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评论家李敬泽说，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陈彦的本行是戏剧，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具备一种能力，就像舞台上的“角儿”，站到那里，一张口，便是一江春水，百鸟朝凤……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是锋利入微，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是老戏骨评说人生的戏，是雅俗不拘、跌宕自喜，你能感到这样的语调本身就是兴奋的，它沉浸于人间烟火，它自己对自己都入了迷。

近年来，作为深浸于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戏剧家，陈彦连续推出《西京故事》《装台》《主角》等长篇小说。在把小说中的小人物推向台前的同时，他也被置身于聚光灯下。《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7年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此次书博会，又推出“陈彦小说三部曲”丛书。

2019年，陈彦离开生活三十年的西安来到北京，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

访谈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的童年吗？有人认为童年的生活滋养作家的一生，您认同吗？

陈彦：我的童年是在陕西省镇安县的大山区里度过。那里过去叫“终南奥区”，就是终南山里神秘而又不为人知的地方。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教书。整个童年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转移了几个公社。基本上是三四年换一个地方。那时交通不便，觉得换得很远，环境老是新的。现在看来，也就是在方圆一二百公里的地方兜圈子。上学，也经常整班级地住到生产队里劳动，勤工俭学。尤其喜欢到“广阔的田野”住上几天，吃大锅饭，睡大通铺，割麦子、点洋芋，还搞泥塑，觉得摆脱了父母的管束，很自由，很好玩。还有就是看电影、看戏，一赶几十里地，觉得可满足、可幸福。记忆大致如此。

要说生活滋养，到现在我描写山区，还都是那时的记忆。山民的形象，也总是那时熟悉的面庞。也许比同龄人多换了些环境，多认识了些人，便对生活有一种新奇感。那时别的孩子看不到报纸，但我能看到。许多字，连看带蒙的，算是多了一个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知道山外还有很大的地方，那里好像比我们这里事更多更热闹。童年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肯定是极有意义的，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给山村形貌打下了底色，让我每每写到山区时，都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后来我也常回去，公路变了，人的服饰和生活方式变了，总有不变的东西在那里恒久屹立着。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文学的热爱受谁的影响？

陈彦：准确说，是受时代的影响。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镇安县的文学青年特别多，好像搞文学是一种时尚。那时经济建设还在摇摆期，全民经商的时代还没到来。读书成为青年的一种时尚。能写点东西，在外面发表一下，那简直是轰动全城的事。那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县工会这些组织，会经常请些省城的作家诗人来授课，或者开改稿会。好稿子，《延河》这类杂志会专门编一期类似“镇安文学专号”。就把一城的青年都能搅动起来，朝文学的路上狂奔。我十八岁在省报文艺副刊发了一篇散文，激动得一天到街上转三圈，看人都是啥反应。文学是好东西，也是害人的东西，成了就成了，不成的，害得一辈子疯疯癫癫找不着北，最后连普通人的日子都没得过。在我的印象中，镇安文学当时很厉害，后来就逐渐分化，各弄各的事，坚持下来的人不多。我以为，干啥事都重在坚持。坚持总是有收获的。

陈彦

中华读书报：陕西名家很多。你们之间的交往多吗？您的创作有无受到他们的影响？

陈彦：陕西文学名家大家的确很多。我受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柳青先生我无缘见面。但读他的《创业史》和系列作品，尤其是在文学圈子读他的人，读他的人格，读他对创作与生活的认识处理方法，受益匪浅。路遥也接触不多，在一起开过会，听过他的讲座，最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在一起吃过一次烤羊肉。是老乡请他，我蹭吃。我听他说创作，说朋友，说小吃，说身体状况。时间不久，我就在广播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感觉他的身体很壮实啊！他的作品当时炙手可热，只要发表的，我几乎全都找来读了。前几年我又重读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因工作关系，连《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本都通读过一遍，还参加过各种研讨会，滋养是巨大的。再就是陈忠实老师。我们接触颇多。那些年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院长，常请他来看戏。他特别爱秦腔。我写的《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舞台剧，他都看过，并且还都写了评论文章。后来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他也都看了，《西京故事》写了文章。《装台》一直说写，却病情越来越严重，还是以题字的方式加以鼓励。他像一个文学父辈一样，总是在提携、呵护着我。他去世时，因工作原因，我是治丧小组的组长，送他遗体进火化炉的那一刻，我泪眼模糊，觉得是一个真爱着自己的文学长辈走了。

还有就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体对自己的影响力。贾平凹先生是文坛公认的“劳模”。我们认识很早，大概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老到镇安深入生活，并且写了《鸡窝洼的人家》，后改编为电影《野山》。我从镇安调到西安后，他家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那时见面会打个小牌。更多的，还是喝茶，聊天，谈文学，说各种有趣的故事。我们见他总在写，有时进去烟雾缭绕得人都看不清，作品层出不穷，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名气够大了，真的是笔耕不辍，这让我们没有不继续写下去的理由。我写的舞台剧，但凡请，他也来看，还会提意见、题字祝贺。由于是老乡，见面特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包括隐忍、以柔克刚这些东西。文学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贾平凹先生对我的创作影响，更在一点一滴之间。再就是陕西文坛有一批厉害的评论家，他们是托举作者的高手，我每每感到这些大手的温度与力道。

中华读书报：在陕西生活多年，您创作的多部作品也以陕西为背景，能否谈谈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陈彦：我25岁进西安工作，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专业编剧。在这个城市生活了30年。衣食住行，全靠这个城市供养。感情的深度与浓度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更别说在创作上给我提供的各种养分和材料了。写作的方法有千条，对于我，最根本的是对生活的熟悉与浸泡。不熟悉的生活，我一个字也编不出来。不是说必须亲身经历，而是书写对象，我们需要用各种办法去努力接近，最终骨骼与皮肤都可感时，才能下笔。我之所以要反复写西安，写陕西，甚至写秦腔，写文艺团体的那些生活，就是因为熟悉。在一个居住了30年的城市，写她的肌理与骨感，还是略有点把握的。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全都集中在我的作品里了。离开这座城市前，我给这个城市写了个话剧，也算是对这座城市生活特质与精神脉相的一次概括吧。话剧先起名叫《秋色满长安》，后来改名叫《长安第二碗》，女儿陈梦梵也参与了创作，我是希望把他们年轻一代人的思维带进来。我还为此专门写了个后记《向西安致敬》。

中华读书报：写作多年，陕西在您的笔下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

陈彦：变化是惊人的，有些地方一段时间不去，是要让我为之瞠目结舌的。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是亲身经历者。物质与精神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尽管有诸多不如意，但总体我们在进步，是大踏步的进步，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因为我们身在其中，一切历历在目。在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构与挤压、较劲中，精神迷失问题，的确也严重存在。但人比昔日文明程度的总体提高，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无论城市、乡村，人都在向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蜕变。因为我们太熟悉三四十年前的农村、城市。正因为还有诸多问题存在，文学干预生活的力量就不会减弱。作家在这块热土上还大有可为。

中华读书报：您目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何？到北京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彦：我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自己感到是一次专业的回归。我搞了几十年戏剧创作，来到这里，是给我提供了更高的学习平台。全国戏剧高手很多，在协会与他们打交道的机会多了，尤其是能看到更多中外优秀的戏剧演出，感到很满足。北京大，就是辛苦些，有时为看一台好剧，需要耗掉四五个小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得适应。苦并快乐着吧！

中华读书报：镇安还有亲人吗？回头看您走过的路，您愿意怎样形容这片土地对您的影响？再回西安、镇安时，是怎样的心情？

陈彦：镇安还有很多亲戚、同学、朋友，还都保持着联系。西安生活时间更长，亲戚、朋友、同事更多。老想回去看看，但工作又不允许。我至今只要做梦，还都是镇安、西安的事。有好多次梦中上班，还都在过去工作过的单位开会、分房、评职称。这就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也是对我生命不可撼动的影响力。陕西与北京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陕西人大概更从容、自在、率性一些。北京相对包容、严谨、矜持一些。加之自己什么也不熟悉，就还是在工作以外，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倒也产生了适应性。

中华读书报：书博会有您的三部作品插图版，谁作图？合作是有什么机缘？为什么将这三部作品集中出版？以陕西为背景的作品，占您多大比例？

陈彦：这三部长篇小说插图版，都是在陕西师大出版社的推动下完成的。是他们策划、创意的。他们做得很认真。插图人是书画家马河声。那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也熟悉我所描写的那些人物故事，加之他书画双骄，我是喜欢中国古典书画作品中的书画同构画面。我觉得那样的插图，更雅致、馨香、有书籍的气味。马河声先弄了几幅作品出来，朋友们都觉得很满意，他就连着创作了20幅，比我小说写得好，增色了。

截至目前，我所创作的作品，基本都以陕西素材为主。包括舞台剧《大树西迁》，写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故事，也是站在陕西的土地上，书写上海这批知识分子的性情、性格、困惑与奉献的。我说过，不熟悉的东西没法写。不烂熟于心的生活，是压榨不出所需要的精神玉液的。

中华读书报：对于未来的创作，您还有哪些规划？偏重戏剧创作还是小说创作？

陈彦：我初到新单位，工作比较繁忙。还无法进入创作。不过阅读量倒是在加大。无论出差还是公休日，我给自己的读书都在施压。比如重读中国四大名著，突然发现了自己过去阅读这些书籍所没有认知的诸多盲点。还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在我们的传统小说中，也早有端倪。兴许我的判定不对，但几百年前的几位中国小说之父，的确是了不得的。他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历史的批评精神，今天仍是一种高度。更何况语言的真正中国表达。当然，对杀人如麻的快意，也让我常常不适或惊愕不已。重读，细读，精读，精彩处老想找人分享。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书，总觉得坐飞机的时间短了些，怎么两小时连50页还都看不完。总之，还在为未来的创作做基础工作。至于戏剧与小说，我从来都认为是互补的两个方面。国外很多小说家也是戏剧家，戏剧家也是小说家。什么题材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眼下可能对小说会偏重一些，才写上瘾嘛。手头倒是有两个题材，还在准备材料阶段，酿酒发酵吧，兴许写出来还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