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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散文集《花城》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

相较于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他擅长从日常的生活场景切入，向读者娓娓道来一处景观、一家物什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晰而文笔优美，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收获知识。

“我以写作散文为主，和我的创作经历有密切关系。”秦牧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或许与他多年从事编辑工作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秦牧居住在广州，曾任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那时，他主要负责一套丛书“中华通俗文库”的编辑工作。这套书的内容涵盖童话、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诸多领域，“以趣味的笔调介绍了各种比较正确的知识”，可谓是包罗万象。（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编辑这么一套“趣味百科”，秦牧需要掌握不少知识，这也为他散文写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相较于图书编辑，秦牧更重要的身份是报刊编辑。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秦牧就长期在报刊工作，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羊城晚报》的工作经历，更是成就了他散文创作的高峰。秦牧在自述中说道：“报纸的工作，在我生平所干过的一切文化工作中，是最沉重的一种。但是报纸给人以严格的锻炼，我衷心感到获益不浅。”高强度的审稿工作，锻炼了他对文字的感知力，而晚报副刊的办报风格，更催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如此慨叹：“写文章，副刊更是包罗万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大千世界的诸般事物，都可以汇诸笔端。”（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在办报和写作中，秦牧都发扬了这种“切实可亲”的文章风格，形成了自己对散文的独特理解。

“优秀的散文，应该言之有物，思想健康，文笔优美，富有个性，独具风格，饱含感情。我认为题材丰富和手法多样，文笔潇洒自如，才是较高的境界。” （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这段关于散文的观点，也是秦牧散文风格的写照。秦牧散文往往由眼前景、身边事出发，荡开思绪，一点点带出背后的知识与思考。这种“旁征博引”的写法颇得古代笔记之妙。以《花城》为例，秦牧在书写百花争艳之奇景时，顺带介绍了各类花卉的性格、产地及生活史，更将百花与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讲述了各地的插花习俗、特色花卉，语调亲切，文笔流畅，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地写就了一篇花卉民俗史。

秦牧散文不仅注意知识性与趣味性，更强调“言之有物”，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激发读者的家国情怀。这一点，无疑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散文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土地》中，秦牧从对于土地的感觉谈起，讲述了春秋时期重耳逃亡的故事，由此追溯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的风俗习惯。在《社稷坛抒情》中，秦牧更是借助社稷坛五色土的深远寓意，再次抒发了自己对“泥土”的深情：“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口；有人远从异国归来，俯身亲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

在秦牧的创作生涯里，他总是一边忙碌地工作，一边“偷闲”地写作。散文是他钟情且擅长的体裁，也是他播撒知识的种子、分享思想之光芒的媒介。自然万物，人文历史，民俗生活……秦牧散文恰似一扇又一扇小窗户，不断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