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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革命之年》，[美]迈克•拉波特 著，郭东波、杜利敏 译，纸间悦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页，92.00元

近日读美国现代革命史学者迈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7月），想起70年代末在课堂上学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觉头绪很纷乱，那时候我们用的那本西方近代史教材读起来也比较枯燥无味，记忆较深的反而是老师讲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革命的论述。现在读拉波特这部展现“反叛之年”革命大剧的著作，波澜壮阔与错综复杂的革命进展变得相对清晰、生动和富有感染力，实在是难得。《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在描写当年革命起义的同时，拉波特还指明了起义对今天的影响……他目光敏锐，睹微知著，讲述了一个绝妙的故事……翻阅时，读者很难不投入感情，很难不对纳尔逊•曼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成功的革命者肃然起敬。”（见该书封底）关于170年前的那些起义对今天能有什么影响，恐怕不容易说清楚；但是说在阅读中很难不投入感情，这是肯定的。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讲，“1848年革命很复杂，但革命的情节却引人入胜。这里有高超的政治手腕，有国家的建立，还有宪法的制定。同时又糅合了人类的革命悲剧、战争和悲惨的社会景象。与此同时，它也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瞬间。1848年革命既是满载希望的革命，又是充满失望的革命。”

1848年革命前的欧洲政治可以看作是从两个方面不断增压的火药桶，直到猛然爆炸。一方面，欧洲各国全部是由保守派统治，只是在程度与统治方式上有所区别。奥地利是当时欧洲绝对君主制体系的中心，梅特涅是整个保守统治秩序的总设计师，他坚决反对一切呼吁立宪和自由的呼声，不允许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而且强调要把法律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在俄国，沙皇实行铁腕专制统治，建立庞大的秘密警察与线人队伍，以极为严酷的手法打压社会舆论，令知识分子和作家噤若寒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后就迅速摧毁了自由派试图建立立宪政体的希望，公然宣称“应该施行家长式的统治”。（12页）另一方面，政治高压不断积累着对抗的情绪与能量。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记忆仍在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的血液中流淌，他们因此而在保守秩序统治下深感压抑和窒息；更年轻的一代自由知识分子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没有清晰印象，但是一直浸润在革命对自由的美好许诺之中。（20页）新一代的革命者迅速成长起来，意大利的朱塞佩•马志尼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坚信革命必定会给欧洲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在他组建的“青年欧洲”这个团体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出现了一股“青年现象”，“青年爱尔兰”、“青年瑞士”、“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纷纷涌现。除了“青年现象”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拉波特在书中前后两次提到的，虽然在整个运动中真正的坚定、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可能只有几千人，虽然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准备成为革命者，但是由于运动植根于普遍的苦难与社会政治压迫之中，因而它能引起民众的共鸣与回应。另外，由于统治者的立法在许多国家表现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干预教育、限制组建社团和限制自由议政，使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十分沮丧与屈辱。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公民社会”在此期由于受教育阶层人数的不断增多而继续发展，公民社会与保守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的分歧越来越明显。（24—26页）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由于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社会贫困问题，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引起了有钱阶层的恐惧心理。

那么，“现在，积聚的能量已经达到了极限，旧政权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应对。1848年的前几个月虽然短暂，却十分关键，民众的悲惨遭遇与反对保守秩序的自由派长期积聚起来的沮丧、焦虑及反抗的愿望相融合。梅特涅统治下的欧洲，1815年是那样凯歌高奏，而且自那以后又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此刻突然显得极为虚弱。自由派也嗅到了血腥的气息。”（42页）在法国，反对者为了规避官方禁止政治集会的法令，在全国上下举行各种宴会，人们在宴会上大谈国事，诉说改革的愿望。在1847年7月的一场宴会上，历史学家和诗人拉马丁发表演讲，宣称“王室将会倾颓，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为自由而战的革命和为荣耀而战的反革命后，你们会看到有关公众良知的革命、无所畏惧的革命。”（43页）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把历史的车轮推进到烽烟四起的1848年。

在1848年最初的曙光中，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法国众议院向保守势力发出最后的预警：“你们没有本能地感受到欧洲大陆又在震颤吗？你们没有嗅到空气中革命的气息吗？”他力谏政府对议会改革做出让步，扫除腐败顽疾，挽回民心。但是他被嘲笑为杞人忧天。其实，这时在意大利已经燃起了所谓“烟草暴乱”的反抗烽火，绝对君主制很快就崩塌。紧接着是巴黎二月革命，在2月22日那天人民上街游行，很快升级为暴力冲突，游行者面对子弹和军刀筑起了街垒。第二天晚上，面对庆祝基佐下台的游行群众，士兵的紧张导致开枪，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和更激烈的反抗。25日凌晨，诗人拉马丁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崩溃了。拉波特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图景，竟然让我想起1970年那句传诵一时的话：“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

接下来各国的起义及其胜利无需赘述了，作者在“前言”中有很概括的表述：“暴力革命发展速度惊人，很快就席卷巴黎、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和柏林。激进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推翻旧政权，着手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从欧洲范围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政治事件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尚属首次，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乃至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搞清楚1848年革命的最基本诉求究竟是什么。作者认为在匈牙列革命中提出的《十二条》“这份纲领包括1848年革命的标准要求：言论自由、责任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常设议会、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国民卫队、税收平等和陪审团审判。他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解除农民身上的‘封建负担’。”（78页）这是革命爆发之初欧洲各国自由知识分子提出的普遍诉求，要求得到政府的回应和马上启动政治改革。其次，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时爆发革命？革命为什么取得这样令人震惊的成功？他的解释性论述实际上包含有几点：1，在革命爆发前整个欧洲就对政治改革提出了广泛而普遍的要求；2，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感召和巴黎二月革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3，社会困境、经济困境、各国日益高涨的立宪诉求和政府的弱点和明显的不自信，使得革命具有了爆发性的力量，并保证了革命最初的胜利。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波特对各国政府的分析：来自财政和武力方面的问题使政府遭受自信危机，因此在面对民众起义的时候失去了理智，有的打算投降，有的只能做出混乱而又矛盾的反应，处于前线的军队指挥官也进退失据；4，这时的革命者表现出跨越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团结一致；5，农民、工人和妇女对革命的支持；6，中产阶级在紧要关头抛弃政府，投向革命阵营，因为对旧政权失去了信心。（117—122页）这些因素看起来都是那么有力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就是，1848年革命为什么很快就陷入失败的困境。在革命的初期胜利之后，如何建立宪政体制（选择什么样的议会制度、选举权如何分配）、如何构建自由和公平的秩序、如何处理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如何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至今仍然深深地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当时那种在急风暴雨中临时产生的革命联盟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革命联盟曾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保守的统治秩序，但两个派别之间政见的分歧割裂了革命联盟，导致政治两极分化，进而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前言”）与此同时，各国保守势力和军队缓过神来，暂时瘫痪的国家机器很快重新运转。当我们在阅读中目睹着巴黎六月起义的“血色夏日”，在接下来的“反革命之秋”中看到曾经一度飘扬着自由与宪法旗帜的城市如何相继陷落，这才更是我们“很难不投入感情”的时候。

前面讲过，当年我们在课堂上学这段历史的时候，授课老师特别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相关论述。因此今天在读拉波特这部著作的时候，很自然就把马、恩的文章也翻了出来。把拉波特书中的“巴黎六月起义”这一节与恩格斯写的《六月革命（巴莱起义的经过）》相比较，会发现恩格斯对当时战斗过程的具体描述和军事分析是拉波特无法做到的。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起义与镇压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文章，当时的 “新莱茵报”是欧洲唯一一份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一边的报纸。恩格斯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以政治家的立场和军事观察家的目光详细评述了六月起义的过程；马克思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指出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的原则区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这些文章中，他们高度赞扬了示威抗议者者抢夺军火、冲击政府机构和警察机关、打乱社会秩序等具体行动，同时也劝说起义者要注意保存实力，不要上政府挑衅行为的当。关于民族国家与自由的问题，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不但谴责了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武装干预，而且批判了“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7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那么，就让我们重读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6月28日的《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第29号，《马恩全集》第一版第5卷，153—15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吧！尽管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阅读与理解肯定有区别，但是有些基本的道义、情感仍然是相通的。关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说“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是啊，失败并不等于投降。关于秩序，“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更重要的是，“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关于什么是秩序、谁的秩序，马克思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么以后怎么办？“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他继续补充说，“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在屠杀与镇压的风暴过后，马克思看到起义者“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因此，他想到“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于是他在“新莱茵报”发表了这篇给起义者“戴上桂冠”的文章。拉波特在他的书中也部分地引述了马克思对六月起义的论述，比如关于起义者被杀害的人数，保守派的估计是150人，马克思的估计是3000人，他认为真相可能是在两者之间。又比如，他引述了马克思对镇压者的谴责：“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232页）

全书最后的“总结”部分集中地体现了拉波特作为现代革命史研究专家对1848年革命的价值判断和现实意义，他说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记取：“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我们也不需太过悲观。1848年革命让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体味到了政治：工人、农民能在选举中投票，成为候选人，甚至成为议员。那一年公民自由的迅速繁荣为欧洲人民（包括妇女）提供了自由空间，他们通过政治社团和工人组织参与政治。尽管有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但这并不削弱结论，因为保守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得到很多人真诚的支持。也许最伟大的成就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劳役。……此外，1848年暴露出来的诸如宪政、公民权利、社会和民族主义等问题，并不因为反革命运动试图压制民众的讨论和抗议而消散。”（432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提炼和强化的是1848年的真实意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最深刻、最伟大之处在于使最广大的欧洲人前所未有地拥有了政治性，成为再也无法被忽视、被遮蔽的政治主体。另外，他深刻地指出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内在悲剧：“当要在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时，绝大多数自由主义人士选择了前者，只有约翰•雅各比这些例外选择自由。这让1848年的悲剧显得更加深刻——连自由主义者也做好了放弃自由、向权力低头的准备。”（434页）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把1848年与1917年和1989年联系起来，认为东欧和中欧人民最后远离了某些遗产，重新熟悉1789年和1848年革命的传统，重新熟悉自由、民主、民权社会和独立国家等原则。（447页）在这里我们更能理解拉波特在“前言”中说的那段话：“笔者相信，今天的世界依旧回荡着1848—1849年革命的余音，因而那段革命故事仍然值得我们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