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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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是海内外闻名的语言学大师。他的著作琳琅满目，有许多被译为外文，成为世界语言学界公认的扛鼎之作。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一书是国内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必修教材。未上北京大学之前，当我还是个工人的时候，王力教授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语言学界的泰斗，卓越的翻译家。在那大雾弥天的日子里，我曾自学他主编的《古代汉语》，读他署名“王了一”的法国翻译小说。有一阵我又对古典诗词发生了兴趣，于是他编写的《诗词格律十讲》的小册子就成为我朝夕相伴的书友。

1970年代末，通过第一次高考，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但不是中文系而是哲学系。这样似乎与王力教授无缘结识和交往了。但由于种种机缘，使我同王力教授不仅相识而且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记得与王力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在1980年6月初的一天，那时《北京大学校刊》开辟了一个“大学生生活”专刊，由我负责组稿和编辑。我就请了杨晦和王力两位先生分别为专刊题写刊头。两位教授一瘦一胖，除了平易近人这一点相同外，其余风度谈吐都迥然不同，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杨晦教授韧瘦潇洒，坐拥书城，谈话看似平淡却极有韵致。王力教授丰姿雍容，房间窗明几净，井井有条。他精力充沛，嗓音洪亮，语言富于逻辑性和科学性。

那年8月里的一天，我同一位同学去看望王力教授，向他请教治学的道理。他告诉我们：治学有两条，一是要占有材料，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搞科研就要充分占有材料，不能先有结论，后找材料。有的人不注意掌握材料，不是材料不足，就是材料有错，草率成篇，贻误后人。有科学头脑更为重要，这似乎很神秘，其实无非就是要善于逻辑思维，善于抓住材料和结论的内在联系。占有很多材料，但却得出错误结论，问题就在于不善于分析。搞学问要有两件法宝，材料、观点，这是立论的根本；材料要充分、确凿，观点要鲜明、有创见。谈到古书注释工作如何继承前人遗产时，王先生说：“这不仅是个具体学术问题，也是个方法论问题。有的前人已有定论，似乎不可推翻，有的因某位名家曾有评著，便不敢上前问个究竟，这个风气不好。古人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已有某些成果，我们怎么办？他看的材料我也看，看完以后经过自己的分析，看能不能得出和古人一样的结论。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提高。惑之深者言必切。躺在别人的现成结论上搞不出名堂。”王老告诉我们，不少学生问他如何才能学习好，他回答说，这不仅要敢于吃苦，而且要善于学习。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学习方法，搞语言的就要掌握好语言理论。

王先生的这番话对我以后的学习、写作、研究都有极大的帮助，我至今心中还在感激他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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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教授很喜欢让我为他照相，每次我把放大的照片送给他，他都十分高兴。记得我拍过一张他和他助手张双棣的工作照片，他十分满意；后来我放了一张十二英寸的送与他，他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中。

1981年6月我写了一篇《王力教授的爱好》的短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介绍他的业余生活：打桥牌、听音乐、看京剧、练习书法、游览、烹调。年过八旬的王力教授仍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他说：“我有两种娱乐，一种是与普通人一样，就是看电影、听音乐；一种是喜欢求知，搞科研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动力。”

年轻时，他的同学出了本纪念册，每人有一张照片、一个小传。在王力的小传上有这么一段话：“他很喜欢读书，从早到晚读书；他也喜欢娱乐，一两个月不看书也行。”他很早就喜欢打桥牌，也一直喜欢听音乐。他的孩子们受他的影响，都喜欢拉手风琴。有时他在工作，孩子们在室内拉琴，他一点儿不觉干扰。练习书法、游览是他最好的休息。十年浩劫中，批他的一条罪状就是“游山玩水”。他很讲究饮食，到外面饭店吃了菜，觉得好，回来就告诉自己的夫人，学着去做。

他也爱京剧，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京戏进行研究。当时，他和几个京剧爱好者正在共同编写一部京剧音韵学。他说：“京剧中老生和旦角、花脸同小生的唱腔各不相同，为什么不同，没人研究过。花脸是男低音，但是和外国歌唱男低音不同，花脸鼻音就特别重。”

作为语言学家，学地方方言也成了他特殊的爱好。他跟自己的夫人学苏州话，跟保姆学广州话，跟许多人学，除了福建的方言，其他方言他都能说。

除了语言学研究外，他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法文的。多年来他翻译了世界名著几十种。他对中国文学也很有兴趣，写过不少杂文和旧诗。抗战时在旅途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进行了语法分析，将语法结构摘录在练习本上……

这篇文章写成后未能征求他的意见就发表了。过了几天我去看望他，心里有些不安。没想到他很高兴地提到这篇小文，说写得不错，抓住他的特点了。

大学毕业时向他告别，他当晚就书写了一幅条幅，录他的诗作一首，第二天送给我。

毕业后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不久又至《人民政协报》副刊专刊部任副主任。王力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我与王力先生又有机会在各种场合见面。他对我这个并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始终没有忘记。

1986年3月16日中午，我去燕南园寓中看望他，并向他组旧体诗词方面的稿件，他拿出一个小笔记本，里面收录着他的许多诗词。他说：“这都是没有发表过的，你挑几首吧！”于是我抄录了《纪事诗赠李赋宁先生》《赠辑志》《游镜泊湖》《题戴震纪念馆》《〈壮哉中华〉征文》《题健行斋读书图》六首。后三首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开幕时发表于《人民政协报》上。

对于第一首王先生解释说：“文革”中他和西语系李赋宁教授一起“劳动改造”，李处处照顾他，每次担煤挑瓦，李先生都把扁担上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挪上许多。患难之交，情深谊长，王先生始终不能忘怀。此诗为：“搬煤运甓共双肩，我已白头君壮年。我自负轻君负重，每怀高谊辄欣然。”王先生还告诉我，第二首是写给他儿子的。此诗为：“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那天我的身上恰好带着一本纪念册，就翻给王先生看。他看到上面有许德珩、周谷城、冯友兰、宗白华诸老给我的题词，十分高兴，就说：“我也给你题几句吧！”我说：“我喜欢您的诗，您就题一首诗吧！”他说：“一首太长，我只题两句。”于是他很认真地题写了《〈壮哉中华〉征文》中的两句：“献身甘愿为梁柱，许国当能促富强。”这是对我最好的勉励，非常珍贵！

谁能想到，题此诗句的一个半月后，他就告别了他的事业和他的学生。

每当我看到这幅墨迹，眼前便浮现出王先生那伏案笔耕的形象。王先生生前如此喜爱这两句诗，其中定有更深的意思吧！

不知王力先生在题此诗句后是否还有手泽留给后人，如若没有，这当是他的最后一幅墨迹，其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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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1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朱光潜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时，王力先生出席了。他挪动着胖胖的身躯，深情地在朱先生遗像前鞠躬，这使我想起一些往事。记得朱先生曾告诉我，他同王先生是多年好友，北京解放前夕，王力夫妇在朱家住了很长一段时期。

一个星期后（3月23日）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开幕，王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大家都感到很欣慰。过了几天在京丰宾馆餐桌上，剧作家吴祖光突然告诉我们，王先生住院了，病得很重。我吃了一惊，在座的女作家叶文玲“哎呀”了一声，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她告诉我：她的小女儿去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开学时王力教授与新同学见了面，同学们很高兴，为有王先生这样的老教授而感到骄傲。

记得王力先生在1980年夏天曾对我说过，他的工作计划已订到了85岁。这几年来，王先生确实殚精竭虑，成就斐然。除了指导研究生和研究写作外，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的成员，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很少有人知道。

王力先生1986年5月3日以85岁高龄仙逝，他在80岁制订的五年计划想来大多已经实现。他那严谨的工作作风，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关心青年的诚恳态度都令我永远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