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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法国各种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的一年。很多法语作家表现出扎根现实的写作站位，涌现出不少对社会痛痒有着纤敏回应的作品，使文学成为社会的“镜与灯”。本文以社会政治关怀、暴力、自我成长等一些年度小说较为集中的主题为线索，通过对一些热点作品的介绍和分析，尝试描绘2018年法语小说创作的若干特征和发展态势。

2018年是一战胜利一百周年纪念年份，也是法国近年来各种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的一年：恐怖袭击的余震，经济改革的困局，教育体制危机和难民危机……社会的种种伤痛在这一年出版的法语文学新书中都有反映，涌现出大批以暴力、社会政治关怀、战争、历史为主题的小说。与前些年在新书出版中占据半壁江山的“自我虚构”和“他者虚构”相比，更多的作家在2018 年的小说创作中，将打量“自我”或“他者”的目光转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即便是书写自我，也摆脱了“围着自己肚脐眼打转”的自恋式虚构，而将着眼点放在自我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方面。

在2018年秋季文学季中，处女作的数量和质量令人瞩目。九十四种处女作的出版打破了自2007年以来保持的纪录，不少处女作跻身多项文学大奖的长短名单或干脆捧得大奖归。难能可贵的是，大部分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不仅杜绝了青春写作中的自恋，而且将思考和观察深入到现实的各个角落——比如梅丽姆·阿拉伍伊（Meryem Alaoui）在《真相从马嘴里说出》（La vérité sort de la bouche du cheval）中所描写的暗娼业，伊涅丝·巴雅赫（Inès Bayard ）的《下身的灾祸》（Le malheur du bas）中关注的性侵，波利娜·德拉布瓦-阿拉赫（Pauline Delabroy-Allard ）的《萨拉这样说》（Ça raconte Sarah）中的女同性恋，阿德丽娜·蒂约多内（Adeline Dieudonné） 的《真正的生活》（La vraie vie）中的家庭冷暴力等，从中可以看出法国新一代作家对社会痛痒纤敏的回应和扎根现实的写作站位。

阿德丽娜·蒂约多内《真正的生活》

本文将以社会政治关怀、暴力、自我成长等一些年度小说较为集中的主题为线索，通过对部分热点作品的介绍和分析，尝试描绘2018年法语小说创作的若干特征和发展态势。

01“黄马甲”的来处：底层的愤怒与失望

法国《电视、广播和电影》周刊2018年12月13日刊文，以《黄马甲：预言了这场危机的十本小说》为题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作家着力探讨法国百姓对时弊的不安，表达人民群众的愤怒和痛苦，进而想象可能的出路。文中列举的十部小说中就包括2018年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步其后尘的孩子们》（Leurs enfants après eux）。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密特朗治下末期被全球化、产业转型、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严重困扰着的法国东部洛林河谷。小说作者尼古拉·马修（Nicolas Mathieu，1978—）虚构了坐落在河谷工业区中一个名为海朗日的城市，城中象征着工业繁荣的高炉哑寂多年，原本待遇优厚的法国产业工人在时代的大变革中茫然无措。马修截取了1992至1998年中四个夏天的切面，讲述产业工人的孩子、主人公安东尼及其伙伴们的生活与情感经历。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书写属于青春期的冲动、喜悦、无聊、痛苦和忧伤。这更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安东尼对斯特法妮无望的爱情，他与亚辛的龃龉，他从军的选择，父辈的酗酒乖戾，甚至买台电视机看世界杯决赛这样的日常行为，都与社会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为九十年代转型中的法国社会绘出一幅真实的画像。这同时也是一部讲述幻灭的小说：少年人忍受着凋敝城市中的沉闷生活，梦想着长大后远离家乡，最终却不得不步父辈的后尘，接受在困顿中挣扎的命运。青春的梦想、欲望与愤怒在真实的生活面前一一褪色。机会平等永远是谎言，阶层间的流动不过是幻影。

小说的名称出自《圣经》次经《便西拉智训》第四十四章第九节：“一些人死后留名，今天的人们，依然赞美着他们。另外一些人，谁也不记得，仿佛根本没生过。他们及其步其后尘的孩子们，死后被人遗忘。”马修出身于洛林地区电工家庭，他的第一部作品《面向动物的战争》的主角就已经是法国东部去工业化过程中寒素的工人阶级，表现的是“才干不敌出身和血统”的阶层固化。《步其后尘的孩子们》是马修的第二部作品。通过“复原”他自幼就熟悉的生活，马修试图使那些已经被人遗忘，正在被人遗忘以及往往被人遗忘的阶层、地区和生活在这种境况中的人们“被看见”。在这部厚实的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紧贴真实的生活，使人隐约联想到以现实主义笔法描写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作家左拉。

有不少评论都认为这本书描写了法国底层的愤怒和失望，道出了“黄马甲运动”的本质。《费加罗报》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应该看看这本书”为题介绍了这部小说。但马修认为他并没有明确的批判指向，他“不做审判，不做评判，只做观察，通过观察去理解这个世界”。同马修相反，青年作家爱德华·路易（Édouard Louis，1992—）的新作《谁杀了我的父亲》（Qui a tué mon père）的“评判”意味很浓，激烈地抨击了总统马克龙。作者在新作付梓之后，在脸书上@马克龙道：“我的书所反对的正是你代表的和你所做的事。不要试图用我来掩盖你推行并实施的暴力。我写作是为了让你蒙羞。我写作是为了给那些反抗你的人提供武器。”

爱德华·路易《谁杀了我的父亲》

《谁杀了我的父亲》是路易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记录其生活在底层的父亲悲惨的生活和父子间复杂的情感。它与《和埃迪·贝乐格勒一起完结》（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和《暴力的故事》（Histoire de la violence ）构成了作者的自传写作三部曲，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从自身的遭际出发，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成因和政府责任。在第一部中，路易讲述了自己在庇卡底度过的贫穷的少年时光，以及深陷于酗酒恶习中的刻薄粗蛮的乡人。在他看来，人性卑劣的一面之所以在其周遭大规模爆发，与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暴力的故事》中，他讲述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试图查清施暴者的成长背景、施暴的原因，以及对社会造成的恶果。《谁杀了我的父亲》则是作者一次久别后见到早衰、多病、困顿的父亲时，在内心涌起的同情和愤怒的情绪下写成的。书名中的“杀”（死）是作者对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的父亲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是指父亲真的离开人世。作者的父亲因工伤而成为半劳动力，仍不得不拖着残肢干活，挣微薄的薪水养家。对于父亲的经历，作者认为“只有负面的语言才能表现你的生活”，他批判历届政府对社会底层的无视和无情：“你身体的经历控诉了政治史”，“希拉克摧毁了你的内心……萨科齐让你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是一个小偷，是累赘，是一张无用的嘴……奥朗德让你瘫痪……马克龙断了你的食粮。”路易试图找到一种能将宏观抽象的政治与具体而微的个人生活相结合的写作形式，《谁杀了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尝试。作品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线性叙述，而是将作者记忆中的一幅幅画面和一段段回忆叠加，细腻地描写出政府的决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每一个喜怒哀乐的时刻、父子间的距离和血脉相连。同前两部作品一样，《谁杀了我的父亲》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据法国《舆论报》称，爱丽舍宫的高级顾问们传看了路易的新作，并把它推荐给了总统本人，因为该书对底层民众的状况作出了和政府相同的诊断——尽管他们的治疗方法截然相反。

02 暴力之恶：影像的再现与沙场的暴虐

法国作家在现实主义转向后，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晦暗现实。关于各种暴力的书写是2018年度法国小说的重要主题：性暴力、家庭暴力、战争暴力，还有以下两部作品中所涉及的人性中的暴力。

热罗姆·费拉里（Jérôme Ferrari，1968—）的小说《象像》（À son image）的主人公安托尼娅是一名女摄影师，供职于科西嘉岛的一家地方报纸。2003 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她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死于车祸。几天后在她家乡的村子里，她的叔叔——也是村子里的神父，主持了她的葬礼。在合唱队的追思曲中，神父和来宾陷入了回忆，小说即开始倒叙安托尼娅的人生经历。她成长的时间跨度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家乡科西嘉岛“尚武”的民风，“远方”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战争，再加上青梅竹马的男友帕斯卡所参与的岛上民族主义纷争，安托尼娅的成长岁月始终被“暴力”和“无常”包围。安托尼娅十四岁时，叔叔送她一台相机，从此她开始了与摄影如影相随的人生。最初安托尼娅在摄影方面的抱负是出于对实现“现时的永恒”的迷恋，她希望“能留住那一刻的存在，这些从此会老去或化成灰烬的身体那一刻的存在”，为此，她曾只身去到南斯拉夫的内战战场，想在比较极端的情景中探索“影像与存在与死亡的关系”，然而，战地摄影的经历让她发现想留住“现时的永恒”只是一种“虚妄”，战场上的所见所闻让她对人性感到失望——“人们喜欢用照片记录下他们所犯的罪行，就像记录下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孩子的生日一样。”安托尼娅对摄影再现暴力的动机、合法性、方式和意义的思考让她由迷茫走向幻灭……

通过对安托尼娅人生轨迹的描写，费拉里展开了他一贯感兴趣的主题：科西嘉、影像的再现、暴力、人性等等。作品中浓厚的哲学意味、刻薄戏谑的讲述口吻，也都是费拉里作品的特色。然而与他以往作品中常常流露出的对人性和人类前途的绝望看法相比，费拉里这部新作中的神父形象似乎给黑暗的世界带来一抹亮色。安托尼娅认为叔叔的信仰是对世界的暴力和人性的猥琐的一种妥协，神父自己也曾动摇过，然而最终，在祈祷中，他超越了痛苦、绝望和卑怯，接近了信仰神秘的美。信仰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人类对在暴力外的另一种真相的找寻与追求。如果说安托尼娅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人性中的魔性，那么她叔叔对信仰的追求则使我们感受到人性中的神性。费拉里将全书分为十二章，顺序对应追思曲中的十二乐章，这样的结构安排或许暗含了作者对“神圣而神秘的存在”的希冀。

费拉里寄望于某种“神秘的存在”来为世界和摆脱人性的暴力寻求出路，而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1966—）的《灵魂兄弟》（Frère d'âme）则让人看到，当思想摆脱了一切信仰和法则的限制，所谓“自由”的思考和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大卫·迪奥普《灵魂兄弟》

两个生活在塞内加尔内陆穷困村庄的年轻人——阿勒法·尼迦耶和玛丹巴·迪奥普——是一对“比兄弟还亲密”的朋友，他们想借参军之机走出落后的乡村，由此走上一战的非洲战场为法国而战。在一次战斗中，迪奥普的肠子被打出，在尼迦耶的眼前死去，死前曾三次请求后者结束他的痛苦，而遵从“家乡的传统”和“上帝的声音”的尼迦耶没有答应这一要求。迪奥普死后，尼迦耶失去了理智，开始了疯狂的复仇，他不仅要杀死那些“蓝眼睛的敌人”，还要将他们的手用短刀割下，作为战利品收集。他这一怪癖不仅使敌人闻风丧胆，也使他的上尉和战友们不安，他们称他为demm—— 吞噬灵魂的人。上尉在赞赏他的勇气并许诺给他奖章后，忙不迭地将他打发到战地医院。在白衣天使营造的温柔乡中，尼迦耶“没有边界”的“精神自由”重新被爱凝聚，他想起了童年，家乡的山川河流……

这篇作品与法国文学史的名作多有互文。尼迦耶对战争在认识上的懵懂和切身感受上的痛彻与《巴马修道院》中的法比乌斯置身滑铁卢战役中而不自知的情节异曲同工，而尼迦耶将敌人手臂作为战利品收藏这一细节令人想起布莱兹·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描写自己一战经历的自传《一只被砍掉的手》。

如果说尼迦耶参战之初在战场上是被动的话，在迪奥普死后他的进攻就变成了主动的选择，他认为“敢于去想做出残忍的举动”是一种“找回的人性”：“当我从大地的肚腹中出来时，我选择了不人道……这不是因为上尉命令我这么做，这是我想要做的。”尼迦耶的思想从单纯无知到被魔鬼附身这一变化被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写出，使得战争的荒诞和对人性的戕害得以无死角地展现。

人性中的残忍与暴力是文学中的重要母题，无论是认同“人之初，性本恶”的费拉里，还是认为人性暴力是被环境挑动的迪奥普，最终都转向对“善”的寄托来寻找出路，这也是无数关于人性暴力的文艺作品最终的指向，这种向“善”之心或许是人之所以能坚持活下去而没有自毁的理由。而在“残暴堕落”和“向善飞升”间拉锯的人性，为文学贡献了、贡献着、也将继续贡献最为丰沛的“人”的形象。

03 自我的成长：仿真、蜕变与重建

如果说暴力是当代世界的主题，那么成长则是人生的主题，心灵的成长或许是个体抵抗暴力最有力的武器。成长小说在每年的新书出版中都有佳作出现，2018年也不例外。

《触手可及的世界》（Un monde à portée de main）讲述的是一个叫宝拉·卡斯特的女孩在学习仿真艺术的过程中，收获了对生命、感情、自我和艺术的感悟，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成长小说。全书分成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训练阶段，宝拉在突破大量枯燥模仿的极限之后，体会到当创造者以虔诚之心对待所描摹的对象时，会发现它们都是栩栩的生命，此时的宝拉在艺术学习中进入到了“看山不是山”的阶段；第二部分在意大利影城“造梦工厂”为电影《教皇诞生》做美工的实习经历使她找到了用创作之眼去“看山”的角度，找到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第三部分参与拉斯科洞穴壁画的修复工作迎来了宝拉艺术创作的顿悟期：要想实现修复工作中的“修旧如旧”，除了“惟肖”的模仿外，还要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放入需要再现的对象中，经历物我合一到得“意”忘形再到形神兼备，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再现“山的真实”，即艺术中所探求的“真实的本质”。

其实，女作家梅里斯·德·盖兰嘉尔（Maylis de Kerangal，1967—）是拿宝拉的艺术经历来隐喻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同宝拉一样，作家也是在运用文字这种物理材料来寻找如何在写作中再现真实的方法。这部作品对材料和创作过程的描写非常专业，却并未给读者枯燥难解之感，作家善于选用那些能诉诸于读者视觉和触觉的词语，调动读者参与、体察一个艺术探索者的心路历程并得以了解创作的奥秘，进而得到美的享受。这或许是这部并未获奖的作品得到众多好评的原因。

另一部广受赞誉的成长小说《蠢话》（Idiotie）是七十八岁的老作家皮埃尔·吉约塔（Pierre Guyotat，1940—）“自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两部是《养成》和《深处》），讲述作家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经历。十八岁从里昂一家寄宿学校毕业的文艺少年吉约塔有着五味杂陈的内心：对女性身体带有羞耻感的渴望，母亲新丧的哀伤，前路选择的疑惑（是成为世界的弄潮儿还是做投身艺术的遁世者），对某种类似“入圣与殉道”理想的向往……同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少年人一样，“反叛”是吉约塔这一时期思想和行为的关键词。他自我放逐到巴黎，用打小工、挨饿等与自己出身的阶层决裂的行为去打破被养成的“自我”，去“分担世界的苦难”。然而，对“自我”的咂摸与提升在1961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时遭到毁灭性的中断：在战争面前，必须把“我”打倒，没有灵魂地去生活。吉约塔出于本心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一方，因此“被告发、被逮捕、被审讯、被遣送到军纪惩戒处”。在这期间，吉约塔通过不间断地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培养了“感官、感情、智性和抽象能力”，最终走向了创作的圣坛。

吉约塔在法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作家。他的成名作《五十万士兵之墓：七歌》中对战争中性与暴力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本长期被禁的作品《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中的隐喻性也引发颇多议论。然而，吉约塔作品的诗性和深刻是公认的，2018年费米娜特别奖授予了他的全部作品。《蠢话》一书使人了解到这位文坛常青树从少年到成年的蜕变，以及他把一生献给那“吞噬一切的创作”和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缘起。

《触手可及的世界》与《愚蠢》都是关乎青年人自我的塑造，菲利普·朗松（Philippe Lançon，1963—）的《碎片》（Le Lambeau）则是讲“死过一次”的中年人身心的重建，或许，这一成长更加艰难。朗松是法国《解放报》和《查理周刊》的记者，是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最直接的现场受害者之一。当时，他的脸被子弹打穿，在八位罹难的同事身旁幸存。这本书就是朗松记述自己在亲历屠杀后，身、心、灵缓慢的重建过程。他不仅要挺过十一个月的治疗中大小十七次手术，还要对抗作为幸存者的孤独：“那些日子，我对死者说的话比对生者多得多。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感觉离他们更近，甚至觉得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更要对抗屠杀之后夜复一夜的“布满阴云的梦”。阅读、音乐、绘画、病友们的点滴温情和回忆支撑着这段似乎是“被中断的时光”，然而，“我不能消除对我造成的暴力……我所能做的，是带着它前行，驯服它，并像卡夫卡说的那样，‘寻求最大限度的乐趣’，用一种坚忍和慈悲的态度来对待接下来的岁月”。朗松动用的似乎是一种人在经历劫难之后对一切都超乎灵敏的某种“置身事外”的意识，这个意识在朗松的身体之上，它注视着他失望、哭泣、挣扎和希望，直到最后的升华。实际上，《碎片》是一部纪事，并不是小说。朗松用零度情感叙事的手法，没有任何虚构地“见证”了一己的命运，却回应了众生对存在的叩问，让我们看到一个灵魂在命运的逆风中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从以上介绍的作品中，我们大略可以看出2018年法语小说的主题色调偏黑暗阴郁，对时代之痛与人性暗流的审视是许多作家们的写作焦点。也许，对“痛”的明晰洞见反而会驱散阴郁之气，这恐怕就是文学的“净化”功能。它暴露了在神性和魔性之中挣扎的时代和人性，使写者和读者同在语词中得到宣泄和涤荡，为不甘沉沦的灵魂提供一块永在的栖息地。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