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信是一种无法定义的写作。相对于虚构的小说，或非虚构的游记、传记甚至特稿，书信天然携带一种更为诚实的基因——比小说更硬朗，比特稿更柔软，它需要作者敞开心扉，又要求作者高度自觉。因为书信是一场有特定对象的倾诉，它首先需要真相，然后需要用叙述的控制力来唤醒真相带来的启示。

读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随笔集《下一次将是烈火》，我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书信阅读的振奋感。这本鲍德温影响最为深远的小书只由两篇信件组成，第一篇《我的地牢在震动》是作家在美国黑奴解放运动100周年纪念时给侄子的公开信，第二篇《十字架之下》更像是某种自白，是“来自我脑海中某个区域的信”，当时正值阿拉巴马州发动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鲍德温也因这篇随笔而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如坐针毡的文字

《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书名和内文都让人如坐针毡，鲍德温的语言密度和行文节奏，好像能把初次阅读本书的人直接架在火盆上，试炼你的良心。即使你一遍遍读它，那盆火也不会熄灭。刚刚去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这样评价鲍德温：“你令美国的英语变得真正诚实、真正具有世界性，你揭露了这种语言秘密，重新塑造它，使它变得真正现代、有表现力、充满人性，……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语言的本来面目，既非冷酷无情，也非鲜血淋漓，而是充满生命力。”

鲍德温的生命力来自他的语言。这位瘦瘦小小、长着“一双青蛙眼”的其貌不扬的美国黑人，出生于纽约的哈莱姆区，童年坎坷，彼时正是美国黑人在政治和文化上觉醒、黑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20年代；他的青春期则迎来了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标榜自己民主的美国，在国内却奉行着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政策；等鲍德温成长到能够用文字思考种族歧视问题时，处于冷战中的美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令人窒息，而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如燎原之火，从南方的非暴力抗议发展到北方黑人区的暴乱，激进的黑人组织开始主张黑人的权力，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种族斗争史上最为激烈的时代。同时，60年代是詹姆斯·鲍德温自我重组的年代，他在转折，在变化的现实中寻求答案，他需要理解变化，需要重新确认真实。60年代，也是《下一次将是烈火》诞生的年代。

鲍德温的两封书信从表面上看，一封写给亲人，一封写给自己，实际上它们拥有共同的倾诉对象：美国黑人，美国白人，所有美国人，所有人，所有被现实生活中的歧视裹挟而在地狱里煎熬的人。他采用了毫不留情的方式：与自己对峙。

对于鲍德温来说，直面困境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前提，这是他写作中贯穿的真理。直面困境的核心难题就是直面自己，而人总能轻易就用各种幻象和谎言来包裹这个“自己”，但鲍德温说，“人们不能在任何幻象中逃避，而附着在肤色之上的价值观，无论何时何地从来都是一种幻觉。”

鲍德温没有幻觉，这个黑人男孩没见过吸毒的生父，而继父是个对生活充满怨恨的牧师，全家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了照顾八个弟妹，鲍德温失去了童年。当他从悲惨的家庭转向动荡的街区，迎接他的，是仅仅因为他的肤色就数次进出警察局地下室的屈辱，是稍不留神就要堕入的毒品、酒精和卖淫的魔窟。极度的危险面前，人的本能是寻找救命稻草，鲍德温也需要让自己振作的“把戏”。在《下一次将是烈火》中的第二篇《十字架之下》中，作家回忆了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危机，把过去的自己拎出来，和现在的自己对峙。

阅读这部分时，我紧绷着神经。深受亨利·詹姆斯影响的鲍德温，对自我剖析的力度毫不逊色于前者，但“第一个詹姆斯”是呢喃式的自我折磨，“第二个詹姆斯”却在大声嚷嚷。这个小个子黑人的嗓门真是大，他的自白让人煎熬。14岁成为少年牧师的鲍德温颇有布道的天赋，他在讲坛上被注入了狂乱的激情，但他坦言“那是我人生中最恐慌、也最不诚实的一段时间”，这也许是作家在自我觉醒之路上的首次逃避，他以为在十字架下就此可以躲开严苛的继父，躲开当时想毁灭黑人的美国社会，但他还是没能和耶稣达成协议。

把自己当成羔羊献祭给上帝，并没有让鲍德温的皮肤变白。他逐渐意识到那是白人的教堂，充斥着伪善、暴力和盲目，“教堂里根本没有爱”。17岁那年他果断离开了教堂，因为他选择了诚实面对自我。那个“自我”在说，他有更迫切的事要去做，如果这“道”只能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救赎”，那么他不能成为传道者。他预感自己要做一个作家，如果写作可以消除白人和黑人的隔绝，消除一切人为设置的分层地狱中的煎熬，那么就去写作。

鲍德温曾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很懂写作技巧的作家，“我知道的就是你必须让读者看见它”，《下一次将是烈火》中的语言几乎就是压境而来，一句接一句，不给你游戏文辞的机会。大量的陈述句，汹涌的独白分散在前后勾连的短句群里，却没有削弱独白的力道，有些短句群甚至组成了长达十几页不中断的段落。段落中止前，你甚至不能切割它。有人说，这几乎就像是某种慷慨的布道——鲍德温的这种才能在随笔写作和演讲中确实感染了无数人——而我读到了某种俄罗斯的基因：仿佛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令人招架不住的大段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小说里滔滔不绝的自我质问。

对“纯粹艺术”的超越

据说鲍德温写小说时，语句简洁有力，非常直接（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笔对于鲍德温来说，可能有不同的使命。在访谈中，鲍德温说，“在小说或者戏剧中，你是准备向他们展示”，但“作家在随笔中的观点通常是绝对清晰的。作家试图让读者看到些什么，说服他们”，如果这是鲍德温对随笔写作的阐述，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下一次将是烈火》中熊熊的“火焰”——两封信件都是为了表达作家的期待——《我的地牢在震动》是对下一代美国黑人超越肤色狭隘定义的期望，《十字架之下》则在号召黑人和白人摒弃那道肤色的界限，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这部随笔集承载着鲍德温对社会现实清晰的热望，它超出了“纯粹艺术”的界限，也因如此，它会遭遇一个老生常谈却永远重要的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与鲍德温同时代的另一位重要的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对40年代开始兴起的以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为代表的抗议文学多有质疑，也对60年代美国社会如火如荼的黑人文艺运动有所批评，他认为黑人作家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直接参与黑人大众的解放斗争。对此，鲍德温的反应值得一提，事实上《下一次将是烈火》就是他转变的起点。

在写这本书前，鲍德温经历了人生中第二次“逃避”。1948年，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气氛逐渐令人窒息，他最好的朋友跳桥自杀，鲍德温不堪忍受困境，带着40美元和单程机票逃到巴黎。在法国的九年，他本可以重建生活，远离痛苦的故土而从美国的仇恨中解脱，但自我对峙已经成为鲍德温的本能，欧洲的生活让他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美国属性，他再一次选择不逃避，回美国直面危险。许多人警告他这么做的下场，但鲍德温的回答是，“自我欺骗，不管是服务于多么渺小或者多么崇高的目标，都是没有一个作家能承担得起的巨大代价。（作家的）主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世界，这需要他调动每一寸气力去努力地真实地打量自己、打量世界。”

1957年，鲍德温回到美国，去南方黑奴祖先的土地访问，在杂志上发表尖锐的批判文章，以作家的方式参与民权解放事业。《十字架之下》的另一重要内容正是鲍德温和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领袖产生的分歧。面对日益激进的黑人解放运动，此时的鲍德温依然站在马丁·路德·金一边，认为非暴力的爱才能拯救白人的罪孽和黑人的苦难。《下一次将是烈火》是一个悲伤而仁慈的黑人作家在说，“我们必须带着爱，去迫使我们的兄弟看清自己的面目，停止逃避现实，并开始改变它。”

逃避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逃避，鲍德温无法把自己限定在“艺术家”的领地，良知迫使他深入民权解放运动的中心。从前他也站在埃里森一边，批评黑人抗议文学中的暴力化和公式化的危险倾向，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探索规律，把观察转化为艺术。60年代接踵而至的可怕事件逼迫鲍德温在痛苦中重新打量真相，反思用爱来实现变革的可能性。以《下一次将是烈火》为起点，此后鲍德温的创作将越来越具备“抗议文学”的特点。但“抗议”和“文学”这两个名词在鲍德温看来并非互斥的选项，他曾对《巴黎评论》说，“在我去过南方那么多地方，看到那些等待改变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之后，我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里精耕细作自己的才华。我不可能只是去看看他们然后就走。”

可我们依然不能说《下一次将是烈火》是一场布道，虽然它的文字火热，但鲍德温并没有牺牲艺术性。两篇书信缺乏斩钉截铁的语气，它是退无可退的作家在困境面前自我辩证式的呼喊，他谈论黑人的痛苦，并不美化他们；他谈论白人的无知，并不憎恨他们；他警示所有的对立者抛弃相似的僵化思维。在这个意义上，这本随笔集挺拔地超越了对单一困局的质问：所有的歧视——种族、民族、阶级、宗教、性别——都是“为了否认我们终将死去的事实”，而我们要做的是“拥有改变的能力和愿望”，最终，直面自己的生活。

鲍德温曾在60年代自比为布鲁斯音乐歌手——这种整体涵盖美国黑人音乐的艺术形式以其强节奏和韵律为听者带去直观的感受，而这也是鲍德温的写作追求——不逃避的艺术，不逃避的自我。因为他早就明白这个道理，“逃避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