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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散文集《荔枝蜜》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

1961年，被学界称为“散文年”，其实亦可以说是“杨朔年”。这一年，杨朔的《雪浪花》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也正式提出了“诗化”散文理论（《东风第一枝·小跋》），激发文学界内外对于散文新样式的讨论与思考，更带动了刘白羽、秦牧在内的一大批作家进行散文创作。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杨朔正处于散文创作的高峰期，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或许与他所负责的亚非地区外事工作有关。这一时期的杨朔担负着“文化外交”的职责，一边亲历着祖国发展，一边探索着异域风光，这种文化的碰撞或许给他带来了别样的体会。这一时期的散文集《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既有丰富的见识，亦有蕴藉的诗意，可谓是杨朔散文的典范。

冰心曾如此评价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杨朔的文字内蕴而富有雅趣，体现出古典文学与现代“美文”的气质，这是“杨朔模式”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正所谓“文如其人”，据曾与杨朔共事的资中筠回忆，杨朔“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也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英文也很流利。”杨朔为人之谦和、为文之细腻，几乎让人忽视了他也曾是一位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就辞去了平稳的洋行工作，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并与1942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担任要职，还曾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亲赴抗美援朝战场，写下许多反映战争现实的战地报道，并以此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资中筠曾回忆，“我开始知道（杨朔）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因此，杨朔最初是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人们所熟知的。

如今我们熟悉的杨朔散文，是一种兼具细腻与平实的“诗化散文”。所谓细腻，是着眼点小，往往从细微处荡开，用“不蔓不枝”的笔触描写事物。比如在《茶花赋》中说：“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对比之下带人进入“花的世界”。《雪浪花》中，借姑娘的疑问，引出老汉“礁石被浪花咬”的趣论，又进一步对世事沧桑的感想和慨叹。所谓平实，是写人物生动可感，如在目前。比如《香山红叶》写“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荔枝蜜》中作者和老梁的一番对话，寥寥数语，蜜蜂的生存状况，便由养蜂员和盘托出，从而引发作者思考。

杨朔散文不仅关注生命，更关注人和万物。他时时刻刻注视着人群，关怀普通人的命运。这一特点在杨朔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便可窥见端倪。像《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等文章，都从百姓真实生活入手，表现对美军的同仇敌忾，及其他们饱受战乱之苦的生活。这种真实而细腻的描绘，建立在杨朔多年的记者经历上。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杨朔是一位“在现场”的创作者，正是有了记者的阅历、目光与胸怀，他才能在散文作品中体现出独到的洞察力。《雪浪花》的老渔民，《蓬莱仙境》的婀娜姐姐，《香山红叶》的老向导，《樱花雨》的君子……所有这些鲜活的人物，是一个人，更是一群人。

写个人，是为了书写一个时代。杨朔散文虽然以诗意著称，却从来不会遗漏时代的宏大命题。他往往通过带有“个体性”的小切口，建立个人与大时代的关联，力求“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从美丽的茶花想到祖国的欣欣向荣，从辛勤的蜜蜂联想到劳动者的伟大，从红叶显示出老者的饱经风霜、历久弥坚的风貌……凡此种种，已经将文章的主旨，引向更宏大的方向。如果说优美的语言是杨氏散文的外在特征，那么，始终注视吾土吾民，正是其创作的内核。

“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杨朔正是将那饱含着血与汗、泪与笑的生活，酿成了回味悠长的清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