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公刘的一生是孤独的。他很少社交，很少有真正的朋友，很少参与各种热闹的应酬活动。但他的内心却如同一片大海，无边无际的浩瀚波纹冲击着他的内心和思想，让人琢磨不透。

中国文学史不可能忘记公刘，但可能会忘记公刘的晚年是在当年很普通的一座城市——安徽的合肥度过的。

2003年冬天，公刘先生在合肥走了。这个突然的消息，在冬日寒风中，给安徽文坛捎来一声深深的喟叹。那一刻，我似乎同时听到了中国文坛沉重的叹息。

当时，我知道那两种声音很快就会微弱下去，但是我想说的是：所有尊敬的中国诗人朋友们哪，他在你们那里真的就是一座大厦呀！他的诗，他的思想，他的自我标识的精神，漫步行吟的独立的人格，将成为中国诗歌永久的记忆。

“你一方面是如此慷慨，为中国乃至世界作出那么多无私的贡献，一方面又是这样的吝啬，公然印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半两粮票！”这是公刘的《大上海》，它徘徊几十年依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也是公刘自己，他的一生是那么矛盾，那么排斥一些具体的生活环境，却又那么谅解社会大众，那么广涵包容而又那么固执孤独，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我接触公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他刚从江西调来安徽省文联。他抱着拳头坐在合肥市作协组织的一个作家讲座上，那是在合肥北门的一间破旧的小礼堂里，他给我们作诗的报告。他义愤，他激动，他若有所思，他慷慨陈词，他甚至站起来敲几下桌子，发出大声的质问。他所质问的，正是多年后被中国普通大众所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这就是诗人的思维，它总是有别于普通思维的进程，更有预见性。

记得那是个大雪弥漫的冬夜，除夕，我路过当时的江淮旅社，想去拜望公刘先生。我叩开了旅馆二楼一间房的房门，我知道这间小房就是大诗人公刘的临时寓所。在慢吞吞的生活节奏中，公刘把他生活昏暗的一面第一次敞露在我的面前。他的生活竟是那样的糟糕——屋内灯光昏暗，桌椅设置简陋，到处都堆放着书稿，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刚才伏案疾书的情景……大年三十啊，当千家万户乐醉于融融的团聚之中，公刘由他的独生女刘粹陪伴，过着如此简陋单调的日子。我想起“孤寂出诗人”“忧患出诗人”这类千古名言，诗人似乎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社会和生活宣告着一个真正诗人的来历。

大约是1986年，公刘已经搬到省文联大院居住。那是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去找公刘先生为我的一本散文集写序，他不苟言笑地对我说：“我向来是不愿意给人家写序的，但是你的散文我读过不少，我相信我可以给你的《星月念》集写个序……”这就是那篇先后发表和转载于《当代作家评论》和《散文》等报刊上，并且被收在国内许多选集和他的随笔集《活的纪念碑》中的《我的散文观》。

公刘在《我的散文观》中第一次提出了“诚实”是散文的生命的命题，提出“人品”与“文品”相一致的道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关于杨朔模式化散文的独立见解，以至在散文界引起不小的波动。

文坛的寂寞使我们感到无奈，那几年，安徽先后有陈登科、江流、曹玉模、贺羡泉等作家和诗人一个个远去，对于这些人，凭籍我和他们认识和相交的个人情感，我都应该一一写些悼念文字，但我迟迟不忍心再去触摸逝去的往事，不忍心再去追忆和回望一些往日文学路上的浮华。然而，公刘的去世却给我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我还在应约为一次“呼唤大散文”的研讨会写着一篇《何谓大散文》的发言稿，我还在引用公刘先生《月牙泉与伪散文》中的一段话：“没有真情实感的、矫揉造作的、闭门造车的、与群众心事背道而驰的所谓散文，不正该叫作伪散文么？”

公刘先生自己从来不去折腾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他写着他的一直是肝胆赤诚的文字，做着对于社会和他人符合真实情况的评价，联想到公刘先生几十年前提出的散文的生命乃是“诚实”二字，我们难道不更感悟得到一位大诗人、大作家人格的份量和魅力么？

我相信天地悠悠，也许常常就在兆示某一种心灵的感应。就在我的那篇《何谓大散文》的文章搁笔之际，我听到了公刘先生远去的消息。那一刻，我打算完成的一个微小的心愿就是：把那篇文章焚烧一份遥寄给公刘先生，以作为对他在天之灵的一种祭奠方式。

公刘先生走了，从中国文学不那么热闹的一个缝隙里悄无声息地走了。据说他在世时，与艾青有过很深的交往，他们书来信往。那些信传递的空间是山河？是孤巷？是天涯沦落？是青灯照壁？我们这些人一概不知。但我们可以有一份对于未来诗歌与文学虔诚守望的责任，将这一类真正的诗歌与文学的灵魂赐给后来人。“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诗歌与文学的永恒的境界，应该不会像公刘先生离世前那样的凄凉和孤独。虽然生命苦短，人生有限，但诗歌与文学都将会永存！

公刘的一生是孤独的。他生活孤独，感情孤独，处世孤独，内心孤独，他临走时只有唯一的女儿陪在身边。但这片孤绝风景，值得珍惜。无论世风如何变化，公刘与公刘的诗都不应该受到怠慢和侵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