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边将》的故事框架，是我从史料里寻找出来的，而能写得有滋有味，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全是得益于我几十年来的人生体验。

《边将》，韩石山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46.00元

2018年12月，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韩石山新作——长篇历史小说《边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舞台，塑造了以杜如桢为代表的将领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写出了边将们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感情世界的纯洁与坚毅。

《边将》推出后引起较大反响。2019年4月，《边将》入围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2018中国好书”。5月，出版社二次加印该书。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文学》月刊社主编鲁顺民评价《边将》一书体现了作家的阅史之功，也体现了作家的阅世之功，“这部书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小说，如果你对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不妨将这部小说视作作家本人的‘身世之书’。这里面不仅有作家几十年的文史积累，更有作家几十年的人生体验积累”。

近年来，韩石山潜心现代文学研究，在现代作家传记写作方面成绩斐然。多年来专注传记写作的韩石山，在怎样的契机下写起小说？本报记者近日专访韩石山，听他讲述《边将》写作中的故事以及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思考。

中华读书报：《边将》从战事写起，而且确有史实，即嘉靖三十六年的右卫保卫战，以及墙子岭大战。您在写作的时候，是否受到约束？为了写作《边将》，您做了怎样的准备？

韩石山：确实受到许多限制。前一两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重新构思故事，一是充实资料。重新构思故事，得力于河南文艺出版的朋友的提点，比如要让情爱的线索，与战争的线索同步发展，同步达到高潮。充实资料上，做得最多的，是去书中写到的几个地方作实地考察。比如大同的得胜堡，张家口堡。书中写到主角的贬谪地，陕西府谷的半山堡，我也去过。这些地方，去过没去过，是不一样的。比如去了张家口堡（当地叫堡子里），就知道边地民众，是怎样抵御蒙古人的侵扰的，院落的结构，巷道的设置，无不具有边地的特色。除此之外，还要买书看书，比如书中大同巡抚方逢时有文集传世，名为《大隐楼集》，买下细细地看。

中华读书报：小说是否也融入了您对人生的认识和思考？比如“这世上两样东西最厉害,一个是理,一个是利”等等——您是这么看的吗？

韩石山：这部小说里，确实融入了许多我的人生体验。这些年来，我们的小说，几乎不谈这个话题，但是，最深切的人生体验，应当是作者在平日生活中得来的，尤其是一些有独特人生经历的作家，不应当回避自己最深切的人生体验。这些体验，有的是人生哲理，更多的应当是细微的人生感受。

能不能将自己的人生感受写出来，融进作品中，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外国作家，在这方面做的好些，中国作家，尤其是一些名家，似乎有意无意地规避这样的经验。《边将》的故事框架，是我从史料里寻找出来的，而能写得有滋有味，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全是得益于我几十年来的人生体验。“这世上两样东西最厉害,一个是理,一个是利”，这样的话，在书中，可说是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实在说不上多么的精辟。

中华读书报：《边将》里的杜如桢是个武将，但您的笔力更多的倾注在他的沉静和宽宏上。为什么？

韩石山：这是我的精心设计，着意安排。《边将》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如果将笔墨倾注在战争上，神仙也写不成一个像样的长篇小说。

起初写传记时，我还想着多写战争，有的正面写，有的侧面写，而写《边将》，我是明确地将写战争降到了次要的位置，着力写的是人情，是世态，是人与人的纠葛。只有这些，才是小说应当承载的，也是小说应当展现的。

中华读书报：寡嫂王慕青是您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能谈谈这个人物吗？在您眼中，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

韩石山：这部小说，因为题材的关系，人们自然地将杜如桢视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但是从塑造人物角度看，写杜如桢总要容易些，有战争，有政敌，有众多的人事纠葛，写出他的谋略，写出他的性格，都不是难事。而要写好王慕青这个女人，那就太难了，一是没有什么大事让她做，二是没有大的场合让她抛头露面。

怎么写好这个人物，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最后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好要写足，“好中的坏”也要写，“坏中的好”更要写。好就不必说了，“好中的坏”是什么呢，就是她要着力激励这个小叔子成就一番伟业，满足一个边关女人的荣誉感。在我看来，外表温柔，内心刚强，敢于表达自己真实感情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好女人。

中华读书报：父亲给杜如桢所说的姑嫂村的荤话，似乎不太符合那个时代。我只是冒昧揣测，不知您这么写，是为了丰富“边将”的人物性格吗？

韩石山：父亲给杜如桢讲姑嫂村（实为“姑苏村”）的兴衰，是在全书的第二章《右卫城》里，用了一节的篇幅。应当说，这一节里，并没有多么生动的故事，只是一种平直的叙述。对着实物，现身说法。或许沉闷了些，但我的用意是明显的，就是突出“风化”二字，比如写了从妓的荣娘，对边地男人肮脏的厌恶，祖父引进南方洗浴的设备。着眼点，都在“以风化俗”上。这也是对小说主题的一个阐释。

对小说，我有自己的看法，或许俗了些，却难说不对。我的看法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要从不正经中，写出那个正经来。这部小说的主题，第一章里，爷爷的一句“荤话”已说清了，就是边墙要修到什么地方，才是真正的边墙。这一节里，写姑苏村的兴衰，实际上就是具体的阐释这一命题。别的章节所写，大都是为了丰富人物的性格，恰恰这里，隐藏了我更重要的用心。如果有人以为过了，那是我没有把握好，不能说这样的用心是错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专业是历史，写人物传记和历史小说，是否更有优势？

韩石山：我上大学，学的是历史。我这个人，也特别爱好历史，这么多年，很少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少看当代作家的作品。当年写小说，是为了从吕梁山里跳出来，说白了，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调进山西省作家协会后，没有几年，就放弃了小说写作，改为研究现代文学人物，写了《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

有一点，很少给人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心病。1980年夏秋间，我参加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期“文学讲习所”（后来改名为鲁迅文学院），跟当年一批声名显赫的青年作家，在一起学习过一个不短的时期（半年）。我不认为我是能写得了当代题材的，但这并不等于我认为自己写不了小说。

多少年来，我总想着，自己该写一部怎样的小说。这二三十年，我一直在写人物传记，并不等于死了写小说的心。多少年了，我总在想着，能找到一个可以避开既定模式的写作题材，有时以为找到了，细一想，又自个儿否定掉了。没想到不经意间，逮住了这样一个历史题材，让我过了一次写小说的瘾。这个年纪，小胜辄喜，也是人之常情。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之前主要是非虚构，是怎样的契机写起小说？虚构和非虚构，不同的题材创作各有何不同的体会？

韩石山：最初是接受了山西右玉县委宣传部的一个任务，写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叫麻贵，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一位有名的边将。《明史》有传，史称“东李西麻”，是说那些年，北部边防上，有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辽东铁岭的李成梁，一个是大同右卫的麻贵。当时我刚退休，觉得写写这个，怪好玩的，权当消遣吧。

前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写成了，挺得意的，在博客上挂了几章。料不到的是，当地麻家的后人，说是侮辱了他们的祖先。我不生气，觉得人家的看法是对的。于是我将打印本交给县上，表明我完成了县上给我的任务，同时声明，我不写这个传记了，这个构思是我的，我将用这个构思写一部虚构的长篇历史小说。事实是，在写传记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历史小说题材，写成传记，局限太大了。

进入小说写作，一下子就轻松了。各种人生的经历与体验，全都调动起来，文思飞扬，喜不自胜。许多先前想都不会想到的俏皮话，纷至沓来，争奇斗艳。我是很早就用电脑的，这次写《边将》，从传记到小说，都是用手写，十六开的稿纸，一天三千字、五六千字不等，要的是那种手写的感觉。写到最后，感觉到每一个字都是在手心攥过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用手捋过的。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这几十年，读得最多的是史书。多读史书，对您写历史小说有怎样的帮助？

韩石山：我真的爱看史书，身后的书架上，什么时候都放着一套二十四史。说是虚荣心也罢，说是积习难改也罢，在我是自自然然，没有什么怪异的感觉。要说的是，这样的书，基本上不是看的，而是查的。平日看的，多是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毕竟对我这样的人，重要的是吸收，而不是发现，发现需要更大的本事，我不具备那样的资格。

正因为平日多看史书，这次写《边将》，就觉得顺手些。比如蒙古人南下，我过去就知道，那不是什么攻城略地，而是饥民南下就食。比如山西汾河沿线的村庄，大多修有村堡，过去说是防李自成农民军用的，我知道，那实际上是防蒙古人南下的，而且是朝廷颁布法令，布置修建的。这样到写《边将》，写起蒙古人的南下，甚至围城，就不是什么整齐的军阵，而是各色人等的大杂烩，蜂涌而来，又蜂涌而去。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写到书里，也才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中华读书报：《边将》出版后获得读者的好评，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韩石山：《边将》应当获得好评，我是有预料的，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动静会这么大。2018年12月出书，2019年3月底，“中国好书”发布会预排时，就知道入围了。虽说后来没有入选，也是意料之外的殊荣。到了5月，出版社又一次印刷，更是不敢奢望。

能获得读者的好评，我以为，一是这些年长篇小说不太景气。再就是，《边将》从动笔到改写到多次修订，我一直告诫自己，七十岁的人了，不必追求世俗的东西，只要能留下一部显示个人性情，显示一己写作才能的作品，就行了。或许正是这样的“自私”，让它写起来从容，有兴致，出版后，别人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