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个写作者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要跟当代去做一个不太规范的接轨。今天的场景太过庞杂，如何写得令自己信服，这是一个问题。我倾向于将记忆也看做是技巧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经过加工的产物。

班宇

《冬泳》，班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49.00元

“细节生猛，语言迅疾，在地方性的声口里，反讽仿佛幽默的变种，亮光潜藏成痛苦的底色，在生活巨大的轰鸣声中小心翼翼表达的悲悯，是一种存在的寂静。繁花似锦又惨淡无比，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时代的悖论成就了一个小说家的犀利，也守护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运。”这段今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前不久在广东顺德举行）“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授奖辞看似略显拗口，实际上相当贴切地概括了获奖者——作家班宇的写作。

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冬泳》中，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沈阳等北方城市的芸芸众生有着生动、准确的描摹。那些自谋生计的国企下岗工人、南下打工者、青春叛逆期少年、前景未卜的小生意人、内心苦闷寄情酒精的自我放逐者……在班宇的笔下沉默度日，谈不上乐天知命，倒也随遇而安。这种被大环境覆盖的日常表象下蕴含着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沮丧、聚合与疏离、热烈或漠然。人物们活得有些恣肆、任性，但更多是沿着命运走向，不算牵强地隐忍，直至习以为常。

2016年才动笔写小说的班宇当然得算文学新人，但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若干媒体上发表乐评的他又俨然文字“老手”。1986年出生在沈阳的他，与父母住在单位宿舍，旁边就是工人村，童年记忆与国企改制、下岗、买断工龄等逐渐进入历史的关键词相交，从小耳闻目睹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成为日后写作的素材来源。读他的小说，常有强烈代入感，人物对话与细节刻画精准，这些浸透着“本色”意味的作品与他的成长记忆密切相关。他把小说贴在“豆瓣”上，很快得到不少网友反馈，还获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紧接着，他的中短篇小说陆续出现在《收获》《当代》《上海文学》《小说界》《鲤》等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文学奖项的认可随之而来。

近年来，随着双雪涛、郑执、贾行家等来自东北的年轻作家及其以辽宁、黑龙江为地域背景的一系列文学作品越来越引人注目，这股东北文学热潮渐成规模，班宇和他的写作亦在此列。不同的是，他至今工作生活在沈阳，与他笔下的那个世界近在咫尺。就在本报记者完成对班宇的采访，截稿之际，首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在南京揭晓，班宇获“年度青年作家奖”，另一位沈阳作家郑执的《仙症》则获“年度青年佳作奖”。

中华读书报：《冬泳》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大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味，人物的对话、行为、情感乃至诸多细节，让亲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工业城市市井变迁的我非常有共鸣，这些有多大成分来自你的记忆和见闻？在写作过程中，对这些记忆如何取舍和“加工”？

班宇：这个问题之前讲得很多。今天不妨换个角度谈，所谓的现实意味，在小说作品里，到底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现实主义不仅限一个风格或者类别，它在不断地折返到自身之中，层叠铺设，团结为新的形式和历史。现实的叙事次序、观念和逻辑等等，都可提供比小说所需要的更为充沛的养分。这个层面上来讲，人物的对话、行为、情感乃至诸多细节，不过是其中的一点点技巧。我倾向于将记忆也看作是技巧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经过加工的产物。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东北”已成为一个含义复杂的标签，客观反映也好妖魔化也罢，人们对此的印象和看法都难以统一。你在写作《冬泳》中的这些小说时，对于笔下的故事走向与人物塑造有没有基于这种“东北”热潮下的顾虑、拿捏？

班宇：完全没有，我甚至觉得我的呈现完全不同于那些卡通印象。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些结论是何处得来，但跟我所见所闻，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再说回来，我认为我的小说仍是纯粹的虚构文学作品，有一些元素，超越所谓“热潮”的表述。

中华读书报：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个带着本原色彩的地域概念，中外作家皆如此，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莫言的高密，等等。截至目前，你作品的地域背景大多围绕在沈阳等东北（辽宁）城市，你如何理解作家与所谓“文学原乡”的关系？

班宇：我觉得是一个写作坐标的确认问题。对于一些小说作品来说，作者需要找到一个根基，以切实的场景引入切实的情感，将所有的记忆与观察作为一个变体，再进行平衡处理。作者在对待“原乡”时，实际上是一种重构。

中华读书报：“在生活巨大的轰鸣声中小心翼翼表达的悲悯，是一种存在的寂静。”这是此前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给你的授奖词中的一句，我比较留意“悲悯”二字，实际上此前从网上看到乃至我自己读你的作品，也会联想到这个词，但悲悯也意味着你与笔下人物和他们处境的某种距离感，你怎么看待作品中的“悲悯”？

班宇：对我来说，悲悯反而是没有距离感的，怜悯这个词语或许有，但悲悯没有。悲悯是同情，而非可怜，是我也身处其中，束手无策，而非作壁上观，绝尘离去。

中华读书报：还是说到这次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获奖感言里你形容奖项的获得是提醒自己回到课堂好好写作的铃声，具体说说这个比喻的含义吧？

班宇：这个比喻有点别的小心思。我说了回到课堂里，但不是非得写作。我在学生时代，上课时基本不听讲，总是走神，脑子里琢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想，这是我当时取悦自己的重要方式，如今有点怀念，所以其实我是想走一会儿神。

中华读书报：在这几年涌现的东北作家中，有些是离开东北到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隔着时空距离回顾和写作，有些则仍然工作、生活在东北，比如你。对你的写作而言，“留守”东北是不是更有益处？

班宇：我并不觉得自己处于一种“留守”状态，我的生活范围本来就不大，比较固定，所以有多大益处，我也实在没有察觉。我觉得想写东北，或者此类有地域色彩的小说，在哪里也都一样可以做到，不会太受什么限制。

中华读书报：你最初写小说是在“豆瓣”网上发布，会有网上读者的即时反馈，这种有别于传统写作和发表的互动对你随后的写作产生影响了吗？

班宇：没什么影响。多数读者谈的都是自身感受，寻求经验上的共通之处，并不是真正互动，一场自我的心灵按摩。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不大看得出那个曾经的“摇滚青年”“乐评人”的痕迹？写小说之后，还会有写评论的冲动吗？

班宇：其实还是有一点，在部分小说里，仍有一些音乐场景的描述，如果是乐迷的话，也许会领略得到。写评论的冲动，其实一直都有，跟是否在写小说关系不大，主要是有时看到一篇不太行的评论，就总想着换自己上场，踢个二十分钟，可能也不太行，但要谈冲动，一般就是源自于此。

中华读书报：关于东北、沈阳、铁西区、工人村的题材，会继续写下去还是逐渐到了告一段落的阶段？作家在写作上走出“舒适区”是必要的吗？

班宇：我个人的理解，不认为作家有任何“舒适区”，作家在“舒适区”待着的时候，也就是他最不舒适的时候。我不认为东北、铁西区等词语属于题材范畴，在写作里，我只是借用其中的一些元素，顺手而已，所以不太存在是否要告一段落这样的说法。

中华读书报：改革开放已四十年，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也有很多年了，今天的沈阳与你笔下那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沈阳相比变化太大，曾经计划经济下的劳动者大多已步入老年，你的写作视角是否会从九十年代后推到十年二十年后，直至今天？

班宇：每个写作者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要跟当代去做一个不太规范的接轨，这个姿势很难做出来，但仍值得探索。今天的场景太过庞杂，如何写得令自己信服，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能做的只是不断地言说，画一个又一个圆圈，不断环绕，以接近问题的核心。

中华读书报：之前你参加《鲤》杂志的“匿名作家“写作比赛，那或许是一个试图隐藏写作风格的比赛。你的参赛篇目《海雾》乍一看是一篇不太“班宇”的短篇小说，你怎么看待“风格”与写作的关系？鲜明的个人风格是否是必要的？

班宇：《海雾》这篇还是有一些读者猜得出来，我也觉得惊讶。但也并不能说，我在这一篇里，在刻意隐藏自己的写作风格，只是我认为这篇小说的叙述需要这样的语态去进行对应、呈现。作品的风格是个很大的命题，若想探讨，或许可以片面归结为作者的性格，不同之人，叙述语调不同，其话语风格在细节处，从词句的选择，到行文节奏，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如今的写作景观来看，探讨个人风格的重要性，还为时尚早，事实上，拆去一些不必要的装饰，就会发现目前的写作很难说有什么真正鲜明的风格，这个时代的特征大概就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地说说你的“文学师承”吗？除了你之前曾公开表达过推崇之意的托马斯·曼的《魔山》和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

班宇：没办法讲得特别具体，很难有明确、直接地影响到我写作的小说作品。我的阅读谱系有点奇怪，平日来讲，对于哲学和理论书籍的阅读比例要远超过小说，最近在读斯台凡·摩西的《历史的天使》，写得很好，音乐评论、诗歌也会翻看一些，小说反而不会那么多。

中华读书报：有没有那么一部小说，是你偶尔会想象会构思但一直没动笔的？或者说，你心中的完美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

班宇：乔伊斯的《死者》是我心中完美的小说。构思但一直没动笔的，也有一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鼓起勇气来写一写。我时常劝自己道，有的小说呢，只是想想，也未尝不可，不必非得写出来，滞留在想象阶段，也是件美妙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你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采访中提到，目前在写作上最希望有所进境的并非题材上，而是写法上，为此你是否有所准备，进展如何？

班宇：很抱歉地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进展。这是个长期愿景，理想状态，具体在文本实践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