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70后”学人正在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力图走出自己的路。从第146期开始，本公号连续推出有代表性的“70后”学人的研究成果，以呈现一代人的“焦虑、挣脱、努力”（钱理群语）。本期作者为长沙理工大学易彬教授。该文发表后，先后引发了王贺、陈子善两位学者的讨论，现将三文一并予以发表，以便读者参考。

易彬：现代作家全集的文献收录问题

编订现代作家全集，作者合作完成或者多人署名的文献如何入集，看来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这既涉及文献的权属，也关乎全集的编选体例。近期阅读中又碰到两例。

一个是《鲁迅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版）。该集未录“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所称编选原则是：“本套书有所收，如收录了鲁迅的多部译作；有所不收，如《两地书》因一半为许广平的作品，没有收录。”简言之，即《两地书》非鲁迅个人独著，不应收入。但该全集第20 卷全本收入《中国矿产志》却又是与编选原则相违。《中国矿产志》为1906 年出版，署江宁顾琅、会稽周树人合纂。按照署名及实际完成度来看，鲁迅是《两地书》的第一作者，《中国矿产志》倒是第二作者。周楠本在《〈中国矿产志〉版本资料》（《鲁迅研究月刊》 2012 年第5 期 ）中认为：2005 年人文版《鲁迅全集• 集外集拾遗补编》“补编了一则《〈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但却并未编入《中国矿产志》这本书，这真可说是丢西瓜捡芝麻。”大意也是觉得《中国矿产志》是“西瓜”，《鲁迅全集》应该编入。作为最经典的现代作家，鲁迅作品的编选有其惯例，也有分类编选的考虑。是否全本编入《两地书》固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但编入《中国矿产志》而舍弃《两地书》，虽不便说就是“丢西瓜捡芝麻”，终归是不合体例。

另一个例子是《萧红全集》（燕山出版社2014 年版），其第5 卷“诗歌戏剧书信卷”，正文部分所录三幕剧《突击》也是集体创作，由塞克整理完成，署名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该卷还收录了两篇《萧红谈话录》，均可说萧红参与较低的集体类文字，谈话者还包括艾青、胡风、冯乃超等人，但谈话录又没有收入正文，而是列为附录。这里同样有两个问题：一是集体类文字的权属，二是编辑体例的前后一致问题。编者显然有所考虑，但相关处理并未尽善尽美。

翻阅现代作家全（文）集，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可见文献整理的技术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规整。

王贺：“集体署名”与全集编纂的“现代性”问题

是否将“集体署名”或由两人及其以上作者合作完成的文章，收入每一署名者的文集、全集，乃是近现代文集、全集编纂过程中极常见一问题。对于古人而言，由作者或后人编选别集时，一般都会剔除那些只署名而未参与实际写作，即由他人代笔的作品，以免遭致“芜杂”之讥；至于与他人实际合作完成者，是否入集，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总集虽然相对比较特殊，但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也大率如此。总的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学术传统中，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同样存在着一个“古今之变”。什么是作者，什么是著述，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文集、全集……不同时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潜在或直接地决定了编选者的编选理念和方针。

对于近现代作家学者全集的编纂而言，譬如《鲁迅全集·两地书》中不能剔除许广平的信件，《萧红全集》却收入由萧红等数人“集体创作”的多幕剧《突击》，《穆时英全集》也收入穆时英与叶灵凤、刘呐鸥等六人“座评”影片《自由神》的谈话记录等等做法，尽管标准并非一律，但其实自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新版《鲁迅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不得不剔除《两地书》这一鲁迅许广平通信集， 显然是出于维护《两地书》作为一个独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原创作者的“文学财产权”的考虑；而将萧红、穆时英作为第一、第二责任人之外的“集体署名”作品收入相应的全集，目的则是向读者提供更多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但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此举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专属于近现代文本、文献的新特点、新问题：作为现代版权制度、“作者权”基石的“独创性”和“个性化”两大观念，在印刷出版与知识生态激烈变革的19～20世纪遭遇了严峻挑战，挑战之一即是“集体署名”和合作撰写、发表作品成为常态。无论是作为作者，还是读者的我们，都已经且将持续与单一、独立作者为王的时代告别。事实上，在印刷出版媒介、载体和其他现代的言论空间之外，“集体署名”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也因此，编订近现代作家学者全集的过程中，“作者合作完成或者多人署名的文献如何入集”，固然“既涉及文献的权属，也关乎全集的编选体例。”（易彬《现代作家全集的文献收录问题献疑两例》，《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但在我看来，为“集体署名”的任一文本、文献主张“作者权”并非关键，这也并非是在技术性层面达成一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反，不同的做法恰说明迄今为止我们对“什么是全集”仍未取得共识，而是充满了不同的理解和想象。换言之，文集、全集的编纂并不是一个在文献学的范畴中就能讨论、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而今检视它的遗产和债务，我们既要“就事论事”、具体而微，也还需要调动更多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资源，有效地连接历史、经验、理论与技术，避免作出任一方向简单化的理解。

陈子善：现代文学史上的联名宣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突出的现象，作家们往往联名发表宣言或声明，对某一事件公开发表看法。有人编《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倪墨炎编，1985年4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初版），统计鲁迅生前签署联名宣言、通电等就达十八次之多。

既然是联名宣言，有那几位作家在宣言上签名表态，就值得讨论，有时情况还有点复杂。1927年4月上海《洪水》第3卷第30期以头篇的显著篇幅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落款为：

签名者：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

这是鲁迅首次与创造社同人合作，公开对广州时局表示态度，意义非同一般。而且，宣言之前还声明“本文已经译成英文，直接寄往欧洲了。”至今不知这份宣言的英文本是否在欧洲发表，但这份宣言的日文本后来确实在日本发表了。1927年6月日本《文艺战线》第4卷第6期发表这份宣言日文本时落款为：

署名者：郭沫若 张资平 郁达夫 郑平奇 何畏 鲁迅 王独清 成仿吾

与《洪水》中文本相比，签名者增加了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郑平奇（即郑伯奇）四位。不排除日文本发表前新增这四位签名的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这才是这份宣言完整的签署人名单。如果认为只有前四位在宣言上签名，那就不符史实了。

既然是联名宣言，宣言何人执笔起草，自然也十分重要。一般而言，签署人最后一位往往是宣言的起草者，但也不尽然。《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刊于1925年5月27日《京报》）的签名人如下：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按惯例，签名排在最后的周作人应为起草人。但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份宣言的铅印件旁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原来周树人（鲁迅）才是“拟稿”人，这份宣言也已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

1936年7月上海《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签署人依次为“鲁迅、巴金、曹禺、吴组缃……黎烈文、以群、胡风……”等63人，到底谁是这份宣言的起草人？我1978年4月访问巴金，巴金回忆道：

由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宣言，第二天见面时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鲁迅当时在病中，黎烈文带着两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在鲁迅家中把它们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名。

这就清楚地显示，这份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共同起草。还有，虽然是宣言起草人，却自己并不签名，隐在幕后。1936年10月上海《文学》第7卷第4号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签名者“依姓氏笔划多寡为序”，巴金、包天笑、林语堂、周瘦鹃、茅盾、郭沫若、叶绍鈞、郑振铎、鲁迅、谢冰心、丰子恺等21位著名作家签名，包括了“新派与旧派”、“左派与右派”等各种派别和作风的作家，这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还是第一次。据茅盾回忆，这份宣言正是冯雪峰四处“奔忙”的结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因此，冯雪峰应为执笔人。然而，冯雪峰本人并未在该宣言上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