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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澄衷学堂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胡志金  2019年09月25日07:13

竺可桢

1905年秋,15岁的竺可桢从绍兴东关镇毓菁学堂毕业,考入闻名沪上的新式学堂——澄衷学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成为胡适的同班同学。

离开僻远闭塞的故乡小镇,来到上海这个八面来风的时尚之都,少年竺可桢闪着惊异的眼光,感受这个世界的斑斓与新奇。澄衷学堂地处黄浦江畔,是宁波帮先驱叶澄衷捐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班级授课制学校,其创校初衷为“俾无力从师者,皆得就学焉”。但随着学校知名度的提升,一些富家子弟亦纷纷加入,他们衣着光鲜,举止骄矜,而来自异乡,家境贫寒的竺可桢,粗衣布履,满口方音,加之英语较差,在班上毫不起眼。但他并不悲观、气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暗中发誓要勤奋攻读,不负师长、父母之厚望。他在床头贴着一张“醒来即起”的小纸条,用来激励自己。每天晨曦初露,他便悄然起床,来到操场锻炼身体,然后去教室朗读英语、国文,无论是赤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长此以往,从未间断。天道酬勤,他的成绩稳步上升。1907年6月,清廷大员、新任粤督岑春煊宫保莅临澄衷学堂视察,设奖章奖励优秀学员,由校长依据考试成绩察核,“先尽最优等前列,又详核各科学平日功课分数,与各教员公同认可,然后给奖,以昭公允”(1907年6月3日《申报》),竺可桢以其勤奋刻苦的精神和出类拔萃的成绩赢得师生一致好评,获银章一枚,并被同学推为班长。

竺可桢比胡适晚半年入学,他们之间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竺可桢身材矮小,面黄肌瘦。一天傍晚,他在回寝室的路上边走边背英语单词,忽然背后传来一声同学的议论:“竺君如此瘦弱,又如此用功,一定活不过20岁!”他听了心里颇不是滋味,但还是忍住未加责问。晚上,他暗自思忖,自己虽然身体瘦小,但怎么会活不到20岁呢?为了完成学业,报效国家,一定要强身健体!从第二天起,他每天清晨坚持跑步、做操,身体渐渐强壮起来。这位预言他活不过20岁的同学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胡适(时名胡洪骍)。1910年9月,他俩作为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前往美国留学,不料在美国游轮“中国皇后”号甲板上邂逅。已过20岁的竺可桢一见胡适,忍不住调侃一番,岂知年轻好胜的胡适竟和竺可桢打起赌来,说若是竺可桢活过花甲,愿在其寿宴上当众磕三个响头。说完两人抚肩拍背,开怀大笑。远望横无际涯的湛蓝大海,近看船边涌起的滚滚浪花,他们心潮澎湃,逸兴遄飞。世事难料,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湾,亨年71岁,竺可桢最后活了84岁。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我十六岁到上海澄衷中学,同班胡洪骍是聪明人,说我不能活过二十岁。他以后改名胡适之,与我于1910年同船去美国。我今年已80,已经多活了三个20年矣。”(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第1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晚年他常对人说:“我能活到今天,还得感谢胡适之呢!”

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是科学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其科学救国思想的萌芽,与其在澄衷学堂所受教育不无关系。

竺可桢少年求学之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为了挽救颓败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实施“新政”,变法自强。一些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已蔚然成风。而上海正是新旧思想激荡,东西文化碰撞之地,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涌入,给求知若渴的少年竺可桢以巨大的心灵震撼。澄衷学堂是一所中西融合的新式私立学校,建校之初,晚清进士、学界巨擘刘树屏、蔡元培先后执掌学堂,他们开西学风气之先,将新式教育理念带入澄衷学堂。课程设置门类齐全、中西兼容。竺可桢入读时,已开设修身、国文、历史、理科、算术、地理、外文、画图、体操等学科。当时的澄衷学堂办学是比较开放的,教员既有宿学通儒,又有新学才俊;教材既有自编讲义,又有编译教材;教学既有课堂学习,又有课外活动。据胡适澄衷日记记载,当时学生自治性组织就有“自治会”“阅书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球会”“学艺会”等十余种,还有观摩外校“游艺会”“运动会”“化学游艺会”等课外活动。竺可桢勤奋好学,是学生自治组织及课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澄衷学堂新式的教学理念,开放的教学氛围,为竺可桢打开了西方科技之窗,培养了他浓厚的科学兴趣。在澄衷学堂就读期间,竺可桢还踊跃参加绍兴旅沪同乡团体的集会活动,聆听教育家蔡元培和科学启蒙先驱杜亚泉等著名同乡学者的演讲,在他们爱国思想的激励下,竺可桢渐渐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据竺可桢回忆:“我十五岁那年到上海进了澄衷学校,才知道有所谓革命和立宪的争论。在理论上我赞成排清灭满,应该站在孙中山这边的,但是我的立场是要向上爬,所以对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所做的文章却极欣赏。”(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追溯其思想形成的轨迹,大概与几位教育先贤的影响密不可分。当时的澄衷学堂有一些力主排满、思想激进的教师,如杨天骥、白毓昆、杨荫杭、蔡元康等。他们常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传播进步思想,宣扬民主革命。国文老师杨天骥,是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早期民主革命的鼓吹者。他提倡新学,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作为读本推介给学生,以传播新知,开启智识。史地教师白毓昆,是著名的爱国学者,早年在蔡元培的鼓动、感召下,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积极投身反清民主革命活动,后成为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老师。杨荫杭是著名女作家杨绛的父亲,在澄衷任教时就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后遭清政府通缉,被迫出国。蔡元康是蔡元培的堂弟,光复会、同盟会成员,在澄衷任教数学,兼教国文,常在学生中宣扬革命。在这些思想超拔、意志坚定的老师影响下,竺可桢赞同“排清灭满”的政治主张,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与此同时,竺可桢阅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刊》发表的《新民说》系列文章,此文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意在唤起知识青年“作新民”的觉悟,被黄遵宪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在此影响下,竺可桢的民族观念与爱国思想得以形成,求新进取意识越加强烈,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命激情。

竺可桢在澄衷学堂学习两年有余,比胡适多半年。但与胡适一样,他们都是澄衷学堂未毕业的学生,皆因与学校当局的冲突提前离开学校。在毕业前三个月,竺可桢所在班图画教员不按学科教学章程规定,只教授毛笔画,不教器物画,引起同学不满,担心日后与高等学堂功课不对接。于是公推郭传治和竺可桢为班长,代表全班同学请求校长蒋元庆予以解决。蒋校长起初答应每周教器物画二课时,以几何画代之,继而又改每周一课时授几何画,一课时仍授毛笔画。同学们觉得前后异词,难以理解,又推郭、竺二人询问其故,蒋校长对此颇为恼怒,严厉呵责,说他们“故意好事”,责令郭回家省过。竺可桢只得和同学们上书学校董事,请予调解,并停课等待答复。不料,校方午后忽然悬牌云:“东一斋学生无理要求,藉端挟制校长、堂董,劝诫竟不感悟,将扰事者一律开除,共十三人。”同学们愤愤不平,以罢课抗议,并多次与校长、堂董交涉,请求收回牌示,表示将禀请提学宪与江苏教育总会调查此事,还以公道。但此事还是以“违章哄闹尤甚”的十名同学被开除告终,竺可桢首当其冲。离开澄衷学堂前,竺可桢带领班上被开除同学拜谒校主叶公澄衷的神像,三次作揖,并为告词曰:“伤哉!学生去矣!学生屈已极矣!本校名誉亦扫地尽去矣!伤哉!先生死有灵乎!安知十年前之愿力、精力、财力,一旦破败于今之校长手也!学生感先生之德泽者,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无日不思保全本校名誉,恢张先生鸿业,以成先生之志,报先生之灵。乃自有今之校长无才无行,自利自私,锢人聪明,禁人言论,至欲挽回既败之名誉,于万一亦不可得。背先生志,隳先生名。学生不幸,本校大不幸,岂先生之幸哉?伤哉!学生不自惜,而为本校惜;不自哀,而为本校哀。先生死有灵乎!其将除恶务本,推陈图新,慎遴其人,畀以大任,异日本校之成立,必自今日之破坏即异日,本校成立之一大纪念也。伤哉!去矣!耿耿寸心,伏维神鉴。”(《澄衷学堂风潮始末记》,载于1907年10月18日《申报》)竺可桢最终带着深深的遗憾,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澄衷学堂,转入复旦公学学习,一年后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走上了一条科技报国之路。

竺可桢虽未毕业即离开澄衷学堂,但他对澄衷学堂的感情依然颇深。在他成名后的日记中,他多次提及澄衷学堂,念及澄衷的老师与同学。1936年3月28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接到母校澄衷学校请柬,请其为母校35周年校庆题纪念册,并莅临母校演讲。竺可桢欣然题写“百年树人”,以示纪念和感激。但时值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竺可桢无暇前往演讲。至1937年3月13日,已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为弥补过去之缺憾,从杭州乘火车至母校演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七点半即乘车往城站……余在车中将演说预备完成。十二点至北站。即有澄衷校长吴友孝(粹伦)在站相接,雇车至塘山路,八分钟即至澄衷。据吴君云,现有校舍尚系旧建者,惟添一图书馆及健身房。故余入校犹能忆卅年(前)之景象,如钟楼大教室一如昔日,大教室下有瞿鸿机、振贝子等光绪十六年所书字,至今一如昔。惟大楼前叶澄衷之像乃民十年所建者,去年卅五周年纪念又建一钟,则不甚雅观。一点至健身房演讲,梓传亦来。校中现有学生中学二百余人,小学千余人。到者均为初中学生。首由吴粹伦介绍,次余演讲《享受与服务》,讲约一小时,学生颇能领会。次由粹伦讲数分钟。余即别吴君,偕梓传赴其所办之中国工业炼气厂。……”(《竺可桢日记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日记中所提及的“梓传”,即竺可桢当年就读澄衷时的同班同学陈受昌,字梓传,时任中国工业炼气厂经理。竺可桢在演讲中以“兄弟”自称,亲切地说道:“兄弟在此读书,尚在清光绪的时候,所以今天可说,兄弟以光绪时的学生,对民国时的学生讲话;又因为兄弟是十九世纪所生的,所以也可说是以十九世纪的人,对二十世纪的人说话。并且我好像是一匹老马,负重致远,当然不及诸位的‘后生可畏’;但是中国向来有句话,说‘老马识途’,如果驾轻车,就熟路,终比后生之驹稳健一点,所以不妨来和诸位谈谈。”之后围绕“享受与服务”的主题,竺可桢鞭辟入里地剖析了中国人消极、退让、为己,只知享福、不肯劳动的国民性,表现为:一不肯作事,二不管事,三无进取心。语言通俗,举例翔实,对比深刻。当时的中国正处日寇侵略的危机之中,竺可桢一针见血地指出,依赖享福,不知服务,将给民族带来危险,号召大家一改前非,奋勉进取,方能恢复失地,国家隆盛。同学们听完,掌声不绝,群情振奋。不幸的是,竺可桢此次演讲五月之后,日军大举侵占上海,澄衷校园惨遭毁坏,被迫转移至租界借屋办学。同样为战乱中西迁流亡的浙大日夜操劳的竺可桢,也常常念及母校,多次在日记中流露出对母校的牵挂与担忧之情。他在1941年4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接吴友孝函,约于四月十六澄衷四十周成立纪念为母校作文。余于五年前卅五周纪念时曾在澄衷演讲,翌年“八一三”事起,澄衷迁入租界,校舍被毁,但学生尚有九百余人,亦可谓苦心孤诣矣。”抗战胜利后,澄衷学校面临复校重建的艰巨任务,百废待兴,困难重重。1945年10月23日,竺可桢满怀忧虑地写道:“老友董伯豪年五十九,须发皓白,且蓄长须,知沦陷时在沪时多。澄衷吴校长已去世。澄衷房屋全损失,复校不易。”1947年9月9日,他又写道:“董伯豪来。知上海澄衷中学之怀德堂及礼堂、校舍均已于日寇占据时被毁,惟余幼时之东一斋、西一斋教室宛然尚在。”此时,浙大已迁返杭州,竺可桢得知母校就读时教室犹在,颇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慰之感。

浙大西迁贵州时,有一则竺可桢营救澄衷校友的感人故事。浙大国文系学生何友谅系1935年澄衷学校初中部毕业生,与竺可桢同为澄衷校友。何友谅在澄衷就读期间,品学兼优,关心国事,思想进步。1938年考入浙大后,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后加入浙大进步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1939年初当选为社长。1942年1月,浙大学生发动了打倒孔祥熙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大为震惊,下令镇压,社长何友谅、社员王蕙等涉嫌共党分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先押往贵阳,后拘押在重庆巴县青木关五云山集中营,即所谓的“战时青年训练团”。竺可桢心里十分担忧这两个学生的安危,四处托人打听消息,筹谋营救之策。尤其对何友谅这个富有才华,志向远大的澄衷校友又多了一份牵挂。1942年5月,竺可桢设法去贵阳省党部探望何友谅、王蕙,因有人监督,时间过短,叙谈甚少,但见两人身体尚好,稍许安慰。1943年1月22日,他专程去见三民主义青年团头目康泽,为何友谅、王蕙寻求保释,但未果而别。第三天,他又至青年团所在地,托浙大史地系毕业研究生刘熊祥转交写给何友谅、王蕙的亲笔信及浙大毕业生捐助的六百元钱,给他们送去温暖和鼓励。5月29日,他到重庆办理公务,当天日记显示,他腹泻未愈,但还是特地在小湾车站下车,步行七八华里上五云山探望何友谅、王蕙。烈日炎炎,山路崎岖,竺可桢拖着疲弱的身躯,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爬行,汗流浃背地登上五云山。遗憾的是,竺可桢只见到王蕙,何友谅因逃狱被抓,受到严密监视,不允见客,令竺可桢甚为失望。下山途中,敌机轰鸣,警报拉响。他坐车到青木关,在车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人物加手铐者来”,油然念及狱中学生,不禁“为之泪下”。经竺可桢全力营救,王蕙最终获得保释。何友谅却惨遭杀害,年仅27岁。消息传来,竺可桢黯然泪下,痛心不已。多年以后,王蕙读到校长当年探望她的日记,感慨地说:“他不说自己在烈日与敌机威胁下为两个学生受惊受累,却记下他为青年学生受难而同情落泪。如此校长,岂不胜过父母!”为告慰死者英灵,并激励后人,在多位浙大学友、师长的呼吁、敦促下,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94年6月追认何友谅为革命烈士。竺可桢若九泉有知,也该有一丝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