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女性一直在工作》（1981年初版，图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对于女学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现在对出版和发表的要求在急剧增加。不发表一两篇论文，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找不到工作，而且从教的最初几年还要马上出版第一本专著。我真替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难过，因为很多人到了必须考虑结婚生子的年纪。”

当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是一名妇女史学者，同时也是社会史学者、劳工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政治史学者

邢：您是在妇女运动中引领潮流的那一代，而且作为女性率先进入了学术领域，还在职场上与性别歧视作斗争。但你们这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缺少职业学术女性的榜样的。

凯斯勒-哈里斯：我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有几位比我们年长的女性在前方引领，比如格尔达·勒纳就是我的个人榜样。在20世纪早期，有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朱莉娅·斯普 鲁 伊 尔（Julia Spruill）等 人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去撰写女性历史。专业学者瞧不上她们的研究，但她们仍然是我们的表率。我们前一代学者比如威莉·李·罗斯（Willie Lee Rose）、格尔达·勒纳、安妮·斯科特，都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整个学界都意识到女性学者和妇女史的价值，我们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应当向她们致敬。

拿格尔达·勒纳来说，她于1973年在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开设了美国第一个妇女史硕士项目。1974年，她邀请我去做客座教授，与她相处的两年时间使我颇受启迪。与此同时，我的朋友琳达·克尔伯因为寻找终身教职受阻，于是在美国历史学会内部发起一次有益的行动，担任该学会首个“女性地位委 员 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Women）的成员。现在她可能是美国最知名的妇女史学家。你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榜样来自民权运动和新左派。一旦大门被打开，人们就会接踵而入。所以第二代出现时，她们已经能够撰写妇女史的学位论文了。南希·科特、萨拉·埃文斯还有南希·休伊特（Nancy Hewitt）都属于这一代。我们这代人是从研究一般性课题起步的，但下一代就可以自由地研究有关女性的课题了。

比如，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宗教史的，琳达·克尔伯最初研究的是联邦主义者，布兰奇·威森·库克则研究一战中的和平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美国历史杂 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发表关于女性的论文还很困难。所以我们创办了《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两者都是跨学科期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四五种专注于妇女史与交叉学科的刊物，包括《女性和性别》（Women and Gender）、《妇女 史 杂 志》（JournalofWomen’s History）。一旦有了出版阵地，知识就得以传播，妇女史研究也繁荣起来。

我不是说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即使现在很多院系意识到他们必须聘任一个专职妇女史、性别史或性史的历史学者，但是一般也只有一个教职。所以，妇女史学者面临的职位并不多。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讲，当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是一名妇女史学者，但你同时也是社会史学者、劳工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政治史学者。你不能只把自己限定为妇女史学者。因为你们也许找不到妇女史的教职，但是如果你写过政治中的女性，你就可以教政治史了。这算是为你在就业市场上加了双保险。我们的认同更广泛，这符合我们逐渐形成的认识，即为了理解美国历史，我们必须理解性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邢：当您刚得到教职的时候，他们让您教妇女史吗？

凯斯勒-哈里斯：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并没有那么顺利。当时我任教于纽约长岛的一所小型学院，我是历史系聘任的第一位女性学者。我在那里从教了20年，是唯一的全职女教师。当然，也有兼职教师或者只教一两年的女教师。我受聘的专业是美国历史，我教过美国通史课程、“20世纪美国史”以及通论性的劳工史、社会史。很幸运的是，在我去那之前，一位男同事在系里率先开设了妇女史课程。我去了之后不久，他就把课让给我了，所以我那时候可能比大部分同仁都过得自在。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那时候我和两个男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所以我在办公室，我都会让门开着。因为关着门会显得很别扭。男同事们会在系里开会的时候说闲话，虽然没有恶意，但是这些窃窃私语也让我清楚自己是个异类。例如，会议记录一般是由新进成员来做的。但我到系里之后，这样的规定就把我的男同事置于尴尬的处境。每次开会之前总有人对我说：“爱丽丝，通常来说我们应该让你来记录，但因为你是女人，我们不能让你做这个。”然后所有人就会嘀咕，好像我把额外的负担强加给了某个人。偶尔我会以幽默回应。幽默还帮我化解诸如不帮他们泡咖啡的万年调侃，事实上，我会笑着提议，由我来教他们怎么冲泡咖啡。

还有些事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时我有小孩，白天有人在家照料孩子。但我必须准时回家，所以我不能总待在办公室。然而我不可能总以照顾小孩为理由而不去开会，所以我得想一些其他借口。我会说我得去看戏或者其他什么事，这样才不至于招惹议论。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了，有男老师站起来说我得去接孩子了，每个人都要为他鼓掌呢。

我们这一代人拥有后来人们必须去争取才能获得的机会

邢：下面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我很愿意听听您的看法：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假设在时间冲突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一个角色，母亲、妻子、教师、学者，哪一项是您最优先考虑的？

凯斯勒-哈里斯：这就像是表演杂技一样困难。对于女学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现在对出版和发表的要求在急剧增加。在那时，只要你做个好老师，在系里服务好，即使出版著作不多，在大部分高校都能拿到终身教职。但如今这在许多学校都行不通了。不发表一两篇论文，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找不到工作，而且从教的最初几年还要马上出版第一本专著。我真替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难过，因为很多人到了必须考虑结婚生子的年纪。

我1968年博士毕业，后来凭几篇论文和一部参编的丛书就拿到终身教职。直到1980年我才出版第一本专著。那时候我有小孩，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投入到工作中。老实说，我要是晚出生20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获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可以慢一点工作，慢一点发表是件挺奢侈的事。虽然我会去演讲、参会，活跃于学术，但是我没有被要求去做现在的年轻人必须做的事情。

另外，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钱去雇人照顾孩子。那时还没有公共托儿服务，但我们能为女儿请一个非全职的保姆，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所谓先锋一代——还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后来人们必须去争取才能获得的机会。我举个例子，在1973年，我被选进美国研究学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全国委员会，代表美国研究领域的女性。一年多之后，我又受邀加入美国历史学会的女性历史学家委员会。那时候满足要求的女性太少。一旦这些专业组织发现他们需要女性，我们就要承担大量工作。但同时，这些工作也促进了同业间的交流，比如这让我们与许多重要刊物的编辑建立了联系。这对于我后来的出版帮助巨大。我想现在年轻人要面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们不能一起做，所以你要选择你想做的那件事。如果你想待在家照顾孩子，那很好，在家陪孩子，慢慢来，花上两三年的时间。但别把工作完全放下：慢慢写你想写的书或文章，或者就好好教书。做决定是要承担代价的，但根据个人需要做优先选择是可行的。现在这个时代，无论男女都要结合家庭、事业以及个人需要去做决定，每个人都要依据自身情况来做职场选择。

邢：当人们谈及非常成功的女历史学家的例子，他们往往会说她们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子女众多。所以在这个女性定义的背后，潜台词就是女性成功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如果家庭不美满，即便学术做得好、工作再有成就，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女性。

凯斯勒-哈里斯：依我个人经验，如果女性生育五六个孩子，那她要从家里得到许多协助才行。也许她们家里足够富有，可以请全职保姆。但有一点你是对的，我们对于两性有双重标准。男性发表优秀的论著就能算作成功，而家庭责任不会被计算在内。现在可能有些许改变。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在美国，人们处理家庭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的家庭就是个例子。我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有三个孩子，另外一个女儿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坚持工作，一般每周工作30小时左右，孩子们小的时候，她丈夫在家里照顾。另一个女儿，虽然有博士学位，但有15年没有工作，她最小的孩子开始上学后，她才回去工作。还有一个女儿，和她的丈夫一样，一直在工作，根据需要雇人帮忙。大家做不同的决定，根据个人情况平衡工作和家庭。

他们倒是没权力开除你，但是可以在你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投反对票

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她读硕士的时候已经60岁了。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生了三胞胎，所以要花很长时间照顾孩子。她要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和精力开始重新读书。她最后选择了去印第安纳的一所高校攻读妇女史的硕士学位。我有时想，即便她生完孩子以后回到学校，或许也会面对制度层面的种种阻力。您在20世纪70年代找到教职的时候，系里是如何对待女性学者的，您是否遇到过歧视，相关的制度又是如何改进的？

凯斯勒-哈里斯：在我记忆中，没有什么太过明显的歧视，但有许多规则和做法有效地妨碍了女性全心投入工作。例如，很多院系不愿意同时雇佣夫妻双方，这就意味着有些夫妇需要长途通勤才能见面。当时也没有正式的产假，女性要么得在带薪年假期间生孩子，要么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休假，这种假期通常没有薪水。一段时间之后，妇女们开始向专业组织施压，要求变革。比如美国历史学会的女性历史学家委员会说服理事会出台了一项规定，即年度会上的每个研讨小组都必须是性别混合的。这意味着大多数研讨小组的男性必须竭尽全力寻找合适的女性。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出台后，男性会员照做了。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更改了年会的时间。美国历史学会以前是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周末举办会议，而那一周孩子们一般都要放假回家，许多女性都走不开。然而男人却常常盼望着这样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在忙乱的节日期间，暂时离家远去。我们说服学会将会议从那周改到一月份的第一周，也就是孩子们返校之后，这使得女性更有可能参加这些会议。

我们还坚持让《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实行性别混合。我们推动各院系公开招聘所有工作岗位，这样年轻人就不再需要依靠担保人或导师为他们找工作了。历史学家组织无权干涉院系的工作，但它们可以制定标准并鼓励人们遵守这些标准。比如，虽然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他们实行带薪产假，但我们确实敦促他们改革了终身教职制度，允许生孩子或照顾新生儿的父母在申请终身教职的七年年限上宽限一年。

涓涓细流终能汇成大海，量变也最终会引发质变。在过去，如果一个院系有职位空缺，有些人，也许是系主任，就会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问他们是否有合适人选。在我们坚持所有工作都要公开聘任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每一份工作，即使是常春藤盟校也都必须公开聘任。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无论肤色之别，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岗位可以申请。虽然这不代表他们能得到岗位，但至少他们获得了机会。这些变化使行业内发生了转变。现在的平等范围扩大了，例如现在的研究生都在争取家庭健康保险，而不仅仅是个人医疗保险。

邢：之前访谈玛莎·豪厄尔教授时，她曾建议，女性要统一战线、一起为自己的权利呼喊，而不要个别发声，因为如果你自己站出来对抗整个圈子，第二天可能就失业了。

凯斯勒-哈里斯：他们倒是没权力开除你，但是可以在你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投反对票。更常见的是，他们不听你说话，排挤你。但如果你采取集体行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合作，你就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女性身份让我意识到很多事情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努力通过平衡工作和家庭去争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学会了如何去鼓励那些有困扰的学生，并让她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障碍。我学会了去开导她们，告诉她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我属于为所有女性开辟道路而共同努力的那一代人。那段相互鼓励、一起奋斗的历史，让女性变得更加强大。

（本访谈系“历史让女性更强大”下篇，上篇见2019年7月19日《文汇学人》。邢承吉，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方向博士候选人；王仲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