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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谨慎的心态完成写作 ——军旅作家王树增印象记

来源:文汇报 | 姜浩锋  2019年08月05日08:06

王树增近影

十年前的8月1日,军旅作家王树增推出《解放战争》。皇皇巨著,凡130万字,引起轰动。

不知不觉,十年光阴。王树增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非虚构长篇纪实作品持续热销,成为图书市场的现象级产品。在历届上海书展,王树增的作品更是众多读者的热搜对象。

王树增常来上海,应邀给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讲课,参加上海书展等活动。除了在上海书展现场采访以外,笔者在王树增下榻的美丽园大酒店,曾两次对他进行深度采访,每次访谈时间都在三小时以上。

这两次独家的深入访谈,以及之前之后的电话、书面沟通,使笔者感受到了书本、讲坛以外的王树增。

坦率的老王

第一次采访,是在2015年8月22日,星期六。记得那天一早,上海倾盆大雨。赶到酒店大堂,收起雨伞,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健发微信。没过两分钟,刘健和王树增就出现在酒店大堂。

这可是得来不易的采访机会。彼时,央视节目《百家讲坛》红红火火,使得早在2008年起就在《百家讲坛》主讲长征,2010至2011年先后主讲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的王树增人气爆棚,直接的影响就是其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那年7月,他刚参加完江苏书展返京,我看到有媒体刊登“王树增独家专访”,细读却感觉似非当面采访,很可能是邮件或电话聊两句再根据资料扩充的。

这给了我继续做王树增独家专访以极大动力——我还有许多问题可问,许多文章可写。但如何与他取得联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联络不上;通过上海书展组委会联系,答复是王树增确实会来上海书展签售,但具体时间未定。有朋友给了我王树增工作室的座机电话,拨去却无人接听——时常出差的王树增当然不会常在办公室。及至同事帮忙联系到部队的朋友,再联系到王树增夫人王瑛女士,才安排刘健与我接洽。

然而,刘健回复,王树增的日程已排满。发去采访提纲后不久,刘健发来王树增的具体行程。于是我们商定,在8月22日上海书展签售之前,做独家专访。查看签售时间定于当天下午17时,于是刘健安排采访时间在下午14时。

21日晚,刘健发来微信,问能否改在上午采访,地点也由书展现场改在王树增下榻宾馆咖啡厅。这当然再好不过,于是就有了这三个多小时比较透彻的长谈。

在酒店大堂,第一眼,王树增给我的印象是高大,粗略估摸有1.85米以上,看起来更像一名将官,而不是作家。事实上,他确实拥有少将军衔,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根据书展方面当天的最新安排,王树增吃过午饭以后就须赶到书展现场做一个讲座,并签名售书。这意味着,专访必须在中午12点前结束。从上午八点多到中午的这段时间,在他的行程表里就是“接受独家专访”时间,可见他对我先前发去的采访提纲是有所了解的,也有话要说,于是给我预留了比之前确定的还要长的时间。

未及寒暄,王树增就邀我在大堂一侧的咖啡厅落座。咖啡厅的座位对于他这样身高的人来说,显得颇为局促。他入座后,不得不把大长腿伸到座椅外,才能保证上身挺直的坐姿。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的采访主题也围绕抗战,以及王树增的作品《抗日战争》展开。我不是王树增的“粉丝”,但同样比较喜欢研究中国近代史。此外,王树增的战争系列,包括当时刚发行的《抗日战争》第一卷,我都已通读。作为专业媒体人,我同样认为——由他来解读抗战,听他讲述对抗战历史的一些看法,确实有一定参考价值。并且,既然他完成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写作,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一整段征程,他应该会有第一视角的审视与理解。

采访中,王树增很明确地说了这么一段话:“读者对《抗日战争》的青睐,不是我老王有个人魅力,而是我以非常谨慎加谨慎的心态,在完成写作。这六年的写作过程,与取得抗战胜利一样,凭的就是战战兢兢孜孜以求,180万字的作品,光笔记就不下300万字。”

老王是坦率的,坦率到把如何写就战争系列作品的秘诀都披露出来了。作为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写作方法,最主要的还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

“分析师”老王

2016年,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王树增再次来到上海,参加上海书展。这一次,他还是住在老地方——美丽园大酒店。陪他来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蔚先生。

我们的话题,从他另一部著作——《长征》展开,实则是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会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按王树增的说法,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审视长征。

《长征》的叙述时间从1934年开始。当时,社会由民国初年的乱象进入一种新的平衡,中共尚未成为政坛“明星”,武装力量也不强大,蒋介石则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蒋经国搞赣南新政,离苏区很近,某种程度是一种“比赛”。

王树增起笔的这个时间切入点,可谓非常有针对性。他说:“我的书稿从长征前夕的社会背景入手。之所以写这段,是因为很少有人知道长征前的情形。长征是当时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出现偏差的结果。既然连家都不要了——抛家舍业离开苏区——长征是在承担错误的后果,是一次突围转移的军事行为。”在王树增看来,中国共产党好不容易开辟根据地,建立属于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权模式,却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之地,教训深刻!

之所以写到1933年至1934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的行为,王树增分析道:“实际上,当时他们对‘剿共’已经相当乐观了。”那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1932年“一·二八”淞沪已经打了一次。一直以来,蒋介石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攘外还是安内?安内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国共两党从大革命以来一直纠结的问题。

王树增如此看“新生活运动”:这是大革命以来出现的非常奇特的现象。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终于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民道德低下的问题了。之前,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种集体的道德低下?所谓“新生活运动”,其实就是关注国民怎么走路、吐痰问题。当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关注吐痰问题,就不仅仅是在规范生活秩序,而是一个社会巨大的价值观全面性、集体性转变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说白了就是怎样过日子,怎样过好日子,怎样实现社会公平、伦理道德法制完善完美的社会。面对这些最广泛的群众利益问题,如果出现集体性迷茫,你去规范吐痰什么的是无用的!

“新生活运动”,是当时执政党的自救运动,想以此挽救自己的社会生活基础。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方面认为,剿共战争胜利在望,但抵挡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更大的危机可能在后面。“这世界上没有用武力、用杀戮把一种信仰彻底消灭的先例!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国民党杀戮异己,用宣传工具去调整社会道德问题,是对执政不稳的恐惧。在社会极度不公,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之际,远不是谈道德的时候。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样式问题。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找寻符合国情、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治样式。可以说,世界上已有的政治样式,中国都曾试验过。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王树增说,“在这样的试验过程中,蒋介石也没谱。包括蒋经国在赣州想学苏联的那一套,但他们吃不了那个苦。”

在王树增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也有一个艰苦摸索的过程,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中间有血腥——1927年,全国共产党员在屠刀下锐减——差点杀没了!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长征,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是再次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血迹,继续前进。王树增说:“现在有的电视剧里展现出长征出发时,红军军装整洁,红旗漫展,像旅游一样。这完全不正确。红军长征初期,即使在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某种协议的情况下,还是牺牲了一个师长。于此可见长征的艰苦卓绝。”

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漫长征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才诞生十几年,处于幼年期渐渐往成熟方面走。看一个人看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不是有多么巨大的成功,而是是否能勇于自我纠偏,勇于自我完善。用这样的观点审视长征,才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回事。

遵义会议不是仅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偏。这一过程充满了风险。譬如湘江战役,八万中央红军只剩三万。之前之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扎西会议,这一系列会议,是纠错的过程,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领导层重新构建,也是党的路线、观念、政治方向的纠偏。中宣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提到“自力更生”。王树增感叹,这个词异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期,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长征时,电台被破坏了,中共与第三国际失联。毛泽东那时候是行政干部,并无军事决策权。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被推举入军事决策核心。我认为,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性格的主轴——不能听人瞎指挥,不能依附别人。”王树增说,“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国国情不一样,没有现成样式可供照搬。如今还有个热词——改革。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他多次强调改革。其实,长征就是改革的过程。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往往会失败,而长征,在军事层面战胜的是敌人,在政治层面战胜的是自己!”

在和王树增聊长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非常注意细节。讲到湘江战役,他就提到这么一个细节——红军过潇水时,国民党飞机发传单。报纸上也有悬赏令——抓住朱毛,赏十万大洋。抓住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都有相应的赏金。然而就是没有李德、博古什么事。可见,李德、博古,连对手都不值一哂。从中,王树增分析道:“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精神世界依托什么样式?没有规范的样式和现成的借鉴。即使是西方多年的探索所得,也得结合中国的国情。荷马史诗当然可以借鉴,但我们只能依靠生存的这块土地,以及从本民族的奋斗史上去寻找合理的政治样式。”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精英自觉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种“焊接”。这样的“焊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在现场的老王

王树增的作品,写的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单单查阅、整理浩如烟海的资料,就已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然而,在完成这些大部头作品的过程中,王树增还抽出时间,尽可能多地跑到书中写到的现场。

他的作品中,许多红军歌曲是从老红军口中扒出来的。在松潘草地,王树增曾见过一个老红军,他连汉话都不怎么会说了,意识是混乱的,牙也没了,突然就仰头唱起了红军歌、长征歌。红军歌里,除了打倒白匪之类,也有哥哥妹妹之类。他唱歌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光芒。王树增认为,这折射出一个道理——幸福快乐与否,与金钱不成正比例关系。生活到了一定层次,快乐的源泉不是物质占有的多寡。“我只有在这一瞬间感受到这一真理。参加红军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残酷最艰苦的时光,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王树增说。

王树增跑到现场采访,有时令人感到他的工作方式像记者。然而,在现场,王树增并不仅仅是像记者那般在采访,而是在采集信息的同时,让思绪在时空中转换。

譬如习近平2014年于古田召开的全军整治工作会议上,提到陈树湘。这令王树增非常感慨。他在21世纪初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就去过道县陈树湘墓,并且后来还去过几次。“在墓前站一会儿,能感觉到许多东西。还有到长沙小吴门那儿转一圈,我能感受到当年陈树湘的那颗头颅悬挂在这儿。如果道县的陈树湘墓里有残骨,也是没有头颅的。陈树湘就是小吴门本地人,我眼前的瓦屋街是他的故乡。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时,他的母亲就在自家的门板上躺着。”

城门早已不在,多年前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王树增就在那个市场转了又转。他说:“这种感受对我是巨大的冲击,我是在寻找作家的情感依托。”

王树增靠破吉普车走完了长征最艰苦的大草地,有时路不通,就用双脚走。“但我羞于说这个,和当年的红军比,我们算什么,真的是微不足道。”

文字功底深厚的老王

和一般的历史学著作相比,王树增的作品文字考究,带有文学家的笔调。和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相比,王树增的长篇纪实作品总体上说经得起考证。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近几年来,笔者也接触过一些非虚构作品,说实话,即使有些是历史学教授所撰、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其中疏漏之处也不少。而王树增能做到文字考究、史实很少疏漏,颇属不易。

提及他文字上的考究,不得不提到,他曾运用象征写法创作中篇小说佳作《红鱼》《黑森林》等。1990年代初,他又带着改革开放的背景,为首都观众奉献了军旅话剧《都市军号》。不久,又与师兄莫言联手,在人艺推出话剧《霸王别姬》。

从小说家起步,变身剧作家,再回过头来到武警创作室从事非虚构写作,即便在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过程中,王树增仍不忘通过各种方式熏染自己的文字。譬如一套十几本的《中国相声大全》,被他散布于家里的沙发、床头、书案,稍有空闲便抓起来翻看,而且常常看得哈哈大笑。夫人王瑛习惯了,偶尔会问:“又是谁的段子呀?”王树增应答:“马季。”耳濡目染,走心过脑,让这位军旅作家在用文字讲述历史的时候,常常能让人看得动情、泪流满面。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树增为了写作,曾辞去“官职”。在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期间,他出入戏剧界,以“侃爷”著称。譬如在担任全军戏剧界评委的时候,经常要到各大单位去看戏。据说去了就侃,有时侃得人家心惊肉跳,眼看作品就要毙掉了,他又峰回路转,慢条斯理地对人家说:“不过嘛,这个剧要是稍稍调整一下,恐怕又有可能成为佳作。”一副高深莫测又真诚爽直的样子。

之后,他升任武警总部文工团长。这个团长干得不错。有一年,他调兵遣将,一下子推出四台大戏。而那一届全军评奖,武警首次获得奖牌第一,有的优秀演员一人就获两项金奖。

随后,他又变回真身——辞去团长回创作室写作。原因很简单,他对领导说:“我已经五十多了,最多还能写十年吧?我必须在这十年里把我要写、能写的东西写完了,让我去完成我今生的夙愿吧。”

如今,已经67岁的老王,看来已完成大多数的写作计划。前不久,有家出版社要给他出文集,稿酬比单本书高得多,他回绝了此等好意。放着“大钱”不赚,这是何苦来哉?王树增的回答是:“文集也不是一本本出么?那不和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冲突了?分明要争市场嘛?我可不能这么做!”

以超谨慎的心态完成写作的老王,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