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许多八零后、九零后的记忆里，刘心武是《百家讲坛》上揭秘《红楼梦》的红学家，是小朋友心目中的“网红”爷爷。时代更迭，刘心武早年的文学创作显得有些久远，连同上世纪的风云变幻一起被封存进记忆的角落。但只要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坛略加了解，便会发现刘心武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弄潮儿。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横空出世，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先导之作。

“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此后，人们习惯将揭露“四人帮”罪行及其带给人民的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为“伤痕文学”。刘心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发表的作品经常被归入“伤痕文学”。不过，刘心武的写作目的不只是揭露，更在于建设。用他的话讲，他想要“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的关系，从事人的心灵建设”。这构成了刘心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殊意义，他的作品不仅及时抚慰了“文革”结束初期人们的心灵创伤，更试图探寻创伤的疗愈之道。

教师心态

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八岁随父母入京，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青年。这代青年成长于革命胜利与新中国开创初期，因而人格往往具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刘心武也不例外，虽然后来因某种意外被降格录取至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但他却始终不改对理想社会的浪漫追求。幼年有志于成为导演或举重运动员的他，不经意间竟成为一名写作者。他的发表生涯始于1958年在《读书》杂志发表《谈〈第四十一〉》，1959年起给《北京晚报》的文艺副刊“五色土”投稿，在此园地发表了“一分钟小说”、“儿童诗”、“一夕谈”等五十来篇“豆腐块”。1961年，他毕业分配至北京十三中任教，在此工作十五年，其中担任了十年班主任。可以说，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丰富的教学经验与长期的写作积累，共同孕育了《班主任》的诞生。

《班主任》故事以张俊石老师的视角展开。小说塑造了三个典型人物，分别是小流氓宋宝琦、团干部谢惠敏和爱读书的石红。宋宝琦和谢惠敏的道德品行虽有云泥之别，但都在看到《牛虻》一书的插图后，下意识地将之判定为“黄书”。刘心武如此设计，意在凸显文化专制已经渗透到感性经验与无意识层面，造成了他们的“精神内伤”。相比之下，石红则在父母的引导下坚持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拥有健康独立的精神世界。对此，刘心武借张老师之口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时代的伤痕就这样被具象化地呈现了出来。《班主任》定格了“文革”后整个社会的待启蒙状态，以班主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担负起了克服“文革”后果，启蒙社会的历史使命。有趣的是，小说中的光明中学不只是教育战线的缩影，还是全社会的隐喻，召唤着一场摆脱蒙昧、追求光明的社会启蒙运动。

刘心武当然不满足于揭示问题，作为社会“班主任”的他，必须要给出解决方案。如他所说：“通过张俊石这个班主任的眼光，特别是通过他爱恨交织的感情和犀利的剖析，既向读者提出问题，也向读者提供我力所能及的答案。”为了疗愈人们的“精神内伤”，刘心武给出的答案是“阅读”。

阅读疗法

《牛虻》其实是读解《班主任》的密码。在张老师的中学时代，这本谢惠敏和宋宝琦眼里的“黄书”，曾由共青团中央直属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由团支部推荐给学生们。《班主任》里，张老师回忆了中学时代围着篝火集体朗读与讨论《牛虻》的场景。两代人对《牛虻》截然不同的态度，分别对应了时代的“歧途”与“正道”。在小说里引入张老师读《牛虻》的经历，显然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小说的结尾处，好学生石红组织同学在家中朗读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表》，深深地感染了张老师，让他坚信阅读才是教育的唯一法门。张老师决定将《牛虻》送给谢惠敏，用阅读来疗救她。他还计划“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全班同学”。至此，《班主任》完成了从揭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部叙事。

这一思路也延续到刘心武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里，主人公“我”作为教师对年轻人邹宇平深感惋惜，因为他只能“从米黄色的大衣这类东西上去寻求寄托”。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穿着时尚是“匪不匪看裤腿，黄不黄看米黄”。在刘心武笔下，这些精神虚无的年轻人只能在流行时尚上寻找寄托。后来，“我”在图书馆偶遇邹宇平，发现了他“灵魂上可喜的变化”——他竟然在读技术书！有赖于周总理去世与全国科学大会的双重感召，邹宇平决定“不能想着打扮自个儿，我得跟大伙去打扮咱们的祖国——得让咱们社会主义中国，也穿上社会主义的服装啊”。借由阅读和学习，虚无的年轻人“越过黄色大衣的庸俗境域”，重获健康的人生。而在《爱情的位置》里，“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并不是主人公追求的理想生活，她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相互吸引的爱情。正是通过共同阅读，她认定爱人与自己灵魂契合。

刘心武将物质与精神设定为一组二元对立项，通过贬抑对物质的片面追求，来强调精神丰盈健康的重要性。只有在精神世界里不断地输入新知与产出思考，才能逐渐疗愈个体的伤痕，成功克服精神危机，进而追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今天看来，“阅读疗法”过于乐观和简单了，不过确实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诉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的阅读热情至今令人神往，新的时代潮流也从中孕育与激荡。

超越伤痕

1981年初，冯骥才曾给刘心武写了一封名为《下一步踏向何处？》的信，信中不无焦虑地提到他们这批作家都以写“社会问题”起家，因为敢于直言社会现实而获得读者认可。但如果继续沿着“社会问题”的路子写下去，势必只能如刘心武自己所担忧的那样，“强使自己提出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这样就会愈写愈吃力、愈勉强、愈强己之难，甚至一直写到腹内空空，感到枯竭。”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许多红极一时的作家凭借时代机遇出道，却难以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刘心武他们则对“下一步踏向何处”有着自觉的思考。书写“伤痕”之后，刘心武将笔端探向人性和社会的更深处。

刘心武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关注社会问题，写作的政治性较强，《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便是代表作，社会反响也最为强烈。其二，随着重大社会问题的退场，开始“注意写人生”，“努力地以人道主义的光芒照亮读者的心”，并且更加注意写作技巧的锤炼与使用。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标志着这一创作转折，开始专注于主人公魏锦星的性格与命运。小说《如意》则聚焦于一对小人物的悲剧人生。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和长篇小说《钟鼓楼》。其三，创作焦点仍在人物，但政治生活、政策变化、时代特征、重大社会问题渗透在字里行间，试图更为全面辩证地看待生活与人，代表作有《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纪实小说。

创作前后虽有变化，但刘心武始终尊崇现实主义，并以人道主义精神观察和再现社会与人。他以“心灵建设者”自居，希望发现普通人灵魂里的黄金，也期望以文学为媒介涤荡更多人的灵魂——这是他不变的创作宗旨。在当下的文学观念与阅读趣味中，刘心武作品的“文学性”遭到质疑，但不应忘怀的是他的作品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彼时的文学扮演着极为特别的角色。在完成了“替代物”的使命后，刘心武自觉将文学创作推入新境，其创作水平有待评说，但这种态度无疑值得赞赏。而他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也铭刻进历史的讲述中，成为当代中国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