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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匋刻鲁迅（白文）印 边款释文：先生三十八岁时以外祖家姓氏鲁，合迅行之迅成此名，见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先生是在1927年10月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的。因为当时鲁迅先生不再去大学讲课而专门从事写作,所以他对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等十分重视，尤其对书籍装帧设计非常关注，钱君匋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就是从书籍装帧开始的。

钱君匋第一次偶遇鲁迅，是他1927年刚进开明书店不久的一个午后。钱君匋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详细回忆：

1927年的一个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那时我正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初创的开明书店工作……那天鲁迅先生来开明访问章锡琛，上得楼来，第一脚踏进我们的办公室。我见他穿着浅灰色的长袍，唇上留着一小撮胡髭，气概非常温文庄重，有一种极可亲近的样子。他向着我问章锡琛在不在，我很恭敬地告诉他在里面的一间，话还没有说完，章锡琛听见鲁迅先生，连忙撇开座上客，三脚两步地从另一室迎了出来，招呼着让到里边去了。先在座的客人夏丏尊，为了计划出版书刊，正到开明来商量，于是鲁迅先生同时会见了他。鲁迅先生访问完毕，辞出时又通过我们的办公室，章锡琛就为我们一一介绍。其时我正好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见陌生人常现木讷之态。鲁迅先生转过身去，看见开明所出的新书，便随手拿起几本来，问这些书的装帧是谁的作品，这时我才战战兢兢地指着《寂寞的国》和《尘影》、《春日》这几种，说是我所作的。鲁迅先生看了又看，指着这种装帧诚恳地说：“不错，设计得很好，受了一些陶元庆的影响是不是？但颇有你自己的风格，努力下去，是不会错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品？给我看看。”我听了这番话，真是受宠若惊，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其实我当时所作的装帧还不成熟，更谈不上什么风格，这完全是鲁迅先生奖掖后进的话。我之所以把书籍装帧坚持到现在，鲁迅先生的这一番话，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二十岁时见到鲁迅先生的场景，深深地印刻在钱君匋的记忆版图上。这是钱君匋第一次与鲁迅先生零距离接触，感受到了鲁迅先生渊博的学养和平易近人的人格；何况作为文艺界一面旗帜的鲁迅，竟对钱君匋的作品有所褒奖，这让当时还是小职员的钱君匋对他的印象更深刻了。后来，钱君匋的同学陶元庆知道钱君匋与鲁迅有过不期而遇的缘分，便带着钱君匋去拜访鲁迅先生。陶元庆很早就认识鲁迅，早在1925年陶元庆于北京举办个人西洋画展览会时，鲁迅就为展览会写了《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的序，称赞陶元庆作品中“固有的东方情调”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期许小老乡陶元庆“将来，还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陶元庆才能带钱君匋去鲁迅家中拜访。多年后钱君匋回忆说：

这一年的十一月间，有一个上午，元庆来看我，邀我一起去鲁迅先生家看画像的拓本。当我们到了横浜路景云里，刚一进门，鲁迅先生就从楼上下来迎接。我们跟他上楼。大家随便谈了一些闲话。因为元庆常为鲁迅先生设计封面，不知不觉中便闲谈到这个上头去，并提出民族化的问题来，鲁迅一听，认为很有意思，便想到他所收藏的画像石拓片，于是取出来让大家欣赏探讨，并提醒我们是否可以从这种东西中吸取养料……这些精美的画像拓片，对我的启发很大。后来我在许多封面中运用了这些画像的构图和技法，如《民十三之故宫》和《东方杂志》等书刊装帧。

在鲁迅当年的日记里，有五处提到了钱君匋。1928年7月17日，天气晴朗，鲁迅偕许广平等人同游杭州刚刚返回上海，此时，旅途劳顿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得钱君匋信并《朝花夕拾》书面两千枚。”二十一岁的钱君匋在给鲁迅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事隔三十三年，钱君匋回忆：

鲁迅先生对书籍艺术一向非常重视，又是行家，所以他的著作，以及他为人所编印的著作，其版式都非常优美，别具一格。他自己的著作，其装帧大部分出于陶元庆的手笔。元庆死后，鲁迅先生的许多书才自己来装帧，如《引玉集》等。只有《十月》和《艺术论》，以及后来的一本《死魂灵》和一本《死魂灵百图》，其装帧是我所作的。

到了下一年的七月间，元庆为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作好了极其优秀的装帧。印刷时，鲁迅先生怕形象和色彩与原作有出入，打算自己上印刷厂去看着印，又因有杭州之行，不能分身。这时，元庆远在北京。这件事就落在我的身上。我一向知道鲁迅先生对书籍印刷质量的要求很高，就一连跑了好几天印刷厂，在那里看着他们印制这个书面，对每套色彩都细致地校正了。我对书籍的印制质量严格要求的习惯，寻起根来，还是由于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朝花夕拾》印完以后，我就附了一封信，一起托印刷厂送给鲁迅先生。那封信上所说的，除了关于《朝花夕拾》的印制以外，还告诉了鲁迅先生他所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的一个误译……

钱君匋的回忆是正确的，当时鲁迅不顾旅途劳累，当天就给钱君匋回信：

君匋先生：

顷奉到惠函并书面二包，费神谢谢。印费多少，应如何交付，希见示，当即遵办。

《思想，山水，人物》中的Shetch Book一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解，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鲁迅 七月十七日

据《鲁迅日记》，这封7月17日写的信是18日发出的，19日鲁迅“下午得钱君匋信”。而从《鲁迅日记》的记载来看，当时钱君匋还有给鲁迅的信，1931年3月4日的日记里记着“得钱君匋信，索《土敏土之图》，即与之。”在1934年10月1日鲁迅的日记中，也有得到钱君匋信的记载。

不到三十岁的钱君匋有幸与文坛巨匠鲁迅书信往来，并且直接聆听鲁迅对装帧出版的见解，感受鲁迅做人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这让钱君匋终身受益。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碰到这样一件事，当时桐乡君匋艺术院已经落成并开放，君匋艺术院的同志给钱君匋送来一份工作总结，由于君匋艺术院没有打字机，总结材料是手写的。这份工作总结的字写得龙飞凤舞，钱先生看了一眼就让人退回去，让艺术院的同志重新写。他说，这材料是给别人看的，怎么可以写得这样龙飞凤舞？给别人看的材料，一定要写得端端正正的，这是礼貌，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后来我见钱先生在包几本书，两横两竖，包得方方正正，扎得紧紧的，我在一旁问钱先生：“您这样一丝不苟是受谁的影响？”钱先生不假思索，一边包一边脱口而出：“鲁迅。”当时我就在想，恐怕古今中外成大家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人。如果玩世不恭，没有道德情操，即便在江湖上前呼后拥红得发紫，也只是昙花一现！

进了开明书店以后，钱君匋为了学习研究日本的书籍装帧设计，专门去内山书店买书，为自己的书籍装帧作参考。这期间，钱君匋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照：

当时我觉得日本出版的书籍很可爱，因而经常要买些日本版的书。日本国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了一爿内山书店，是唯一专销日本书的书铺……有一次到内山书店去，可见一套多卷本的《世界标记图案大系》，开本很大，定价又贵，我很想买而又不敢下手。这一天正是隆冬，天气颇冷，我偶然闯进店堂中间，不料看到在一个角落里，鲁迅和内山完造两人围着火缸在饮茶闲扯，鲁迅手里还拿着一根烟卷，神态非常自若。我见是鲁迅，便举手打个招呼，鲁迅一见是我，就招呼我过去共饮一杯。我们寒暄几句后，鲁迅便介绍我与内山完造相识……鲁迅问我是否经常来这里买书，我说三日两头来看看，这里的好书实在多，买不胜买。鲁迅似乎意识到我买书或有困难，便诚恳地用日语对内山说：

“钱君匋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在新文艺界很著名，他买书较多，建议给他记账的优惠待遇，你看使不使得？”

内山完造听了鲁迅的建议，立即作出决定：

“是的，我经常看到钱君匋先生来买书，是一位大主顾，你的建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从今天起，开个户头，钱先生买书，照中国的习惯，按一年三节结账不迟。”

……

内山书店买书记账的人并不多，我因有鲁迅的支持，才得到记账的权利。

钱君匋是感恩的，后来他在装帧出版方面取得成功之后，用最拿手的篆刻，在自己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为鲁迅先生制《鲁迅印谱》，晚年还制《钱刻鲁迅笔名印谱》，以此怀念这位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无私提供支持与帮助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