性,其实根子在于生命本身的辩证法——“自否定”是它的运动轨迹,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自我是它的精义。以鲁迅为问题(媒介)的研究就是正视鲁迅的“反讽”性的结果。尼采曾以动物为喻说精神需要三变,先要成为承受重担的骆驼,再变为有力量说不的狮子,最后才能成为自由创造的婴孩。我们的鲁迅研究,若以“骆驼”、“狮子”、“婴孩”为分类的依据,恐怕还是貌似“骆驼”的居多吧。我说“貌似骆驼”,是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醒我们还存在着另外三种精神的变形——“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只要承认,即使到2049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三种精神的变形,在关于鲁迅的各种言语中一定仍会所在多有。那么,在寻找鲁迅研究的迁流时,就得思考:“骆驼”如何变成“狮子”乃至“婴孩”?

柄谷行人在近著《世界史的构造》中提出了他的“跨越性批判”的方法,“从康德入手阅读马克思,或者从马克思入手阅读康德,毋宁说是透过一前一后的两位思想家来阅读中间的黑格尔。就是说,这将意味着对黑格尔予以重新的批判”。在我看来,这种“跨越性批判”也并不神秘,就是以思想家为问题(媒介)的研究方法,努力以不同思想家的眼光去审视另外一位思想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思想的相互对比中互为映照、互相批判,寻找更高的综合、创造,这不恰恰符合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变”吗?

现在,走过百年的鲁迅研究也亟需这种精神的三变。某种程度上,若不经过“精神的三变”,又如何能“回到鲁迅那里去”呢?甚至,真的“回到鲁迅那里去”,以鲁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并不能直接解决我们如何看世界的问题。相反,竹内好曾感慨过鲁迅作为“中国文学的影子”,只有破除才能新生。我们刻意模仿起鲁迅看待世界的方式,躲在鲁迅的身后,难免不现出“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我当然明白,鲁迅的眼光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本质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这对于认真的研究者而言,感慨之余,是否可继续思考,鲁迅的眼光,对权力世界的剖析,和中国的法家以权力的唯一视角峻急地分解世界的方式又有何异同?理解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资本可谓三个重要的维度,鲁迅痛苦地思索改造“国民性”问题,概而言之思索的重点可以说偏重在“民族”一维,他对“国家”“资本”的思索就显得不够深透,虽然真挚的或热爱或厌恶的情感自不待言。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现代中国的看法在极具穿透力的同时又有其盲点,这一结论看似冒犯,实则应是打破某种禁忌之后的常识。

我理想中的2049年的鲁迅研究,就是要努力走上“骆驼”“狮子”“婴孩”这样“精神的三变”,即在变动的中国当下,自我与鲁迅不断对话。这不是反身而诚即可“回到鲁迅那里去”,这是以鲁迅为问题(媒介),经由与鲁迅的对话、论争来思索中国的问题。《周易·系辞下》有言:“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中国的智慧和告诫,期待2049年的鲁迅研究,认真继承,更勉力超越、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