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非文学家”鲁迅：打开鲁迅研究新视野的一种方式

这是开文艺批评的会，与会的都是文学批评家，还有很多作家，但是我总是在讲跟“文学”相反的东西。一般的说鲁迅是文学家，但是我讲他是“非文学”家，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思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现在文学创作中有一个概念叫“非虚构”，什么叫“非虚构”？我觉得这个命名比较尴尬，虚构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应该有一个特指。这个虚构应该是属于现代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沟口雄三先生讲的，他说现代的本质其实就在虚构。我们今天其实也有虚构，以前古典时期也有虚构，但这种虚构其实跟我们现代时期的虚构是有区别的。

在我看来，现代时期（即文学时代）的虚构是跟我们“此岸”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而古典时期的虚构往往是同一种“高贵的谎言”联系在一起的——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质是一种“彼岸”的方式，它并不影响我们承认“此岸”的缺陷与问题。今天，我们生活中依然有虚构存在，譬如仙侠小说或者电子游戏中的虚构，但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我们“此岸”的现实生活关系并不是特别大。我们以前要求文学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文学，它其实是一体的。可是现在我们看一些年轻读者，他们很喜欢仙侠小说。这种仙侠小说像游戏一样的，进去之后就是非常的虚幻，可是出来之后人们还是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它不像《青春之歌》那种“文学就是我的生活”那种浑然一体的虚构方式。所以我觉得“非虚构”这个命名其实跟“文学”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跟我们文学时代的“文学”相关联的。当然我使用的“文学”是昆德拉或者柄谷行人意义上的“文学”。

昆德拉讲，文学或者小说其实和现代，是同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勾连的。[1]柄谷讲，文学其实是一个现代建制。[2]此前是没有这么一个制度的，有了这么一个装置之后然后才有古代的文学这种概念，甚至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现代文学。

以上可以说是我考察鲁迅文学的几个前提，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讲鲁迅的文学：

1、鲁迅文学观念转变的痕迹

鲁迅关于“文学”观念的表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数次转变。第一个时期是在留日时期，他那时是一个坚定的文学主义者，当时弃医从文，认为文艺能够疗治人的精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非常坚定的现代文学的精神，譬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这里面文学和“内面的人”是相关联的，其实就是跟主体相关联。这种坚定的文学观念到“呐喊”时期开始松动，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开始，他其实就已经开始对文学有没有用产生怀疑，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呢？所以钱玄同来找他说：豫才写点东西吧！但鲁迅所想的是写点东西有没有用呢？这样的想法在日本时期是不会有的，这说明这个时期他已经对坚定的“文学主义”这样一个观念产生了动摇。竹内好所讲的鲁迅的“回心”[3]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竹内好的“回心”论重点在强调《狂人日记》同留日时期的断裂，而很少注意到其间的关联，后来木山英雄在这个方面讲得比较清楚。

但这里面我还引用了几点鲁迅对文学的说法，这个时期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已经开始没有用了，写点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又似乎觉得文学还是有用的，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文学家有什么用？”中，他说，“即使上海和汉口的牺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4]这说明鲁迅在这个阶段是在文学的无用与有用之间摇摆，我称为是叫反文学的文学。其实跟竹内好的“超克”是有相近的地方，也即后来汪晖讲的“反现代的现代性”。

竹内好无论怎样想要“超克”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但依然局限于“现代”之中，对此，木山英雄有过非常精彩的评述，“围绕着《狂人日记》的出发点问题，竹内好曾有极具个性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在‘我也吃过人’这个狂人的觉醒背后，可以窥见作者决定性的价值转换的自觉。但是，狂人那种觉醒也可以说不过是作者绝望的对象终至及于自身的一种表现而已。具有本质意味的毋宁说是，尽管如此作家终于介入了作品创作的行为，而在那里‘寂寞’是一直存在着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对《狂人日记》一篇的解释，事实上是与竹内好的整个鲁迅论体系直接相关联着的，不过，我现在并不是想建立自己的体系来重新整理鲁迅。”[5]木山英雄的这句话既在评说竹内好的鲁迅像，同时以此为媒介也讲出了他自己的鲁迅像，即鲁迅在《呐喊》和《随感录》时期的那种“反文学的文学”写作状态。很显然，木山意识到了竹内好在“回心”概念中所隐含的鲁迅对于现代的某种所谓的抵抗的问题（近代的超克），但他依然要用现代“文学”的方式来写作，这个时候他依然在现代“文学”的观念当中。

从“呐喊与随感录”时期一直到《野草》时期，用木山的话说其实是鲁迅滑过的一个痕迹。[6]在我看来，“这个痕迹”其实就是鲁迅从“反文学的文学”到“非文学”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鲁迅从“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7]走向对于“实有”确认的一个过程，整部《野草》忠实而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而1926年写作的《写在<坟>后面》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

完后之后，鲁迅关于“文学”的观念又为之一转。表现有二：

其一，他不止在一个地方说，他“现在”所写的文字在一般的“文学概论” [8]中是找不到的。后来对于《故事新编》，他也同样这样说，“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9]。

其二，与此相应地，鲁迅这个时期不断强调写作的实用性，“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10]甚至到了广州，他更干脆地说，他更喜欢听炮火的悦耳声，而不是文学，“（我）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11]

所以从留日时期以来，一直到他1926年中期的转变，鲁迅关于“文学”的观念是在不断地做减法。1920年代中期转变以后，鲁迅其实扬弃了他在留日时期所拼命建构的“文学”观念。但，传统对于转型后鲁迅的看法还依然停留在“文学”范式当中，并没有从中超拔出来，这是或许是局限所在。

我现在更愿意从“非文学”而非“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转变之后的鲁迅。如前所述，米兰•昆德拉和柄谷行人皆认为“文学/小说”同“现代”具有同构关系，而“现代”的本质就在于“虚构”，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所说的“非文学”其实具有“非现代”——注意不是“反现代”——的性质，同时与“非虚构”有着相同的意思。也正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我把鲁迅中期转变之后的写作梳分为三个“非文学”的面向：及时性写作面向：杂文，回忆性写作面向：《朝花夕拾》，改写性写作面向：后期《故事新编》。[12]

然而巧合的是，当下中国正红火的“非虚构”写作也正是从鲁迅这三个“非文学”面向展开的：及时性的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13]《出梁庄记》[14]，回忆性的如蔡崇达的《皮囊》[15]和野夫的《乡关何处》[16]，改写性如阿来的《瞻对》[17]。

2、朝向“非文学”道路的内在机制——鲁迅世界观念的转变

从“文学”到“反文学的文学”再到“非文学”的转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鲁迅在写作方面的转变，然而，深究起来，我们就很清楚，这个转变的背后实质上是鲁迅的世界观念在转变，而也正是鲁迅转变的内在机制。简单地说，就是从虚无世界像向虚妄世界像[18]的迈进。关于这一点，我在此前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过表达。所谓“杂文时代”的到来，其实就是鲁迅作为“非文学”家位置的确立。

具体说来就是从留日时期“文学”观念的确立到“呐喊”与“随感录”时期的“反文学的文学”的写作，在滑过了《野草》这样的一个“之间”之后，最终抵达中期转变之后的三个面向的“非文学”写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质就是以虚无主义为起始，然后虚无主义开始慢慢减弱，虚妄世界观逐渐登场，二者相互交错，然后虚妄世界观慢慢加强以致最终取代虚无世界观的一个过程。这个所谓的“取代”正是鲁迅朝向“非文学”道路的内在机制与基础。

3、“非文学”与当下关联及其意义

如前所述，“非文学”与当下的关联其实就是非虚构写作。文学在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中其实已经相当尴尬，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清末民初传统经学的位置。众所周知，五四文学兴起之前，甚至兴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传统经学一直占据着主流的位置，经学的争论依然是中国知识人的核心问题，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甚至朱子学与阳明学之争等等，这些无一不被视为正经学问。看钱玄同的日记就知道，即便像他这样曾经在五四时期引领一代风气的叱咤文坛的先锋人物，甚至到了1930年代，其日常所关注的中心还依然是经学问题，在他看来，这些才是正经的之事，而鲁迅零零碎碎的“杂感”在他看来是“不务正业”的无聊[19]。然而，斗转星移，这些曾经如此重要的事务，一经时代的转换，瞬时化为乌有，再也不会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而那个时期被视为无聊的文学则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为一个多世纪人们谈论的中心。这是为什么？无他，时代转变了，新的知识范式确立，旧的范式自然就无疾而终。如果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一种范式中反对这种范式则永远是徒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在“近代的超克”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当中来谈论鲁迅的原因。简单地说，我们反思一种思维范式，其直接的途径就是跳出这一种思维范式去俯观之，然后寻求改变之途。然而，这样的跳出一种范式去反思此种范式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在历史的任何时期都能够产生，而必须在根本的媒介发生转型的时期——也就是根本的时代转型之时——方才能够产生。清末民初的经学与文学的交替是这样一个根本的时代转型期，其标着就是机器复制的纸媒时代的来临。可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机器复制的纸媒时代在中国的当下正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以手机为核心的电子媒介时代已然君临天下。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来临。就“文学”而言，其时代亦面临着终结的厄运。无论我们怎样为“文学”辩护，说文学自古就有也好，说当下还有各种文学的变体也好，“文学”不再成为我们社会与文化生活关注的中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就像当初经学所面临的问题一样。

“文学”的纸媒属性其实毋庸多言，就小说而言，一部长篇小说的厚度一般都是二三百页（当然也有例外，不过毕竟是少数），为什么呢？毫无疑问，这跟纸媒的制造与出版相关，一本厚至五百页书，我们很难忍受，而且拿起来阅读也会颇为吃力。这就是出版的限制，也即媒介的限制。但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这种纸媒的限制被打破了。譬如今天的仙侠小说，一部仙侠小说在网上就有好几百集，好几百集又组成一季，下面一季又是好几百集，然后再往下，这种书写方式在纸媒时代是不会有的。我们首先要对这样的变化保持敏感。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天真地认为这种变化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变化，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跟随媒介变化所带来的书写变化的同时，精神的变化一定会紧随而至。就前述仙侠小说而言，其对世界的“虚构”同我们所说的同“现代”之本质同一的“虚构”完全不是一回事。仙侠世界之中的“虚构”是一种这种类似电子游戏的小虚构，即“虚构的归虚构，现实的归现实”，人们一旦进入这个“虚构”世界就忘乎所以，一旦出来，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虚构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构成根本性影响。而众所周知，“文学时代”中的虚构则企图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学即使生活，或者文学虚构同现实生活混淆不分。最典型例证的就是《青春之歌》，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就生活在小说的虚构之中，我想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最清楚。

不过要申明的是，我所谓的终结并非是说“文学”终结了，而是指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终结了。那么，将来文学还有没有呢？文学还会有，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永远也不会终结，就像经学现在还存在一样，只不过它同经学一样将来也只会作为某一部类的研究而存在。在即将过去的纸媒时代，文学在我们的国民生活（包括国民教育）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实是时代使然，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状况一定会过去，一种新的范式会取而代之。

如前所述，非虚构这个问题同“非文学”紧密相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鲁迅其实在那个时期以其天才式的敏锐已经感受到了某种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4、“非文学家”鲁迅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及其启示

通常，我们的历史叙述会被民族-国家结构所慑服，并认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的线性叙事会一直持续下去。其实，这种线性史观同“文学”一样都是机器复制的纸媒时代的产物。此前，我们之所以一直为这种历史观所慑服是因为世界一直处在纸媒的时代。然而，如前所述，当下媒介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换，以此为契机我们得以重新检讨这样一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线性史观。近几年逐渐兴盛起来的长历史观表现出了明显的“非西方/现代”，也即非线性的，大循环的历史观念。这种长历史观认为，“现代”以及与现代一起在历史中呈现的事物与制度（文学、民族­国家等等）只是万物永恒回归中的一环，既然如此，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反省与检讨我们此前以“现代”观看一切的眼光。近几年出版的孙隆基的《新世界史》[20]、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21]以及柄谷行人的一系列著作（《历史与反复》[22]《世界史的构造》[23]《帝国的结构》[24]等）皆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在致力单一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史观，从而使世界史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的面貌。

在《历史与反复》中，柄谷指出，世界历史总在反复中行进，但这种反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的过程，而总呈现为过去某种被压抑的结构在更高一层面的复回。就目前世界状况而言，柄谷认为，过去被民族-国家所压抑的“帝国”结构有一种复苏的迹象，就东亚而言，目前的状况同120年前的甲午年极其相似，但却是一种高层面的回归，很显然中国不再是积弱的晚清帝国，而是日益强盛的“中华”。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柄谷认为，中国过去被“压抑”的某种“帝国”原理正在回归之中。这种回归将会有益于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在柄谷看来，“帝国”同现代民族-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与文化系统。“帝国”是建立在“世界-帝国”体系之上的，“帝国”存在于相互的馈赠与礼让之中，具体表现为朝贡体系。与“绝对主权”所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所不同的是，“帝国”容许“故乡”的存在，也就是在“帝国”原理中，帝国区域内的各民族各个地区的民风习俗都会自然的存在，而不会失去“故乡”。但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上的，这种体系会摧毁一切不相同的风俗与习惯使之一体化。并且，民族-国家相互的竞争最终的结果会导致霸道的“帝国主义”。同这种霸道的“帝国主义”相对的是“王道”的“帝国”原理，在柄谷看来，要抵制今天的霸道的“帝国主义”，在更高层面上恢复“帝国”原理是最好的办法与救治之途。[25]

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落，同这种体系一种构建起来的文学及其制度正在急速地衰落，文学不再成为人们生活所关注的中心，或者历史地说，文学已经完成了它过去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现在，被文学所压抑的某种过去属于“帝国”的书写会随同“帝国”结构一起在某种更高层面上回归。这就是“文”/文章。这一主题可以视为是许多年前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讨论主题的一个决定性的延伸。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行人以夏目漱石为始终，详细地讨论了跟随帝国一起被民族-国家体系所压抑的“文”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其开篇所引用的夏目漱石在他的《文学论》序言中所讨论的“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一种不安之感念”[26]的问题其实正是东亚的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在最初接触现代“文学”时所必然产生的一种感受。夏目漱石的这种感觉其实在中国现代之初两代知识分子那里或多或少也存在过。但两代知识分子的感受稍微有些出入，对于第一代知识分子（如章太炎）而言，在文学接受之初就有夏目的这种感受，但到了第二代知识分子，文学的建制在东亚基本形成，因此，他们对文学的制度最初几乎都是全盘接受的，并且大多数都一直这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下去，但鲁迅是个例外，他对于文学的这种“不安”是后来逐渐形成的。

鲁迅在留日时期举双手欢呼“文学”的到来，并使自我沉浸于其中，但就在他被民族-国家的“文学”所浸泡的同时，被压抑的“文”/文章的传统经由章太炎也传到了他的意识之中。[27]辛亥革命后，类似于夏目漱石的“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一种不安之感念”的感受渐渐出现在鲁迅的意识之中，此前所建立的绝对的“文学主义”的观念逐渐开始松动，而其师章太炎的“文”/文章的观念在他脑海中一点一点复苏。《狂人日记》在实现了他留日时期的“文学梦”的同时也在宣告“文学主义”在他世界中的松动，因为，如前所述，《狂人日记》的写作始终伴随着写一点东西有没有用的彷徨。不过因为苦于不能忘却“寂寞青春之喊叫”（木山英雄语），所以“文学梦”还要继续下去，这结果就是《呐喊》《彷徨》，但虚无与黑暗也在继续，由于这些越来越浓密，以至喘不过气来，于是感到不得不甩掉，这就是《野草》的写作。《野草》是鲁迅甩掉黑暗与虚无的作品，同时也是鲁迅从“文学”的现代传统向古典的“文”/文章的传统更高层面回归的痕迹。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其潜意识中老师章太炎的“文”/文章的观念在鲁迅的世界中全面觉醒。而标志着这个觉醒的就是1926年秋冬的连续写作的两篇文字《写在<坟>后面》和《铸剑》。这前后，一种有余裕的“留白”写作在杂文中，在叙事作品（《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诞生了。并且一同回归的有幽默、诙谐与笑，而这正是半个世纪后，米兰•昆德拉想要寻找之物。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文”/文章的高层面的回归。

这之后，鲁迅全面转向杂文的写作，他说，杂文并非从我这开始，杂文自古就有，有文章就有杂文。[28]这不正是某种被压抑的“文”/文章的回归么？不过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回环往复。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著名的剧作家兼学者花田清辉才说，《故事新编》是“借前近代的某种东西为媒介而超越克服了近代”[29]的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正是鲁迅所谓的不要以一般的“文学概论”来看待之的一种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依然是某种极先锋的叙事作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先知者。鲁迅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世界史的发展方向。

注释：

[1]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及其生殖》，载[捷]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第47-50页。

[2]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第46页。

[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载《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00页。

[5][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载[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第22页。

[6]同上，第3页。

[7]鲁迅：《两地书·四》，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1页。

[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00-301页。

[9]鲁迅：《故事新编·序言》，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54页。

[1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00-301页。

[11]鲁迅：《而言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载《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42页。

[12]参见刘春勇：《昆德拉·鲁迅·非虚构写作——鲁迅之“文”在当下的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第59页。

[13]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15]蔡崇达：《皮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6]野夫：《乡关何处》，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7]阿来：《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8]参见刘春勇：《鲁迅的世界像：虚妄》，《华夏文化论坛》（第十辑），第60-67页。

[19] 1932年11月7日，钱玄同在日记里这样记载，“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9页。

[20]孙隆基：《新世界史（第1卷）》，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1]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2][日]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23][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24][日]柄谷行人：《帝国的结构》，林晖钧译，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

[25]上述内容分别见于《历史与反复》和《帝国的结构》两本书。

[2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8页。

[27]参见下面一段话：“首先，关于文学的概念。《文学论略》在批判六朝以来虚饰华美的文学定义之后，也批判了‘某人’相当近代式的文学定义：‘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与此相关，在有别于最初演讲章的文学论的‘国学讲习会’的另一个特为数位关系密切的留学生所开设的讲习会上，有这样的小插曲：根据当时与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前去参加的许寿裳回忆说，在讲习会席间，鲁迅回答章先生的文学定义问题时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受到先生的反驳，鲁迅并不心服，过后对许说：先生诠释文学过于宽泛。”《国粹学报祝辞》，1908年，《国粹学报》第4年第1号。转引自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第223页。

[28]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页。

[29] [日]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