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回忆
在人生短暂这几十年中，有些事很快地便忘记了，有些事，即使想忘记，也忘不了。我和郭澄清同志的接触就是这样。
郭澄清同志是1989年8月10日逝世的。他过早地离开文艺界，使人感到非常的惋惜和悲痛。这篇文章我是在他逝世的第二天写出的，李子同志写出了《哭澄清》，我们两人的稿子，同时送往《沧洲报》，因日报的篇幅有限，编辑说，这类稿子只能刊登一篇，所以我这篇东西只得撤下来。就这样，这篇稿子一直放了三十年，值老友澄清同志逝世三十周年，修改后，拿出来和读者见面，也算是对沧州文坛上挚友的一点怀念吧。
我认识郭澄清，是在1961年。当时我正在宁津一中当语文教师。此时的郭澄清，已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赫赫有名了。因我爱好写作，对于郭澄清的名字早有耳闻。早想和他见见面，只恨没有机会。
1962年8月的一天，我在阅览室翻阅报纸，猛然间，看到大公报上，刊载了郭澄清的《黑掌柜》，我一口气读完，之后，向阅览室管理员，借了这张报纸，便跑到教室里，趁学生们课余时间，（我担任的的是毕业班，暑期学生还未放假）我把这篇小说，读给学生们听，并把小说的人物、故事、结构、情节、语言，都给学生分析了。“一个手是戥子眼是称，心眼就是定盘星的勤恳、不知疲倦、任劳任怨、朴实本分的买卖人跃然于纸上。”学生们听了，乐得直拍手，说，这小说写得真好。接着，我又向学生们介绍了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说，“作者是咱宁津县的人，他叫郭澄清，是咱县县委办公室主任。”
有个学生站出来骄傲似的说，“认得，是俺时集乡郭皋村的人。”
还有个学生说，“我还和他家的小黑，同过学呢。”
……
郭澄清同志在宁津县委办公室当主任期间，由他创意，有各单位筹资，由王祥云、孙世勋、县文化馆的张奎荣、具体操办，我们学校语文组的陈策同志也具体参加了。他们在郭澄清同志的的具体指导下，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宁津文艺》（铅印）16开本，地点，在县教研室。（在城关小学的西边）当时，在我们一中教师中，常写点小文章的，一个是陈策，一个便是我。陈策写诗，我有时写点散文和小说、小剧之类。张奎荣向我们俩约稿，陈策写了几首小诗，我写了一个小诗剧《进京之前》。结果，我们俩人的作品都刊载在《宁津文艺》的创刊号上。在一次县业余作者创作会上，我认识了郭澄清。之后，我常拿着我的作品，到他的家去，让他指导，他看了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优点和不足。在他的指导下，在1963年7月5号《天津农民报》副刊“打谷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卖镰刀》；1964年5月《天津晚报》、发表了散文《看戏归来》，《沧州报》在1963、1964年先后发表了我写的小说《少先队员》、《婆媳俩》、《芝麻和西瓜》，小戏《水涨船高》等，字里行间渗透了郭澄清同志的一片心血。
郭澄清同志，待人和气，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特别是对待爱好写作的人。
记得1964年夏天，我还在宁津一中忙着送毕业班。一天，接到南皮干校李子寄来一封信，说，他写了一篇小说《黑牛》，寄给郭澄清，至今未见消息，让我去郭澄清同志那里问问。我去郭同志那里，一问，郭澄清同志笑了，说，这小子，够性急的。小说写得不错，早推荐给《河北文学》了。
我给李子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不久，《黑牛》在《河北文学》刊登了出来。这就是郭澄清同志来往于业余作者之间的一件小事，其中，可见其生活的一斑。
郭澄清幼年的时候，才识过人，他1947年毕业于渤海瀛南中学。修改这篇稿子的时候，在北戴河我碰到了他的老同学，省政协88岁的老干部郑义同志。（郑义同志，原先曾在沧州地区文教局剧目组和我在一起工作，也是参加64年保定戏剧文学创作会的成员）他说，我和郭澄清在渤海瀛南中学是同学。他是中学班我是师范班。
渤海瀛南中学学校成立于1945年下半年，是公办学校，供给制，主要是给国家培养人才。地点，在东光县的连镇。（这儿离时集郭皋村有十几华里）学校招收学生一百余人。分两个班，一个中学班，一个师范班。校长，是县长点名要来的，叫李玉芬。学生的来源，一部分是抗日高小考去的。还有一部分学生是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被选拔来培养的。学校的中心是爱国、锄奸。郭澄清在这个学校里，非常活跃，业余的时间，常看他坐在阅览室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他已经早早地读过了，又开始读现代文学，鲁迅的，巴金的，老舍的。他这时，已在军区办的《渤海日报》发表诗歌和一些散文了。他的作文，常在班上被老师当作范文读。
学生间，常流传着他的传奇的故事：
说他放秋假，回家刨玉米，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小说，边看边刨，三亩的的玉米刨完了，一本小说也看完了。
一本三字经，倒背如流。
一分钟能画出全国的地图，并能说出各个地方的特产、风物，人情……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学校搬离了（连镇）铁路线。迁移到，东光县的张彦恆。1947年下半年，学校解散，学生毕业。毕业后，学生大部分参了军。老郑说，他去了部队，参加渤海一军区的卫生训练队，之后，到渤海军区联络处做情报工作。也有的去了地方做行政工作和教育工作。
解放济南之后，郭澄清脱了军装，回到宁津，参加了教育工作，来到了城关完小当上了校长。还兼一门地理课。他上课时，先让学生把课本扣住，只听他讲，他讲到那个省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物产环境，气候名胜等，边画边讲，有声有色，等他讲完了，再让学生打开课本，和他讲的一对，和书上的一字不错。所以，他调出学校后，很长的时间，其他的老师不敢接他的地理课。
郭澄清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一万字的小说，几个晚上就写出来。
他多才多艺，除教书写文章外，他还会编筐、编笊篱、焊锡壶、做木匠活，（木匠活是向他父亲学的）1951年，宁津一中成立，他调到一中任教导主任，全权负责教学和筹建工作。被下放到基层后，他一度曾到道口镇完小任教。后来又回到了城关完小，边教学，边写作。这个时期，他又写出了《郭大强》、《万灵丹》等小说和诗歌，刊登在《河北文艺》上，他干什么都很认真，干什么都要争强，这也是他性格一个方面。
郭澄清在县委工作的期间，工作很忙，几乎县委中大的报告，都要他亲自去写。当时，县委书记辛生很器重他。有一次，在县里召开的数千人的大会上曾表扬他说：“郭澄清，别看其貌不扬，可文章写得很好！”
他生活朴实，平常不像个县的干部，经常是一身黑布裤、褂，挽着腿，像一个地道的庄稼人。他干起工作来一阵风，写起文章来也一阵风。60年代初，是县委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是他的作品产量最高的时候，此时，他发表了轰动全国的《社迷》、《黑掌柜》、《男婚女嫁》、《公社书记》、《茶坊嫂》等。
他善于交朋友，特别是文艺界的人。宁津县因为郭澄清写小说，便涌现出一批写小说的人，像郭洪江，吕德录，张长森等。
1964年春，在保定召开的全省戏剧文学创作会上，我和郭澄清住在一个屋里。那时宁津还属沧州地区，去保定参加会的总领队有地区宣传部的部长张润芬，文教局长王瑞民。宁津县代表，有郭澄清，宁津梆子剧团团长雒兰芳，我，还有一个演员。他此时身体不太好，一宿要起来好几次——这也许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但他仍不知疲倦地接待了全国各大报和一些出版社的记者、编辑，向他们谈自己的宏伟的创作计划。
同年，我调地区文教局搞创作，便和郭澄清同志分手了。
之后，宁津划归山东。从宁津的朋友那里知道，郭澄清同志正写长篇小说《大刀记》，并说他已调山东省文联，任山东作协副主席，成了专业的作家，但生活基地，仍在宁津。
一个出版社，将要出一本儿童文学集子，就指名点将地在沧州找了一伙笔杆子，集中在南排河的招待所里写。这伙人，白天，坐着船，由海堡上的渔民领着，去海里到处逛，晚上回来，坐在电灯下，穷侃，讲故事。有人说，那个年代，写作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故事里，没有阶级斗争，出版社是不会给你出版的。其实说起来也不难，那时，写东西有个公式可循：“支书不在家，队长犯错误，贫农来诉苦，揪出老地主。”想写的人按这个公式去填就行了。这话一晃就是三十年了，说来，也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悲哀啊。
郭兄能在那种环境下，写出了《大刀记》确实不容易。
……郭皋村一座简陋的、三间红包皮的房子里，有一盏如今已没有了灯罩子的煤油灯，就是在这盏煤油灯光照耀下的一张小小的炕桌上——一包烟，一沓稿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他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写，写……墙壁上烙印着他的一个巨大的影子，在盯着他，不离不弃……（《风雨大刀魂》引言）
1976年，我接到宁津文化馆寄来郭澄清同志的长篇巨著《大刀记》（三本）100万字。由于他用脑过度，患上了脑血栓，半身瘫痪。
郭澄清同志生前，曾说：“一个作家主要是靠作品说话”他还说“ 百年之后，我有一本书让人记住，过多少年，还能让人提起，我就满足了。”（《风雨大刀魂》引言） 郭澄清同志，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拼搏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郭澄清同志，英年早逝，他的去世，使中国文坛上失去了一员干将，沧州文艺界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他的去世，给人留下了一片遗憾，按他的才华，如果，身体不是这样，那会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的，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