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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6月3日傍晚，四艘吐着浓烟的黑色铁船出现在日本神奈川浦贺海岸外。这四艘黑色铁壳舰隶属美国东印度舰队，由佩里海军少将指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日本官方开国通商。对这批“不速之客”，德川幕府倒也有心理准备。早在佩里舰队来航前三年，幕府已经通过荷兰人得知，美国早晚会派遣舰队来日本要求“开国”。舰队抵达一个月前，美国舰队曾靠近琉球并勘测小笠原群岛的消息，已传到了江户。不过，由于对西方列强力量缺乏直观认知，当时的幕府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程度。

在浦贺外海上，美国舰队的阴影之巨大出乎日本人的想象。而示威般鸣放的火炮，则让幕府官员惊骇。在见识过黑船枪炮的威猛与美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后，幕府不得不与之接触。为了应付“外夷”，幕府一边与美国人交涉，一边将江户周边的闲散武士都组织起来。当时幕府下令征召江户各地剑馆修行的青年武士，让他们与官兵一道驻守各处，加强防备。其中，来自土佐藩（今四国岛高知县）的武士负责驻守在品川一带。这群武士中，有一位二十一岁的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接近一百七十五厘米的身高，在当时的日本已堪称“高大”，以至于在人群中显得极为醒目。这位身形高大的青年便是日后声誉渐隆的坂本龙马。不过，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来自四国、初出茅庐的乡下武士。

坂本龙马

黑船来航前不久，他从老家土佐藩出发，前往江户修行所谓剑术。自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全国开始兴起一股练武的风气，承平日久的武士出于“攘夷”的忧虑，又开始重燃对武艺的热情，尤其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下层武士。坂本龙马的家族起初是土佐当地的富商，之后获得下级武士的身份。因此尽管俸禄微薄，但龙马家境殷实，足以支持他去江户城见世面。在被征召“入伍”后，龙马在给身在土佐老家父亲的信中写道：“如此则近日有战。其时，吾当取异国人之首后回国。”

然而，包括龙马在内的广大青年武士却没有等到在“攘夷斗争”中大展身手的机会。1854年3月，德川幕府与佩里正式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本同意开放下田、函馆为通商口岸，持续两个多世纪的锁国体制宣告瓦解。同年夏天，为防备洋人而召集的部队宣告解散，坂本龙马也就从江户返回了土佐老家。之后数年间，龙马除继续研习武艺外，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接触各类西洋知识，例如炮术及近代航海学常识。大概也就是这时开始，他逐渐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攘夷者”变成了一个务实的“开国派”，甚至放下武士的“自尊”，操起了左轮手枪。

坂本龙马的“爱枪”S&W II型左轮手枪（高知县立坂本龙马纪念馆）

1858年，幕府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大老井伊直弼在未取得孝明天皇敕许的情况下，正式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使得全国胸怀“攘夷”大志的各级武士大为不满，一时间反对幕府“卖国”的风潮在日本各地转化成了“尊皇攘夷”运动。1860年3月24日，十余名激进派浪士在今天东京警视厅正对面的樱田门突袭了井伊直弼的出行队伍，井伊直弼本人现场毙命并被斩首。这场政治刺杀引发举国朝野震动，幕末的乱局由此拉开了序幕。

1861年，土佐藩的下层武士也成立了自己的“尊皇攘夷”组织——“土佐勤王党”，坂本龙马亦曾加入其中。当时的龙马绝不会料到，在之后的五六年间他就会迅速成长为幕末时代最重要活动家之一。在短短数年间，他与幕府重臣胜海舟一道创立日本最早的海军学校——“神户海军操练所”，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工业技术，先后创建过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龟山社中”“海援队”。当然，龙马最重要的事迹是曾斡旋促成传统世仇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同盟，共同推进当时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此外，他还提出了日后被视为明治维新政治纲领的《船中八策》，进而成为真正影响日本历史走向的风云人物。前述这一切重大事迹，几乎都被压缩在短短五年之内，迅速而不停歇地发生着。

另外，坂本龙马本人更不会想到，在整整一百年后会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会为他写一部厚厚的传记。196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乌斯·詹森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正式出版。在这位西方第一流日本研究专家看来，“现代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几十年来‘官方’维新史的受害者”。 詹森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实际上，明治政府一直试图将其纳入维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叙述之中，赋予其意义。例如坂本龙马的第一本官方传记《汗血千里驹》，就几乎以半虚构的方式将他描绘成明治维新的伟大先驱。至于明治天皇的皇后梦到龙马之事，更近乎传说，成为将其神格化尝试的一部分。而詹森之所以会写一部龙马的传记，除了讲述这位幕末志士的人生故事外，更重要的则是以龙马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明治维新，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考虑到这本书最早的英文版成书于半个多世纪前，作者视角之犀利无疑令人感佩。

《汗血千里驹》的目录

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明治维新”常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联系在一起，并互相比较。若将后者视为“失败案例”，那么前者也就自然是“成功榜样”。而中国人也很容易将德川幕府与保守自闭的清廷划上等号，进而将倒幕与维新视为一体。似乎“倒幕”，自然就是为了实施“维新”。事实上，龙马所处的幕末时代远比这种简单的历史想象要复杂的多。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幕府并非是对外部世界全然无知。相反，在与美国人的最初接触中，江户方面很早就能审时度势地予以应对。1853年“黑船来航”时，浦贺奉行香山荣左卫门在与佩里舰队参谋长布坎南上校第一次谈判时，曾看似无意地提到一句：“听说贵国通过地峡的运河已经完工了？”香山荣左卫门的这句问话，让布坎南极为吃惊。当时美国在巴拿马地峡附近修筑的铁路刚竣工，围绕运河可行性的勘查也才刚刚开始。换言之，当时的幕府已经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方面的情报。这也让布坎南对日本有了刮目相看之感。

1854年签订《神奈川条约》时，代表幕府负责谈判的“大学头”（类似国子监祭酒）的林复斋只同意在条约的日文版与汉文版上签字，却拒绝在英文版上签字。理由是他完全看不懂英文，无法确认其内容是否准确。这个举动也导致《神奈川条约》的英文版不具有等同日文版、汉文版的国际法效力。因此双方之后又在下田进行了新一轮谈判，签署了补充条约。在这个过程中，以林复斋为代表的幕府官僚展现了非常精明的外交手段。在下田补充条约的交涉过程中，幕府方面修补了《神奈川条约》中的“漏洞”，以诸如同意签署英文版等为交换条件，成功增加了美国人活动范围限于下田方圆七里、函馆方圆五里、禁止从事狩猎等限制条款。而佩里在谈判过程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在当地确实存在不妥当的行为，主动撤回了进一步的要求。

林复斋所著《墨夷应接录》，完整记录了与美国人接触、谈判的全过程。从幕府的角度，完整描述“黑船来航”前后双方谈判全过程，但该史料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却长期被忽视。

而因擅自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引发众怒并遭刺杀的井伊直弼，在佩里舰队来日之初就提出“必须临机应变，积极开展贸易”，主张开国。在詹森看来，当时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只是在于实施变革的手法和时间、在于由谁来领导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实施的问题。换言之，无论是幕府还是倒幕派，都逐步意识到开国变革乃势在必行，幕府方面的认知甚至更早。在开放与否的问题上，双方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而幕末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乃至战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不如说是另一场权力斗争。斗争的一方自然是统御两个多世纪的德川幕府，另一方则是以萨摩藩、长州藩为代表的地方雄藩。双方斗争的名义既可以是“攘夷”，亦可以是“尊皇”，又或是“维新”。

丸山真男曾将“德川时代”称为“世界史上的特例”，因为“幕藩体制下，‘天下泰平’的安定局面持续了两个半世纪以上。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如此缜密地人为制造出一个‘封闭的社会’，并成功持续如此之久是极为罕见的”。当然，即便是在这类封闭的结构中，矛盾依旧存在，甚至可以隐藏很久。例如萨摩、长州两藩对江户幕府的敌意，甚至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关原合战。在这场决定日本命运的大战中，德川家康率领东军奠定了未来江户幕府的统治基础，而萨摩、长州均属于战败的西军。尽管如此，这类敌意或矛盾，尚不至于成为摧毁既有统治的力量。然而，西方人砸开锁国体制的尝试，却迅速形成一股打破内在平衡的力量。于是，反对幕府的力量才能借此机会“破茧而出”。起初，这股反对力量使用的旗号是“攘夷”。在遭遇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后，又悄悄换成了“维新”。

事实上，“维新”这个词真正出现的时间并不早。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明治二年即1869年9月26日对萨长土肥众人论功行赏的诏书中：“朕惟皇道维新，全赖汝有众之力所资……”当时，明治政府早已宣告成立，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已经交权隐退，国内政局大势已定。此外，即便在“维新”一词出现在明治政府的正式文书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提到幕末后一系列政治变革仍会使用“御一新”这类说法。“维新”也好，“御一新”也罢，当然都是站在明治政府角度进行的历史叙述。

著名的日本近现代史作家半藤一利在谈及自己对明治维新的感想时，曾分享过一段儿时的回忆：小时候常去越后长冈祖母家过暑假，倒幕战争中该地站在拥护幕府的一边，因此被后来的明治政府称为“贼军”。于是，年幼的半藤一利就从祖母那儿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维新故事：“萨长那帮家伙根本就是一群土匪。不仅找俸禄七万四千石的长冈藩寻衅滋事，最后还抢走了长冈五万石的俸禄。这算什么官军。那帮人所谓‘尊皇’的理由，就跟土匪放的屁一样。”类似评价不仅出自乡下老妇，大文豪永井荷风也曾在自己文章里提过：“萨长土肥的浪士提倡不该实行的攘夷论，施巧计拥锦旗颠覆了江户幕府”，并用德川幕府的“瓦解”来取代“维新”这个说法。

相较于跟幕府势不两立的萨摩、长州志士，坂本龙马却对幕府体制本身显得相当宽容。1862年后，他之所以逐渐从“土佐勤王党”淡出，并脱离藩籍。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对“勤王党”过于激进的行为、政治暗杀的企图心生厌恶。又如在海援队创建之初，约有五十名成员，“公司分文官、武官、器械官、测量官、领航官、医官、火夫，得五十人”。其成员出身除土佐藩外，还包括越前番、越后番、水户番、纪伊番等，甚至还接纳公开支持幕府者加入。无论是持何种政治立场，但凡愿意推动日本革新者，似乎他都愿意结交共事。至于倒幕还是佐幕，他同样不愿简单站队。

长崎龟山社中遗址。当时其最大业务之一，就是协助萨长购买、运送西方的先进军火。

自1865年开始，身为当时最重要的海运贸易企业负责人的坂本龙马，就开始积极撮合原本对立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和解乃至结成同盟。因为他认为要结束当时日本国内政治乱局，洗刷革新日本政治，势必需要当时这两个最强大的雄藩联合一致。在劝说西乡隆盛时，他慷慨陈词，阐发自己的用心：“我们之所以挺身而出为萨长二藩奔走，既非为了你们两藩着想，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名利，而是为了这个国家。相信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主张，但能否先将这些小事放到一边，展现你们的赤诚之心，为天下兴亡而共论将来呢？”尽管一手促成了“萨长同盟”，但龙马对日本未来的政治构建却与之后的明治政府大相径庭。他提出著名的《船中八策》时，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即日本国内的政治体制应从传统的幕府独裁和平过渡到集体领导。

马里乌斯·詹森对此观察入微，准确地指出：“（坂本龙马）本人也寄希望于通过提出这一系列政策来降低动用武力来倒幕的可能性。坂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承认旧幕府势力在未来日本政治格局仍保有一席之地，来换取现在的将军主动交出权力，而无需兵戎相见。”坂本龙马所设想的理想状态是依照《船中八策》的规划，国家权力从幕府转移给大名会议。而幕府作为力量最强大的大名之一，依旧能在政坛发挥影响力，从而使国家能持续保持稳定，集中国力于革新进步。然而，如詹森所评论的那样：“这些观点不可能得到坂本的长州朋友和萨摩朋友的支持，因为他们可能有取代德川幕府的野心。”

坂本龙马的《新政府纲领八策》（即船中八策），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之后，《船中八策》的主要内容被以土佐藩的名义上呈幕府。1867年10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接纳进言，同意“大政奉还”即将幕府的统治权力名义上还给天皇的朝廷。仅仅一个月后，11月15日，坂本龙马与另一位土佐脱藩武士中冈慎太郎在京都近江屋密会时突遭刺杀，死时年仅三十二岁。一年多前，他刚经历过另一场暗杀，凭借怀中的左轮手枪，躲过一劫。而此次袭击者是幕府的治安组织“京都见回组”，但幕后真凶一直众说纷纭。时隔一个半世纪，若做一番历史推理，不难发现当时的龙马其实已渐渐走向萨长势力的反面，因为他是当时最旗帜鲜明并坚决反对武力讨幕的政治人物。作为萨长同盟最积极的撮合者，如今却不同意发动讨幕战争，其在政治上可能造成的影响力毋容置疑。实际上，在他提出《船中八策》之时，萨摩与长州武力推翻幕府的计划已在酝酿之中。

在坂本龙马遇刺仅一周后，长州藩领袖、日后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曾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时机一到，我方抱得宝玉乃千载大事，万一由对方抢夺，纵然抱着再大的觉悟，眼下四方志士、壮士之心都会遭受扰乱，舞台也势必垮塌。”所谓“宝玉”即指当时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伴随着坂本龙马的死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以“王政复古”与“天皇”名义发动的政变以及戊辰战争。即便是推崇明治时代丰功伟绩的司马辽太郎也说过：“在幕末这个如履薄冰的时代，萨长的举动确实算是一种暴力。”

除了鸟羽伏见、会津以及北海道外，整场战争并不算特别激烈，尤其是德川庆喜选择了投降，和平交出了江户城。若非如此，坂本龙马所忧虑的血雨腥风恐怕在所难免。詹森则将之称为“明治政府改革派的幸运”，因为“当时有像山内容堂和庆喜将军这样的人，他们虽然被挤到一边，但是却基本同意改革者的计划，而且这些人有种历史的使命感，能够从容而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治时代与之前的幕藩体制之间仍有很强的延续性，例如丸山真男所描述的，“明治政府在幕藩体制的家产官僚制的延长线上嫁接上了近代的专业官僚体制”。

在激荡的幕末历史中，坂本龙马短暂的一生显得尤为绚丽。他既当过攘夷志士，又最早拥抱西洋文明。他不仅放下武士刀，摆弄起手枪，第一次使用《万国公法》来处理海事纠纷，甚至还是最早一批开始穿靴子、带妻子度蜜月的时髦日本人。虽然是武士出身，但并不妨碍他去做生意，投身实业兴国。尽管他一手促成萨长同盟，但他既没有参与倒幕一方，也没有参加幕府一方。单就“历史功绩”又或是个人能力而言，较之“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又或是西乡隆盛，坂本龙马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虽然他从小就被视为是一流的剑客，但他早早就换成了手枪。虽然他是近代日本海军最早的缔造者之一，但他一辈子只参加过一次规模不大的实战。他短暂一生的精力似乎主要都用于乱世之中的合纵连横。

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分析日本人集体心理时，曾指出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日本人往往不喜欢在集团内出现一个集权式的统合型领导人。相反，日本人认为集体领导人最重要任务并不是统领众人，又或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是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日本人的这种喜好倾向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欧美人看来，看似无能之辈居然能坐上集团领袖的宝座，实在匪夷所思”。2008年，在NHK组织的“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评选中，坂本龙马超越其他明治维新前后的著名历史人物，紧随织田信长、德川家康，位列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映衬着河合隼雄的判断。

历史实景中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甚至会站在讨幕派的反面，犹若其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