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钱玄同在五四时期于文化的除旧布新上作出的独特贡献，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都对之估计不足。钱玄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似乎长期未能得到公正的认定。至于我本人，则长期对钱玄同缺乏好感和敬意。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着腔不着调：这是我长期对钱玄同的印象。我当然知道，钱玄同是积极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但却长期认为，钱玄同不过敲敲边鼓、呐喊助威而已，因此其存在，也是可有可无的。后来，对钱玄同有了更全面一点的了解，对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有了更深入一些的认识，才意识到，此前对钱玄同的印象、看法，是多么离谱。我同时有了深重的羞愧。所以，所谓愧对钱玄同，首先表明的是我自己的心态。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相关的论文和专著，即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作比较详细的叙述，也只字不提钱玄同，这样的情形曾经很普遍。后来，在作比较详细的叙述时，通常会提及钱玄同，但是，如果只是列举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一般不会出现钱玄同。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简略地介绍和称颂了蔡元培的业绩后，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强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言论”上的代表性人物，是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陈独秀没有提及钱玄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他的话当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不过，他的这个说法，却未必与历史事实十分符合。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当然极其重要、无可代替，但却并不主要体现在“思想言论”上。若论“思想言论”上的影响，钱玄同可能远大于蔡元培。

不能断定是陈独秀为后来的叙述和阐释者定了调。但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者和阐释者，在列举这场运动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时，的确鲜有提及钱玄同者。

钱玄同未能博得后来的人充分的好感和敬意的原因之一，是被视作五四高潮过后的颓唐者、落伍者。例如，任访秋发表于1981年的《钱玄同论》，便说：

“五四”高潮过后，《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正如鲁迅所说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自选集自序》）。钱玄同正是属于第二种人，于是退回书斋，专力于学术的研讨。

任访秋是钱玄同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时的学生，他的话似乎也有权威性。其实，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何种贡献，与他后来是否“退隐”，没有什么关系。正如一个战士在某次战役中的表现，与他是否参加了后来的战斗没有关系一样。再说，断言钱玄同五四高潮过后便“退隐”了，也未免有些轻率。

至于我自己，之所以对钱玄同长期误解，除了受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研究影响外，还受到鲁迅影响。鲁迅曾经几次嘲讽过钱玄同，这便影响了我对钱玄同的看法。其实，我对钱玄同的误解，却是源于对鲁迅的误解。我曾经以为，鲁迅对钱玄同是很蔑视甚至憎恶的。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鲁迅一直高度评价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贡献，只不过，鲁迅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嘲讽钱玄同的几句话被我记住了，而鲁迅赞颂甚至感激钱玄同的更多的话，却被我忽略了。

关于钱玄同被误解、被冷落甚至被侮蔑的原因，一时说不清。先说说我现在所认识的钱玄同。钱玄同先生于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而辞世。今年，是2019年。聊以此文纪念钱玄同逝世八十周年。

一

谈钱玄同的文化贡献，我想先谈谈他在新式标点符号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少有人谈论钱玄同在这件事上的功勋，即便是那种热情揄扬、称颂钱玄同的著述，也往往对此事忽略不提，似乎这是一件不值一提的细事。但我却固执地认为，五四时期新式标点符号的确立，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件大事，或者说，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

说中国本来也有标点符号，似乎也能找到根据；说中国本来没有标点符号，好像也能成立。刘炜、侯民吉等人在《汉语标点符号发展述略》中说，中国古代本无“标点”一语。表示句子的停顿、完结之意的符号，被称作“离经”“句读”“圈点”。用得最多的应该是“句读”一说。中国古代虽有类似于今天的标点符号的东西，但毕竟太简陋，只有那么两三种。所以，如果取“标点符号”之广义，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已有标点符号；但如果取“标点符号”之狭义，则应该认为中国古代并无标点符号。

杨择令在《从新式标点符号的制订看五四时期我国学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

五四运动以前，我国所用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文，正宗的文言不分段，不着标点，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语言形式，来垄断文化，以达到其愚民之目的。与此同时，一切下层读书人、抄书人、刊刻坊间以及直接从事文字工作的士人又每刻都在制造标点符号、使用标点符号，以利应用和阅读。

这样解释中国古代标点符号一直难以系统产生的原因，就颇为深刻了。一个“聪明智慧”的民族，一个语言文字老早就很发达的民族，竟然几千年间行文不分段，更没有产生系统的标点符号，并非才智所限，而是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阅读的难度。在古代，垄断了语言文字，也就垄断了思想文化，而这是长期维持专制统治所必须的。因为只有垄断了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地愚弄民众。而只有有效地愚弄民众，才能有效地进行专制统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式标点符号的确立以及整个白话文运动，都决非纯粹的语言形式问题。

民间对标点符号的执着的创造，说明标点符号有多么不可或缺。但民间的标点符号创造，是与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博弈，一种较量。正因为非但不被统治者所支持，反而总是受到压制，所以，几千年间，民间创造的标点符号总停留在粗疏、鄙略和不成系统的阶段，而且，并非直线式的发展、进步。几千年间广泛意义上的标点符号的创造使用，表现出一种回旋曲折的方式。这道理很简单，读书人如果想走上仕途，就必须让自己远离标点符号，非但不能创造，也要时刻警惕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例如在科举时代，在科举考试中，一不小心使用了标点符号，那就成为科场笑话了。即便已然置身仕途，如果在公文和私信等场合无意间使用了标点符号，也是很丢人的事，于自己立身处世颇有害。所以，大抵一个朝代，如果文化控制比较地宽松些，民间对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就会活泼些；而如果一个朝代思想文化控制特别严酷，民间对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就稀少些。杨择令指出，民间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到了唐宋时期，“句”和“读”成了约定俗成的两种通用符号。“句”便是以一个圆圈表示一句话的结束。而“读”则是以一个形似今天顿号的符号，表示句子中间的停顿，起着今天的逗号、分号、顿号、冒号等多种作用。而明代以后，标点符号的使用非但未能发展、丰富，倒走了回头路，变得更简陋，即人们往往只用或圈或点一种符号断句，一篇文章要么一圈到底，要么一顿到底。直到《新青年》开始使用新式标点前，都是如此。⑤明清时期之所以在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上走了回头路，是因为明清的文化专制较唐宋严酷得多。

新式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了。刘炜、侯民吉等人在《汉语标点符号发展述略》中说，最早将西方主要标点形式及其用法介绍到中国的，是从事翻译和外交工作的张德彝，他于1868年至1869年完成的《欧美环游记》对西式标点符号做了引介。此后，王炳耀的《拼音字谱》（1897）、卢戆章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1906）、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6）等著述，以借鉴古代、引入西方和自我创造的方式，拟定了汉语标点符号方案。而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则“开启了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之先河”⑥。但这些对于新式标点的创设和使用，总体上是零碎的和混乱的。而“第一个系统谈论句读改革的人是胡适”。胡适在美国求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汉语标点符号创设和使用的系统思考。从1914年起，就经常在日记里表达这种思考。1915年8月2日，胡适写成《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当天日记中，胡适写道：“为《科学》作一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文章的“节目”，最后说：“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该文于1916年初发表于《科学》杂志二卷一期。《科学》杂志由中国科学社主办，而中国科学社是其时留美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人创办的民间学术组织。胡适在文章中强调了标点符号的重要，他特别指出：“无符号则文字之用不能及于粗识字义之人，而教育决不能收普及之效。”在欧美诸国，普通民众，只要过了识字关，手里有一本字典，则无书不能看，因标点符号细致完备，书报皆意旨分明。而在中国，即便识了许多字，即便手里有一本字典，也未必能自由地读书，因为还有“断句”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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