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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

今年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逝世50周年，对陈氏学术及生平的研讨与追怀，近年来已成为公共文化领域内的一大热点。在此，谨据新近发现的史料文献，对陈氏生平的一些细节再行研讨，或可谓之“与君再谈陈寅恪”罢。

1945年，赴伦敦诊治眼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邀，赴伦敦诊治眼疾。这一史事，近年来研究者多有记述。不过，1945年10月与12月的《燕大通讯》上觅得两条简讯报道，或可为这一史事补充一点细节信息。为便于考述，转录这两条简讯部分原文如下：

《陈寅恪教授病目无问题》，刊于《燕大通讯》

《陈寅恪重返故都》，《华北日报》1946年11月6日刊发

《陈寅恪教授飞英治眼》，刊于《燕大通讯》

（一）

此次陈教授之飞英，最大目的在医治目疾，故国内各方面关系并未断绝，陈夫人及其女公子三人仍留本校，对本校仅请假耳。

陈教授启程时，曾收到英国方面两电。第一电告牛津大学于一九三九年，即聘陈先生为该校东方哲学系正教授，虚位以待以迄于今，顷大战胜利结束，故亟盼即刻往就。陈先生复电，告半年内目疾稍佳，可能一往。英方知陈先生有往就意，故第二次来电极表欢迎，且谓不论陈先生就任正教授与否，可先做该校顾问，协助一切进行。面对陈先生治眼方面，当予以种种便利云。又我驻英大使顾维钧氏亦来电，从旁敦促，谓宜即去，不得使各方失望。同时陈先生因此次清华尚有邵循正、孙毓棠、沈有鼎、洪谦四君亦赴牛津，邵孙二君均为陈先生之高足，可获同行照料，于是急骤间乃决定飞英。唯陈先生临行有云，如此去能治好目疾，当就牛津之聘，否则即迅速买棹言旋云。

（二）

陈寅恪教授十月廿三日自伦敦来函，致此间友人称“安抵伦敦，已就名医诊视，目病可以治好，但须开刀二次”。又云：“养病期内暂缓接任牛津大学教授职，仅备顾问，本学年仍为燕京大学教授。”至陈氏在蓉所著《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书，今已出版。

又十一月十三日陈教授致家中函，谓于三日入医院（即发明盘尼西林之医院），于五日施行手术。经过良好，昔日不能见之部分兹已能见。住院调养恐至少至两三月之久，方能出院云。

上述第一条简讯，刊发于《燕大通讯》第一卷第四期，时为1945年10月10日。第二条简讯，则刊发于《燕大通讯》第一卷第六期，时为1945年12月8日。两个月间，《燕大通讯》两次刊发简讯，向校内师生报告陈寅恪行踪及近况，足见关切之情。

通过第二条简讯可知，陈寅恪于1945年11月3日正式入院，11月5日，即施行了第一次手术。至于所入医院名称，简讯中以“发明盘尼西林之医院”加以注释，显系全球知名的医院。据查，盘尼西林（即青霉素）的发明者、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曾在伦敦圣马利亚医院(St. Mary’s Hospital) 医科学校就读并供职，故陈寅恪所入医院，应即在此处。

据陈流求、陈美延的忆述（详参：《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陈寅恪赴英治眼事的经过，与上述两条简讯的内容大致吻合。但她们的忆述细节，尚不及这两条简讯的确切与精准。譬如，陈寅恪赴英线路，乃是先从成都飞往昆明，再从昆明飞往印度，复从印度飞往英国，其间还曾在昆明“小住十日”。再如，陈寅恪赴英入医院的确切名称，以及确切入院时间与手术时间等。又如，“驻英大使顾维钧氏亦来电，从旁敦促，谓宜即去，不得使各方失望”，“陈寅恪教授十月廿三日自伦敦来函，致此间友人”，“十一月十三日陈教授致家中函”，这些赴英期间的往还函电，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1946年重返北平，首度接受专访

1946年10月26日，因抗战转徙西南、阔别北平已九年的陈寅恪，在英国伦敦治疗眼疾未果之后，终于重返故都，返归清华大学任教。闻此著名学者返国北归之讯，《华北日报》记者迅即出访，叩开了陈宅大门，为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陈寅恪北归专访记。

1946年11月6日，《华北日报》刊发了这篇陈寅恪专访记，实为目前已知的、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陈氏“南渡北归”之际的专访报道，自然独具历史与研究价值。或因年代久远，这份距今已70余年的旧报难以寻获，这篇专访记至今还少为人知，未见研究者有所披露，部分转录如下：

将近黄昏，记者在尚未完工的清华宿舍见到陈夫人，她亲切地回答了记者的询问。她说陈先生这次到伦敦去疗治目疾，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效果，仅仅把眼前一片黑影除去，最初医生尚希望把已破坏的视神经换掉，使新的眼神经和网膜长到一起，可是新神经终不能生长，所以双目依然模糊。医生说假若休养得好，两年以内无变化，就不致更严重。

……

陈先生刚刚午睡醒来，一位燕大的同学在为他读报，陈先生每天以听读报为消遣。

陈先生说本年度他在清华继任四门功课，历史系是中古史和专题研究，国文系是白香山诗与唐诗研究，其中只两门功课需要上讲堂。陈先生行动不方便，假若选课的同学不多，希望能在宿舍里讲书或研究。

陈先生正准备写《白诗集注》和《唐代文化》《唐代社会》等著作。陈先生撰述完全凭着以往的记忆，并且他打算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着写出来。

提起诗来，忆及先生于抗战军兴、政府南迁以后的诗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记者问他，此次终于再归故土作何感想？“我已双目失明，等于再生。”语调极悲怆。

日寇初降，举国欢腾，先生赋诗有“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之句。记者问他是否当时已料到国事之堪忧？他加以否认地说：“本人一向是个悲剧论者。”陈先生对当时国家政治问题，认为是属于国际性的。

陈先生做学问的态度极为严肃，他常对学生说：“假若是不证实地让我说出一个字来，毋宁死。”所以陈先生绝不参与政治，更不公开发表政治的论著。然而，陈先生却极关心国内外政治问题，他每天自己的第一样功课就是请别人给他讲新闻，一张有价值的报纸他决不肯放松一个字地听下去。在政治理论上，他有独到的见解和正确的推断。不过这些高论，除去他亲近的朋友们以外，别人是无缘聆教的。

上述专访记，即为《华北日报》记者对刚刚从伦敦飞返北平的陈寅恪之专访内容大概。据此研读，不难发现，本着对陈氏的尊重之心，以及对此次专访的郑重之意，为达成访谈，记者曾两次造访陈宅。一次可能为当年11月初某日傍晚，首先探访了陈夫人，即唐筼（1898—1969），向其探询陈氏健康状况及身体近况。第二次则为之后某日午后，记者是等候陈氏午睡醒后，方才进行采访的。记者的这些举动，都足以表明陈氏当时声名之隆，以及时人对其的敬重吧。

“南渡北归”名句，传诵一时

记者与陈寅恪的谈话中，曾两次提及陈氏所赋诗句。首先提及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甚至就被记者拈提出来，径直做了专访报道的标题。这一诗句出自陈氏《南湖即景》一诗，原诗如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此诗写于1938年夏，当时陈寅恪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云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大分校。《南湖即景》一诗，赋予蒙自南湖独特的时代况味，将家国沧桑与世途苍凉融于诗句之中，颇令时人感恸。诗中的“南渡北归”之句，更是传诵一时，至今未绝。

专访中，记者还提及“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之句，乃出自陈氏《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原诗如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此诗写于1945年8月11日，即所谓“乙酉八月十一日”。据诗文可知，8月10日晚，日本宣布将投降的消息传至中国西南后方，当时尚在搬迁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分校任教的陈寅恪，于次日晨起后得知了这一消息，即所谓“降书夕到醒方知”。不难发现，对于如今的一般读者而言，陈诗中所涉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间信息，似乎有些出入。

众所周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为1945年8月15日正午。当时，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飞抵芷江洽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仅就上述一般历史常识而言，陈诗于1945年8月11日即“提前”写成，恍若“预言诗”，实在不可思议。

事实上，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即已分别电请中立国瑞典、瑞士，将其投降之意愿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于此日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世界。当时，陈寅恪通过何种渠道获知此讯，尚无从确考，但其初得此讯的激奋之情及其复杂心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是表现得相当强烈。此诗即是见证。

诗中“何幸今生见此时”与“国仇已雪南迁耻”之句，恰与七年前所作《南湖即景》诗中的“北归端恐待来生”与“南渡自患思往事”之句相对应，陈寅恪此时忽见国仇家恨已雪，家国重归完聚，自然颇有“念往忧来无限感”。当然，时局动荡、兵戈未息的现状，又让一向敏感且惯持悲观论的陈氏思虑重重。

陈寅恪这两首诗，在当时广为流传，颇为时人推重。专访中，记者也不失时机地向其请教诗中意蕴及其真实态度。“记者问他是否当时已料到国事之堪忧？他加以否认地说：‘本人一向是个悲剧论者’。陈先生对当前国家政治问题，认为是属于国际性的。”当时，陈氏这样的简单作答，似乎意犹未尽。然而，记者也并未深入追问下去，只因记者也深知“陈先生绝不参与政治，更不公开发表政治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