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8年，中国作家林语堂用娴熟的英语写成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林语堂成了大洋彼岸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作品登上了当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就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成就来说，这一纪录前无古人，至今仍无来者。

无论是写作还是参加各类活动，林语堂都自觉地赋予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他的一生辗转旅寄，也可谓名副其实的全球征途：十岁离开家乡后，从厦门到上海再到北京，走出国门到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短暂回国后又定居美国和法国长达三十年，晚年辗转新加坡又移居台湾和香港。

如此种种，让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成为非常独特的存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看到了这种独特性。作为同样处于跨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中国学者，他想写一部“智性传记”，不仅仅从史料中爬梳出一个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试图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于是有了这一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错位”的文化使者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后世谈林语堂时最常引用的句子。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位脚踏不同文化的作家身处的位置与他关注的事物却常常并不统一。

他出生在福建漳州的乡土社会，但因父亲是牧师，所以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学有所成后，他到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但却羞愧于自己作为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而开始潜心学习传统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他又极力倡导国民精神之欧化，借用西方尼采笔下反传统大师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即以西方精神来呼唤中国人之“精神复兴”。

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关注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及其文化精神，但却是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纽约完成的，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介绍给当时渴望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1942年，二战正酣，林语堂又在美国编撰《中国印度之智慧》，试图用“东方智慧”来应对当时世界的困境，寻找和阐发一种和平哲学。再到战后的1948年，林语堂赴欧洲巴黎担任联合国职务，又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刚刚离开的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编撰《美国的智慧》，从美国智者的作品中打捞那个曾经很有活力如今却逐渐式微的“美国梦”，为现代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力量源泉。

林语堂这种特殊的写作路径并不是巧合，而是在清晰判断与清醒觉知之下做出的自觉选择，是在用望远镜与显微镜同时观察东西方文明。与书写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将其对象化、客体化，这使得他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书写对象的核心要义，从中提取关键部分来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发声。长期浸淫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很难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做出理性客观的评判，没有机会接触外来事物，也让一种文化越发固化而失去活力。此时，一个新鲜的、生动的、充满激情的“他我”恰能成为最好的镜鉴，映衬出原有文化的长处与弊病，让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融，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风云变幻，也日渐联系紧密，中国“开窗放入大江来”，知识界渴求来自西方的新文化，西方也在重新发现和定义东方。林语堂是在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本土生活体验，同时兼具西方知识背景，能够以地道的英语交流、写作。历史选中了他来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他也没有辜负历史。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之一是他引进了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概念。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旧传统的规训与束缚，找到一种自由写作与自我释放的方式，以无形之力达有形之功。林语堂解释，幽默不是嬉皮笑脸，而是冷静超脱地对人生给予同情和理解，以宽容的态度笑对人生的悖谬。“幽默”这一现代汉语新词正是由林语堂音译敲定，它成为中国人常用词的过程，也恰恰是我们逐渐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被美国文化界颇负盛名的“每月读书会”推荐为“当月之书”，评审委员会主席这样说：他用对中国文化精髓的亲身体会和提炼来对照我们美国人，整天忙忙碌碌但就是不知道成功和幸福的区别在哪儿。林语堂让美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一个不同于以往“中国通”眼中的落后、扭曲、笼罩在西方价值观之下的中国，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这种被成功欲望裹挟的生活，也许正需要中国人那种睿智而快乐的哲学。

站在一种文化中用历史长焦观察另一种文化，让林语堂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视野，但也存在某种危险：以先入为主的思想美化书写对象，使其带上强烈的个人色彩。不过，林语堂并不纠结于此，他从没想过以科学的方法去为一种文化厘清概念、梳理脉络，使之成为符合逻辑的体系。他说：“我宁愿做我自己”。

这种“做自己”，是他一生的写作姿态，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哲学理念——追求人的自由，确认现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吾国与吾民》到《生活的艺术》，他用个人的笔调倾谈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穿衣吃饭、花鸟树木，讲艺术与宗教、幸福与离愁，讲现实与梦想、自由与尊严，每一着笔，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林语堂说，中国哲学首先把生活看成一个艺术整体，它要求人们有意识地回到简单，并提倡一种合情合理的中庸理想境界，在生活的艺术中自有一种艺术的生活。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试图将“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创作了《京华烟云》，以小说的形式具体展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中国人民的可亲可爱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野蛮，显示出战争摧毁美好人生的恶劣无道，内蕴仍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东西方共建的和平哲学

二战期间，身在美国的林语堂挂念同胞，也看到了世界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他的批评焦点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转向对整个世界现代性的普世批评，由一个“中国抒情哲学家”成长为“自由主义跨文化哲学家”。他以引入印度经典来阐释东方哲学的本质是人的哲学，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和人文价值，而不是由条理清晰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随后更进一步，他辑录美国文化名著汇编《美国的智慧》，将其做成真正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他认为，一种世界和平哲学必须由东西方共同创建，这种和平哲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关切。

我们所熟悉的林语堂的文字是轻松幽默、率性洒脱的，如同“坐在火炉边和我们清谈人生故事”，后来发展出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他信手拈来生活中的一切，用一种“既辛辣又温和、既深刻又天真、既欢快又严肃”的笔调娓娓道来。因此，他的文章和小说都让人感到亲切，充满了人情味。但这种文风并不仅仅依赖于他闲谈的语态和闲适的笔调，更来源于其深层的思想本质。他认为，伟大的文学都旨在稳健、全面地洞察生活，文学要为我们扮演生活阐释者的角色。他反感将哲学科学化或是玄学化，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要把世事化繁为简”。林语堂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是对人和生活的关注，他的思想藉由揣摩现实人生得来，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具体可感的、活泼生动的生命哲学。

正因如此，当二战将人与人生一同摧毁，彼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和经济学将人不再视为人，林语堂不由得暴躁起来。他写下：“这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件事让我充满变态的虐待冲动，那就是狗屎般的‘经济学’。”他称用霸权和武力碾压人性的地缘政治学为“血腥地球学”“道德卖淫”。大概历史上从没有人像林语堂这样，作为一个在美中国学人，如此尖锐强烈地抨击西方战时政治及现代病。美国人感到困惑，那个温和儒雅的中国哲学家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辛辣的大嘴巴“牛虻”？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究其根本，仍是在孜孜以求一种能够理解人、关注人生的和平哲学。

晚年的林语堂似乎在完成一种回归，重新发掘童心，也重新发现耶稣。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照片拼在一起，称为“三个小孩”。在妻子买菜归来时，他和两个外孙一起冲上去将妻子围住，笑闹不断。也许，他正是在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粹无碍的“人”的本质。他从耶稣的教诲中看到了指向光明的正面向上的引导，和儒道学说有彼此交融之处，充满了爱和关怀，既温柔又坚定。在林语堂的眼中，耶稣此时成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奉献的榜样，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回归孩童与耶稣，也是他为自己最后找到的“成人”之道。

在林语堂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以七旬高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全部精力都花在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之上，健康也因此受损。词典成功出版，他喜形于色，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在中西文化间游走一生，林语堂视编撰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为终生抱负，也许，正是想通过最后的努力，为后来人打开一扇沟通中西的窗吧。