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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及李洱《应物兄》（按得票数排序）5部作品摘得桂冠。评委李国平在接受中国作家网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丰富性和开放性，本届获奖作品饱满充沛，为中国当代文学长篇小说领域贡献了精品佳作。

记者：李老师好，请您谈谈对近年长篇小说的整体印象。

长篇小说是文学整体高度的标志。纵观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宏阔的、长河式的长篇小说仍占多数，力图对时代图画做全景式描绘、对历史进程作总体把握仍然是许多作家的追求，这个追求底下是绵延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同时，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了丰富性和开放性，例如付秀莹的《陌上》、刘亮程的《捎话》、吕新的《下弦月》、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或承传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或展现独异的表达方式，或打开别一种文学世界，提供了新的文学话题和解读空间，展现了长篇小说思维的宽广可能和更加丰富的文学气象。

记者：五部获奖作品脱颖而出，它们从题材或艺术上有哪些突出贡献？您最喜欢哪一部？

我看重的是文学的基本面和丰厚性，其实十部提名作品和十部文学作品之外的有些作品都很优秀，有些展示了作者的抱负和雄心，有些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茅盾文学奖在累积中形成了一些传统，这些传统非人力所能左右，支撑它的是当代文学的现实运动，实践成果。《人世间》《主角》《应物兄》都是饱满充沛的文本，书写的是时代变迁和现实生活，将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普通人的愿景、文化的兴衰、精神的探寻、人文品格的坚守等话题融入改革开放、精神成长的历史进程。《北上》则汲取了当代营养，在历史和现实、中国和西方的对话中开拓着世界眼光。

我想重点说一下徐怀中先生的《牵风记》，这部作品的篇幅并不长，但它非常丰厚。

从思想上说，《牵风记》展现出雄关漫道、砥砺前行、浴火重生的精神气质，其中突出对比大我与小我、人生理想与民族梦想，写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合法性结果，同时又写出了一种生命气象，给予革命者以生命的礼赞。让我们想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我认为《牵风记》塑造了丰富的共产党人形象，是一部大传。

从艺术上说，《牵风记》寓意于象，“乱云飞渡仍从容”，既透露着浓烈的现实主义底色，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

徐怀中创作《牵风记》，经历了三次否定，第一次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我们参照徐怀中当时的创作，那时如果他完成，也应该是优秀的独异之作。第二次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创作《西线轶事》前后，“几次动笔又几次辍笔”，这一次的否定源于整个社会精神认知的促动，个人文学认知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是整个新时期文学认识深化的结果。莫言曾说，徐怀中是我的恩师。徐怀中则说：“要说恩师，他的恩师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徐怀中说，源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作家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文学认知。徐怀中写作《牵风记》过程中的文学思考和新时期文学探索同步发生，即是个人的深切体验，又有浓重的时代印记。第三次则发生于《牵风记》文本的完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称之为否定之后的升华。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几乎穿越当代中国文学整个过程，是自己创作的经验总结，又应和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映照着当代文学前进的轨迹，凝结着当代文学的珍贵经验。它是一个个人化文本，又是有着丰富内涵并颇具启示意义的文学文本。

记者：茅奖既有自己所坚持的艺术要求，又不断呈现出它的开放性，能否就获奖作品谈一下茅奖的艺术标准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释是茅奖条例。一个国家的最高文学奖一定有自己的提倡，它一定是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平衡的，一定是注重用文学方式表达的大命题的。茅奖，十届，四十年，恰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构同步，它的基调，是一届一届参评和获奖作品累积而成的，它的标准的形成的最根本的基础，是文学现实，是文学实践的结晶。茅奖有自己的坚守，同时，开放性也是对文学发展进程的回应。关于开放性和多样性，人们可以举出许多作品的例子，如上届的《繁花》，例如第七届的《暗算》，本届评奖，人们给予一些具有鲜明艺术特质的作品以积极的评价，在我心中也有遗珠之憾。

记者：茅奖已是第十届了，您觉得这个奖项在引领长篇创作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人们说，文学是社会敏感的神经。历届茅奖都或隐或现地折射出了时代前行的特点，尤其是文学走向和时代情绪。例如第一届的《冬天里的春天》，它是文学复苏时期的反映，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修复创伤、寻找民族共识与未来方向的反映，第三届的《平凡的世界》反映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冲突下的青年选择，第四届的《白鹿原》可视为世纪之末中华民族反思历史、寻求科学发展道路、民族复兴的诉求的回应。

本届提名和获奖作品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如果你端详此次入围作品，会发现作家们独特的创作个性所构成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格局，以及未来各种文学评估所要重视的多样性。《牵风记》的意义，实际上已超过个体的创作，这样一个文本，凝聚着整个当代文学前行的足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宝贵的经验。《应物兄》也是一个丰厚的、具有启发性文本，它用文学方式思考百年来文化的命运，民族在探寻中的执守和执守中的探寻，大文本支撑起了大命题。《北上》设置了中国和西方、历史和现实这样的复线结构，在早些年这样的文本思考不一定会出现，它的站位，一定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对自己和世界的思考。梁晓声的《人世间》从改革开放前夜历史的冲动写到改革开放之后历史的选择，探索不断变化的人和世界的关系，用普通人的命运令人信服的给出了答案。历史感、时代感，历史和人构成了一体。

文学评奖是一种文学评估方式，茅盾文学奖多少有风向标的意味，意味着对过往的总结，对往后的启示。我对评奖的评估是，一个大的评奖行为要看整体上能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诉求，折射出社会前行的进步思潮，反映文学的深化和进步。本届获奖作品，历史感是突出的特征，时代感跃然纸上。有更长的历史书写，有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书写，人的命运延伸出的是时代命运的思考，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成为中国作家思考的重心——这不是茅奖的发现，而是茅奖的收获，集合一起就透现出一种思潮，一种引领。

茅奖的创设和倡导，一定有基本的和高端的参照，着眼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整体质量的提升，它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是在评奖过程中累积而成的，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有文学逻辑，有双向的回应，有尊重和致敬。一代一代作家的艺术努力，文学实践和文学成就支撑起了文学天空。茅奖用有效的方式，进行着集合和集成，用集中的呈现，体现着倡导，引领和启发。

记者：评奖过程也是评委互相交流、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您觉得这种碰撞是否对您的专业研究有启发？

评奖，也是在评自己。评奖，会有矛盾，冲突，尤其是自己和自己的冲突。但是，参加评奖是一次令人珍惜的学习机会，读作品是学习，讨论是学习，开启人的思维和视野。分歧、争论也是学习，每个人都有盲点的和局限性。我常被别人的看法所说服，也有被投票击败的时候。对我启发很大的是评委们浓郁的文学情怀和文学的坚守，和许多宏观问题的讨论。这段经历让我感念，让我收获。

（中国作家网 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