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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就唐代文学基本文献编成两部大书，一部是康熙间编成的《全唐诗》九百卷，一部是嘉庆间编成的《全唐文》一千卷。两部书的编成，前后相隔百多年，在这百年间学术界最重要的变化是乾嘉朴学的兴起，学风变化带动《全唐文》总体编纂水平的提升。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统计，《全唐诗》存诗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全唐文》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两书编纂虽各有程度不同的问题，能将一代诗文汇编于一书，便利学者与读者之利用，且二书皆有钦定的名义，足够权威，学者因此信任使用。二书成书至今各有三二百年，仍为学者案头最重要的典籍，足可说明二书之价值。

现代学术讲究科学、精致与准确。《全唐诗》《全唐文》主要是为科举选士与诗文酬应时代的士人准备的大型文献总集，主要满足士人诵读唐代诗文之参考。两书皆不注文本来源，编次与小传皆不算精确，其他也偶有疏失偏颇，就一般诵读来说，关系不是很大。近代以来，学者对此越来越感觉问题多有，难以饫足。对此，具体考订很多，系统研究稍少。最近几十年，《全唐诗》的祖本，包括明末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的几种传本（包括台湾影印《全唐诗稿本》，北京《故宫珍本丛刊》所收奏进本，另中国国家图书馆尚藏一本）陆续为学者所知，带动了唐诗文本研究的总体展开。学者今已了解，这部收诗不足五万首的大书，所收唐前后之诗逾千首，互见诗（即同一首诗见于两人或多人名下者）超过6800首，失收之诗（包括《全唐诗》成书后发见者）近万首，《全唐诗》之不尽可信任，已为学界公识。只是当代学者新编《全唐诗》之议，已说了几十年，尚未能实际完成，此一工作难度，可以想见。与《全唐诗》相比较，《全唐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全唐文》的初本出自海宁陈邦彦所编，因为原本不存，也只能从《全唐文·凡例》等零星记录中得到点滴印象。二十多年前，我曾撰《述〈全唐文〉成书经过》（以下简称《经过》）一文（刊《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广搜清人的零星记录，对《全唐文》编修的起因、“内府旧本《全唐文》”的可能面貌、《全唐文》的主要撰修者、《全唐文》之用书普查、《全唐文》之体例得失、《全唐文》编修质量不孚众望的原因，在当时情况下，似乎已经做了竭泽而渔的努力，有所发明，也深感此一课题再往前推进之困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编纂 《全唐文补编》，在今所能见的唐宋以降典籍中，在复核《全唐文》已收未收文本的基础上，为该书作补遗。披检群籍中发现有疑问，陆续有记录，后整理为《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刊《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和《读〈唐文拾遗〉札记》(刊《中西学术》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因为我的工作重心是为《全唐文》作补遗，主要精力放在新见唐文的鉴别、考订与校点，有关《全唐文》的研究与考订，仅是旁骛兼及，不可能做到深入探讨。前述检讨成书经过一文，是为《复旦学报》校庆九十周年专号而撰，仅用两星期赶写成文。

夏婧博士成长于上海，本科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硕士、博士皆获免试直升，由我忝任导师。她基础札实，硕士期间做过《太平御览》引书与《北齐书》文本的研究，让我看到她踏实勤奋的读书能力与驾驭群书、发现问题的悟性。对进入博士阶段的学生，我一般会提供若干可以做的选题，与同学反复讨论后再确定。与夏婧讨论的过程已经不尽记得，就我的习惯，一般会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展开途径、开拓空间与完成困难。就《全唐文》来说，我先后肄力于此接近十年，更了解做好此一研究，必须要完整地驾驭全唐一代的文献，对每一篇唐文之传播轨迹加以追索，再加原书成于清中期，更有必要广泛阅读清代文献，包括清宫档案以及嘉庆前后人的文集与论著，能否有重大的突破发现，则尚在未知之间。夏婧不畏艰难，勇于挑战，从逐篇文本的梳理开始基本的研究，日积月累，持续三年，按时毕业提交论文，在论文答辩时获得答辩老师的很好评价。记得当时有赵昌平先生与罗时进先生出席，盛赞其论文行文老练，学风踏实，新见纷呈，将《全唐文》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她随周振鹤教授作博士后研究，兴趣转为《水经注》的文献学考察。2015年起出站留校工作，复经三四年的认真打磨与补充，终得定稿付梓。我受委撰序，先期细读全书，愿意在此将此书的新收获传达给关心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与读者。

本书分四章，大端其实是两点，一是《全唐文》的编修过程，二是文献取资。二者有联系，但致力方向则有所不同。

就编修过程来说，本书有几点可以特别指出。

编修缘起及宗旨。笼络士人、彰显文治是一般看法。夏婧特别注意到嘉庆十三年（1808）修书诏颁布之初的说明是“崇文讲学”，十九年御制序则特别强调“至释道之章咒偈颂等类，全行删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与前一年政令申明“修礼明教，秉正抑邪”一致，应与清廷当时疲于应对天理教教徒起事、整顿政务有关。

关于《全唐文》的底本。葛兆光教授《关于〈全唐文〉的底本》（刊《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1984年）据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考知，清廷重辑时所据旧本《全唐文》为海宁陈邦彦所编，由两淮盐政苏楞额在乾隆末年进呈。《经过》一文曾据法式善的记录稍有推知。夏婧有幸发现上海图书馆藏《全唐文目》钞本五册，曾为阮元所有，经比对有关陈邦彦辑本的各类零星记录，精密考订，确认这部钞本就是陈书的相对完整的篇目，可能是在新本编纂期间录副以便比对分析者。据此知陈书全书分十六函，每函十册，以撰人立目，收录具名作者近一千九百人，存文一万一千余篇，《文苑英华》、《唐文粹》、唐人别集所存文章，已经悉行收入，且于地方文献也颇有采录，可当“卷帙闳富”“采辑大备”之评价。至于此本之误收，如房玄龄名下收《权文公遗表》，将吕温自撰作品以“温自作”列目，将杜元颖编入初唐，将富嘉谟编入五代，皆以往所不知者。误收篇目，不仅有刘宋孔熙先、赵宋王珪文，将三国请立诸葛亮庙表误为后蜀文，甚至收到清人吴镜秋的词作。非单行篇目，则收入从《晋书》到《旧唐书》各史论赞四十多篇，又收入不少史传中的问答奏对语。夏婧更指出后者当录自明初所编《历代名臣奏议》。陈邦彦辑本总目之发现，夏婧认为此书“为清廷后续工作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还愿意指出嘉庆馆臣之新编，不仅纠正了陈书的众多错误，也彰示新本的总体学术质量，在常见文献以外增加八九千篇，谈何容易！

关于编修人员。《经过》主要关心负责编纂事务的总纂官九人，本书则对所有正副总裁及总阅官、提调官、总纂官、纂修及协修官、收掌官及佐修人员，以及未列名而曾参与修书者，于各人生平及于此书之贡献，皆有细致的记录。对扬州刊校人员，则另列一节加以罗列，其中涉及嘉庆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秦恩复、梅曾亮、顾广圻、赵魏等。所涉细节很多，如以往一直传严可均因未能入《全唐文》馆，负气编上古三代以下历朝文，夏婧则确认严氏虽未入馆，但曾代为辑录《金石萃编》以外的碑版文，不存在入馆遭拒事。《经过》有一节写到总纂陈鸿墀与总裁董诰之矛盾，夏婧则指出陈因编书获优奖，被贬是因讹写先帝庙号，后期仍参与扬州唐文馆之刊校。

《全唐文》成书的编纂定稿过程，则因有编纂底稿二种之发现，得以知晓许多细节。一为上海图书馆藏《全唐文》底稿七卷，为潘重规旧藏，2008年、2010年嘉德国际两度拍卖后成交，媒体多有报道。所存为卷510、卷512、卷513、卷531、卷539、卷551、卷556。二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全唐文》稿本十九册，存卷91至卷100之目录，及卷72、卷77等十八卷。从上图本可以见到，该本最突出的钞写特征是作者小传与首篇正文、各篇正文之间均不接续，每篇作品单写，且文本内有大量校订批语，如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天头处有据正本、石本校录的大量异文，且因校改颇多，另誊清录正一遍，以便付刊。小传部分，则多先据正史本传节录，复据其他材料补充改写。具体篇目方面，也曾据多种文本会校，有时甚至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涉及文辞忌讳与避本朝讳的改动，也多存痕迹。北大本更见同一文曾经多人比校，许多批语粘签仍然保存。这些底稿，可以看到在乾嘉学术风气下编修诸臣之治学态度，可惜未能贯彻始终，已出校者也未能全部吸收在定本中。

《全唐文》初编完成后，于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由总裁董诰奏请付刊，至二十一年十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奏告刻成，二十四年正月同人奏，则得嘉庆帝御制诗，补入刊本再度刷印。此三篇奏状在清宫档案中发现，知道《全唐文》定稿及初刊的基本情况，也知有御制序者为二次印本。

夏婧发现，阿克当阿收到内廷移交的两部《全唐文》钞本，其中一部今存上海图书馆，每卷为一册，十册为一函，总计一百函，与阿克当阿奏状所述一致，为正副二本中的正本。夏婧比对后发现，正本部分篇目的增删痕迹，显示文本在正式付刻前仍经反复校改，最终篇目与刊本趋于一致，偶有拟删而未尽者。

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全唐文校档》，存105页，所涉为卷351至卷390部分。夏婧考察后认为校档内容源于对正副本的文本比勘，成于扬州覆校阶段的可能较大。相关校勘意见对唐史、唐制有充分理解，整理者凭借传统经史学养校正文字讹误的成绩尤为突出。但因书成众手，确当的校改未能贯彻始终，从而影响全书的质量。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存三册，署清人蒋衡编。涉及移文185篇，删作者10人、文118篇，补文增作者14人、文54篇。夏婧认为蒋衡卒于乾隆初，未参与《全唐文》清廷重纂，也与陈邦彦书无关，编者为误署。此目录实际是在钦定《全唐文》付刊前，在扬州比对初纂正、副二本时所作的调整与补充，可部分反映初编阶段的文本状况。

以上部分，因为第一手地发现《全唐文》编修、付刊阶段的大量原始文案，除正本钞本外，各部分均属零残，仔细推敲分析后，夏婧发现许多以往人们不了解的隐情，并由局部推衍全书编修体例与校订，新见纷呈，保证全书的学术品位。

关于《全唐文》的文本来源，日本学者早年做过两部很杰出的著作，在此不能不提到。一是平冈武夫、今井清编《唐代的散文作品》，一是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前者为《全唐文》中的作品逐篇标注文本来源，常见别集与总集都用到，虽然注出者仅占全书十之六七，毕竟很有用。后者非为《全唐文》而编，但将有唐二百八十九年间逐年逐月逐日所颁诏敕，均标识文本来源，无论完残，也不论《全唐文》收录与否。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辑录《全唐文补编》时，我曾向历史系徐连达教授借用过日本原版，收获很大。夏婧的目标是为《全唐文》所有二万多篇文章找到较早的文本来源，也希望确认《全唐文》编纂时依据的是哪一文本。在《全唐文》原书解题、校记、考异中，偶会提到，数量很少。前述编纂时的各种文档，有较多的线索，可惜当年因成于众手，为求画一体例，全书一律不注来源。夏婧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全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找到了文本源头。这一工作，她在提交论文前已经完成初稿，但彻底写定极其艰难，我建议她在答辩时可以不必提交。因为篇幅较大，此次尚难一起定稿，可稍晚另书出版。本书所附《〈全唐文〉编纂用书简目》，虽是简单的推测书目，即是据新编文献来源篇目排定，读者宜有所注意。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方有本书附录二《〈全唐文〉文献来源待考篇目》，除李商隐、陈致雍肯定出于《永乐大典》的近三百篇作品以外，待考者还有159篇，约占全书百分之零点八。此部分有近百则简注，对各文的相关线索加以说明，可知诸篇大致可靠，来源可能为《大典》或今所不知的地志、碑拓。

理解于此，可以说夏婧所治虽以《全唐文》为对象，她的学术储备则追求完整把握所有与唐代文史有关之典籍，所有用书也尽可能地遵循征用善本之原则，进而讨论体例与编纂用书，讨论编纂阙失，无不征引丰沛，行文简儁，分寸恰当，讨论深入。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讨论。

别集是唐文辑录的主要来源，但各家集传本之早晚完残差别很大，本书对此有具体分析。如张说集，明清主要流传的是缺末五卷的残本，《全唐文》亦未征及三十卷足本，但又比四库本《张燕公集》有很多增加。夏婧分析，《全唐文》比四库本别集增加33篇，其中14篇亦见于三十卷本，但仍有十多篇仅见于三十卷本者失收，很可能当时曾征及与三十卷本同源的文本。再如徐寅集，四库本《徐正字诗赋》仅存文8篇，《全唐文》收28篇，除2篇存疑外，所增18篇皆见于《宛委别藏》本《钓矶文集》，可知所补可信，但后者仍有21篇为《全唐文》失收，知未直接采录此集。类似情况很多。《全唐文》由于广采文献，于各家别集以外均有增益，惜甄别稍疏。夏婧表列48种唐集在《全唐文》中有所增益的具体篇目，指出其中至少有48篇为误收、8篇疑误，这对今人整理唐集有重要参考价值。

地方文献与石刻文献利用之分析，尤能见到夏婧综括文献、辩证取舍的态度。她分析全书，认为所取最晚文本或为嘉庆十八年修成的《溧阳县志》，段迥《匡城县业修寺碑》可能源自嘉庆十四年成书的《长垣县志》，而明末始出的钱镠《投龙文》，所据可能是乾隆《震泽县志》。她认为方志偶有依托文献，但各地修志层层递修，渊源有自，艺文、金石诸门尤多当地作品。石刻的保存往往具有地域性，清中期金石学兴起后，各地访碑颇多收获，许多今已不存，《全唐文》保存若干仅见的地方石刻。《全唐文》石刻搜罗虽广，辑校质量则颇为参差。所录有为最佳文本者，如郑仁表《孔纾墓志》，优于《金石萃编》与存世拓本。可惜多仅主一本，所选又未必为佳拓，不尽如人意者自多。

《全唐文》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另一特别值得注意的分析。《大典》成于明初，凡22877卷，清代开四库馆时已缺约2000卷，今存仅820卷左右，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修《全唐文》期间因曾调入《大典》，是学者最后一次大规模据以辑佚书。《全唐文》据《大典》录大宗文章而未注依据者，前人已经推测有李商隐文集与南唐陈致雍《曲台奏议》，总近三百篇。夏婧分析有几种情况，一是直接辑自《大典》者，可据今残本覆案录文；二是辑自四库馆《大典》辑佚书者。对《大典》本于唐文校勘之价值，也有所论列。

对《全唐文》的体例、编次、文本汇校、案语考异等分析，以及编纂阙失的讨论，也多很精彩，这里不作介绍。

夏婧本书涉及大量唐文之细节研究，对真相之追究，看似细琐，其实意义非常重大。仅举一例。若干年前，我与学者讨论《二十四诗品》是否晚出，曾相信刘永翔教授的意见（刘文《司空图〈诗品〉伪作补证》，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期），认为“水流花开”一句为据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第九尊者》“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而写，旁证有南宋初许顗《许彦周诗话》云此二句“还许人再道否”，另惠洪、韩淲均以此八字为韵写诗。李祚唐先生撰文《“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一例》（刊《文汇报》2005年11月2日《笔会》），认为《历代赋汇》卷一○六收唐刘乾《招隐寺赋》有“空谷无人，水流花开”，《全唐文》卷九五四也收了，证明是苏轼抄袭了唐人。我撰文反驳，认为镇江府招隐寺创建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刘乾应为宋以后人，却苦于无法确认刘之生平与此文流传轨迹。夏婧考定刘乾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国子监丞，此赋见于刘乾别集《鸡土集》卷一，清编《历代赋汇》误作唐人收载而为《全唐文》沿袭，让这一讨论可以圆满结束，足还苏轼以清白。

夏婧确定本书选题到初稿、定稿的近十年间，我一直在做清人所编另一部大书《全唐诗》的清理与重编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对夏婧所做工作的意义，更有许多彻骨切髓的体会。一代基本文献编纂，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造福后人的学术积累工作，理应追求更高的学术目标。清代编的这两部大书，虽然大家都用，因不说明文本来源，只是广搜博揽地将当时能抓到筐里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汇成总编。《全唐诗》更甚，基本是明以前任一一种书中宣称是唐诗的作品都放在一起。今人已知问题多有，又不知如何解决。特别在今日，学术资源越来越全球共享的氛围中，要编纂出满足各种不同学术与文化需求的读者之要求，又能为学者充分信任的一代总集，真是难上加难。我做过《全唐文补编》，知道《全唐文》以外的唐人文章，前人已辑未辑者大约还有两万篇左右，新编《全唐文》的学术难度及工作量，大约是重辑《全唐诗》的三至五倍，且要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就不能寄望集体编纂，我对此视为畏途，不知今后有人能胜任否。

从本书中，我看到夏婧博士的冷静客观，看到她的审慎谨严，更看到她的从容成熟、理性大器。我很为她高兴，知道她还能做许多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年轻真好，可以有更长远宏大的计划铺展，可以有更多复杂的变化值得尝试、抱持期待，也送上祝福，当然更希望她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能力与才分向各方面自由地延展。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